時隔一年再次落地廣州，熟悉的感覺如再見一位不必握手見禮的故人。凌晨一兩點，不少店面依然通明，賣豆漿、粿條、腸粉、竹升面和豬雜粥。往來食客趿著拖鞋，踩過白日的積雨，落座在松垮脆弱的塑料板凳上。即便沒有夜食的習慣，檔口的蒸汽與燈光也令人心安，因為人總會遇上一個莫名失眠與饑餓的深夜，毫無征兆地走向街頭，而撫慰張皇失措的轆轆饑腸，這座城市一早就準備好了。

腳下有半掌大的蟑螂爬過，有的蟑螂還長了翅膀，會飛。巨大的褐云瑪瑙螺粘上路邊的臺基，目睹榕樹的根莖如青筋暴起，生生撬開地磚。流浪貓在從未斷絕的雨水中失去蓬松的毛發，瘦嶙嶙倚在街角，暗處有刺耳的尖聲傳來，是老鼠，叫聲在路燈的光紋里回蕩，貓與人都不去睬，不過片刻，便已融入溫吞昏暗的夜色當中。

是，我對這座城市的興趣不僅出于所謂的“煙火氣”與“人情味”，更迷戀的，是她晦暗、混亂與復雜的底色，這絕非什么貶義詞。相比干凈整飭、明亮舒朗的北方大城，這里起伏的道路、崎嶇的方言、陰晦的窄巷、淘金的鬼佬，以及隨處冒出的神龕宗廟對我有著天然的吸引力。洲頭咀，東風東，海心沙，江南大道，寺貝通津，永漢戲院，單看那些地名就平白令人相信，這里注定會有故事發生。汪曾祺曾說，別人的詩是寫在白紙上的，而李賀的詩是寫在黑紙上的，所以色彩鮮明濃烈。我愿意相信這片土地就是一張紋路模糊的黑紙，是無數瑰異故事的溫床。

《斷指》即是這樣的一個故事，起源于一則一閃而過的新聞帖。有段時間我在廣州沒有工作，“靈活就業”，每日在大街小巷做citywalker，倒也沒什么壓力，甚至還覺得自在。于我而言，如果這個詞能被翻譯，恐怕不應被譯成中產氣息濃郁的“城市漫步者”，而是漫無目的卻也自洽自得的“街友”。后來忽然就不能出門，citywalker也沒法做，生物鐘很快失靈，變得晝夜顛倒，每天盲目而機械地上網、刷手機，疲憊像披風一樣罩在身上，無法抖落，越壓越沉。就是在這樣的刷屏中，我看到這則帖子，停頓了一下，很快又劃了過去——手指，抑或說大腦的慣性讓我無法停止，等回過神想去截屏，卻發現再也找不到了。那段時間我一個字也沒寫，只日復一日地做飯、吃飯，我也為自己陷入寫作的荒漠而焦慮，覺得自己不該這樣，至少應該做點記錄，但我沒有辦法。很久以后，我讀到埃萊娜·費蘭特的演講，她在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提到，無論能力多少，我們創作小說不是為了讓假的看起來像真的，而是為了通過虛構，以絕對的忠誠說出最難以言說的真相。她的話讓我想起了那則新聞貼，它像一朵淺淡的烏云，正在被忘記的邊緣飄散，于是我拿筆把它記了下來。

找與藏，對與錯，生病與健康，聰慧與癡傻，這些特質并非刻意的設置，而是故事的黑紙讓撞色尤為明顯。編輯小王老師說，鏡像對照不必刻意，也不必分派在幾人身上，要讓對立的兩面在一個人身上共存。我們反復打電話，討論如何處理這樣的對立統一。我覺得她說得對。

關于小說中廣東話的使用，也是由故事的氣氛決定的。作家蔡東曾言，對小說的構思，不光是情節意義上的，要考慮的，還有故事的氣息和氛圍，是幽暗還是明亮，是童話感還是現實感，基礎調子是溫煦還是寒冷的。根據需要，引入合適的元素，反復強化。《斷指》中廣東話正是這樣的元素。語言是人物的核心，人物說出口的話代表著這是怎樣的一個人，語言要與人物身份適配，還要與相應的情節適配。阿才很少出家門，人又癡傻，于是全程說著單調的白話，阿弟在讀了幼稚園后，開始朗聲講普通話，并且傾向于用普通話與人交談，這是教育的結果，也預示著某種變化。

粵語九聲六調，保留大量古漢語音調，韻母更復雜，入聲短促有力，與普通話相比，有著更加波瀾曲折的聲線，具有天然的故事感。音節的音調變化越豐富，旋律表現自然就會越好聽，同一首歌曲，粵語版明顯要比國語版更好聽動人，就是這個道理。當廣東話呈現在故事的黑紙上，線狀的吐字感讓敘事的色彩愈加分明，讓亮處更亮，暗處更暗，有如套上一層對比度極高的濾鏡，這是普通話敘事很難做到的——說來奇怪，我自幼生長在北方，也沒有什么語言天賦，但卻能在極短時間內熟悉廣東話的用法，做基本的聽讀，并且熱衷于學習和使用，這大概是一種特殊的緣分。

我十分欣賞的作家黎紫書曾在一篇創作談中提到，她堅信每一篇小說都該有屬于它自己的“聲音”。因著內容的不同，即便都以中文書寫，每一篇小說的語言都該有不同的質感和溫度。我非常贊同。巧的是，寫下這篇文章時她正在廣州，她說，這些年我連在自己的國家都一再被誤認為外國人，而廣州卻漫不經心地認領我，一點不以我的長相打扮和口音為異。我想或許在未來，我也能重新被這座城市認領，并在其中繼續“walk”，為筆下的故事尋找獨屬于它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