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他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近十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文學創作也出現了嶄新的氣象。這種嶄新氣象的出現，是和文學創作資源的轉換分不開的。文學創作資源是文學工作者面臨的首要問題，以不同的資源觀照現實社會生活，以不同的文學資源表達作家對于社會生活的思考，肯定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文學面貌。

上個世紀80年代至新世紀頭一個十年，文學創作總體上比較倚重西方資源。這么說并不是說文學創作沒有師法中國古代文學，而是說，轉化中國古代文學資源尚沒有成為中國作家文學創作的自覺追求。取法西方思想、文學資源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經濟上、技術上與世界接軌，文學創作也在向西方汲取資源，為經濟改革、技術創新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如此向西方學習，自然有其歷史價值。然而，中西在思想上自然各有特點。西方思想的誕生是和西方社會進程和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把西方資源作為了解西方的窗口、認識西方的路徑，其價值自然是存在的。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路徑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有所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決定了中國文學資源與西方有著天然的差異。因此，當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時，適應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學敘述自然也應該做出調整。文學創作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中國古典文化，顯然更合乎歷史發展進程。

全方位觀照現實生活

關注現實社會生活，把時代現實作為創作源泉，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中國當代文學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近十年來，當代作家密切關注中國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寫出了現實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勾勒細描了現實社會生活的紋理

關注現實社會生活，把時代現實作為創作源泉，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深刻揭示了中國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也是中國文學始終關注時代變遷的形象寫照。傳統文學經典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再到明清小說，無一不是因為對現實有深切觀照而抒寫，并在當下歷久彌新。關注現實也是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學大家，雖然選材不一樣，表達方式有差異，但是，他們的鴻篇巨制，無一不是源于現實社會生活。中國當代文學也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更加關注中國社會現實，不過，有些作家更關注現實生活的黑暗面或人性的卑劣處，對宏闊歷史的挖掘與蓬勃生活的書寫仍顯不足。近十年來，中國作家密切關注中國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寫出了現實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勾勒細描了現實生活的紋理。

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現實的發展變化是作家紛紛敘寫的重點，聚焦社會發展是這十年文學的最大特點。《人世間》以“光字片”的周炳琨一家的命運沉浮為線索，展現了城市一角，同時也宏觀書寫了社會現實40年間的滄海桑田。《山海情》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山區西海固人民和干部們在福建省的對口幫扶下，通過辛勤勞動和不懈探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設成寸土寸金的“金沙灘”的故事。《山海情》所講述的事情，是中國社會嶄新的事情，也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特色。敘述中國式現代化成為這十年小說創作的主要態勢，《戰國紅》《經山海》《寶水》等是其中的代表作。《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雪山大地》《熱血》《芬芳》《花燈調》《草木志》等“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作品，以表現新時代鄉村振興為基本內容，更是強化了長篇小說聚焦與表達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能力，也打開了中國作家觀照現實社會生活的視野，提升了小說家對于廣闊現實的表達能力。這些作品在表現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中國式現代化生活圖景的時候，并非采取簡單的講述故事的范式，而是在藝術概括力和結構能力上有嶄新的思考。比如，《寶水》獨到的空間敘述、《草木志》的雙重敘述視角、《花燈調》的內外結構等，都是極具價值的藝術創新。更重要的是，這些表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小說作品從歷史時間的角度來敘述中國故事，《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都以從自然時間到歷史時間的轉換來構架小說的敘事。兩部小說開頭都是典型的自然時間，隨著敘述的推進，歷史時間漸漸構成了小說敘述的內在動力。這樣的安排顯示了小說家在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已經從更高的歷史發展視野來敘述中國故事。

當然，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觀照并非意味著小說家只關心現實的物質世界和可以感知的客觀世界，表達現實社會變動所引起的精神世界的變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近十年長篇小說在表現隨著物質文化變遷引起的精神震顫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回響》應該算作其中的代表。《回響》著眼的不是現實的社會生活，而是人物的幻想，把精神幻想看作現實社會生活的回響來書寫，在精神癥候和現實社會生活之間建立起了密切的關系，這是《回響》區別于其他專注精神領域敘述的小說的特質。這自然也是作為先鋒小說家的東西，面向切實的現實社會生活的重要轉變。

我們也注意到，隨著中國式現代化漸趨深入，也必然帶來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變化。現代生產生活方式與傳統倫理道德之間的沖突，也是書寫現實社會生活的小說家應該關注的領域。上個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剛剛興起之際，史鐵生、張煒等作家就注意到市場經濟帶來的道德滑坡、倫理顛覆的現實，主張以人文精神來化解這一問題。隨后，也有不少小說家在這一領域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劉醒龍的《蟠虺》《聽漏》對這一問題的思索值得重視，這兩部作品所著眼的都是人們所陌生的考古生活，在對器物和傳統理想化人格的互文中，強調了精神高貴的重要性，強調了“禮”的重要價值。

文化與社會發展關系的新思考

近十年來，我們從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多個角度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中國文學在書寫社會發展與優秀傳統文化關系時，注重考量如何以更有實踐意義的方式去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新文化運動以來，反思國民性，構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條內在的思想線索。西方啟蒙文化以及此后相繼涌現的各種現代思想文化潮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原型文化、存在主義、語言哲學、后現代思想與文化，依次構成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思想資源。可以說，西方文化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內生動力。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尋根文學等社會思潮的興起，中國傳統文化也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史鐵生、張煒、韓少功等作家，一再在其文學作品中高揚人文主義，把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下社會的價值張揚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有一些文學作品為了凸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僵化地看待傳統文化，把傳統文化看作是本質的、先驗的存在物，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些作品忽視了具體的歷史情境，沒有考量社會發展的實際，從而把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推向一個尷尬的境地。這些作品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有意無意地陷入了機械主義的陷阱之中，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缺乏應有的科學尺度。

近十年來，我們從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多個角度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認知。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中國文學在書寫社會發展與優秀傳統文化關系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作家不再概念化地去思考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而是考量如何以更有實踐意義的方式去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本巴》是一部向蒙古族史詩《江格爾》致敬的長篇小說。但這部作品不是簡單地復述史詩內容，而是在時代發展的歷史背景之中，書寫了《江格爾》史詩的價值。作品既有小說的虛構部分，也有《江格爾》史詩的原文節選；既有復現史詩基本情節的部分，也有對于史詩傳播功能的展現；既塑造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品格，也包括了對于世界的認知。劉亮程并沒有強調《江格爾》史詩所敘述的創造歷史的宏偉精神，而是著重突出了蒙古族人民的游戲精神和童心，對當下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是從當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精神出發來重述文學經典的有益嘗試。

很多文學作品從傳統道德的角度審視社會發展，但劉醒龍的《蟠虺》《聽漏》等作品將社會精神與社會道德置于歷史發展的視野中展開，在動態的發展變化中敘述傳統倫理道德與當代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聽漏》講述了春秋戰國時期楚王身負箭傷，想回城內卻不被守城官鬻拳所允許，最終不得不重返戰場。雖然打了勝仗，但因舊傷復發而死。為了贖罪，守城官鬻拳主動要求倒埋倒葬，據說以這樣的方式下葬的人，得三千年后才能投胎轉世，這是那個時候的人們所能想到的最為嚴酷的懲罰方式。作品在幾代人的歷史對話之中，表明了文化、倫理、精神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由此我們認識到，文化既有適應社會發展、持續變化的部分，也有恒久穩定的部分，時代會為之不斷注入新的內涵。

雅俗交融的審美趣味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思想指引下，文學閱讀日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精神生活。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文學創作表現現實社會生活的能力增強之外，把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元素融匯進文學創作，也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原因

近十年來，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思想指引下，文學閱讀逐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精神生活。

發軔、發展在市井的通俗文學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何為通俗小說？其經典定義在清朝得到了廓清。清人羅浮居士（姓名不詳）的《〈蜃樓志〉序》對通俗小說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理論概括：“小說者何？別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一言乎說，則凡遷、固之瑰瑋博麗，子云、相如之異曲同工，與夫艷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經、原道、辨騷之異制，概勿道焉。其事為家人父子日用飲食往來酬酢之細故，是以謂之小；其辭為一方一隅男女瑣碎之閑談，是以謂之說。然則，最淺易、最明白者，乃小說正宗也。”通俗小說從類別上看，屬于獨立的民間文化的一部分；從內容上看，它關注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寫的是小事、瑣事、閑談；從語言上看，它采用日常生活中所說的“白話”。基于上述緣由，通俗小說在大眾讀者中有廣闊的市場。通俗小說的類型眾多，而演義、公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類型，也最為老百姓所喜歡。

不過，通俗文學在主流文學的敘事視野中一直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新文學運動以后，也有很多作家一直致力于寫出老百姓能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像趙樹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趙樹理方向”的提出，便是對于趙樹理深耕中國文學傳統的創新發展的高度肯定。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資源轉向西方，尤其在先鋒文學興起之后，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到了20世紀90年代，先鋒文學轉向，故事重新得到重視，作家們也開始有意識地吸收中國古典文學資源，但通俗文學資源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這種情況在近十年得到明顯改善。

演義被小說敘事吸收，在革命歷史題材敘事上帶來了嶄新氣象。革命歷史題材所敘寫的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近些年興起的革命歷史小說，很大程度上算作是“演義”。“演義”是中國古典通俗小說的重要敘事類型，如《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三國演義》等。“演義”小說所采用的事件是歷史事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歷史人物。但是，很多情節、細節、人物形象也是虛構的。這樣的敘述套路是中國老百姓所喜歡的，滿足了老百姓對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好奇心理。這種通俗小說的敘事陳規，廣為近十年的小說所借鑒。《暗算》是先聲，《千里江山圖》是集大成者。《暗算》的主題屬于“紅色文學”的范疇。其所敘述的主要情節和人物有歷史根源，但它和“十七年”的“諜戰劇”又有所不同，有更強的演義成分。小說在表現共產黨人崇高風范的過程中，對懸疑、解謎等元素的運用使故事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暗算》之后，《千里江山圖》也借鑒了“演義”的筆法來講述中國革命史。整部小說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敘述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地下黨員如何在險惡的環境下完成上級黨組交代的任務。小說的另外一部分則是“附錄一”“附錄二”。“附錄一”是《我所了解的陳千里同志》，這是一份口述實錄記錄稿。“附錄二”是《在相關行動中犧牲的中共地下組織成員》。這兩部分屬于歷史紀實，提供了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樣的結構安排顯示了小說的獨特構思。紅色經典《紅巖》也是根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改編成的，但和《紅巖》嚴格遵循正史的敘述手法不同，《千里江山圖》在敘述之中加入了更多的演義要素，細節、情節、包括情節的組織上，更有閱讀驚喜。

公案小說也是中國古代典型的通俗小說，如《三俠五義》《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彭公案》《狄公案》等。《回響》作為一部探討現代社會心靈密碼的小說，充分吸收了傳統公案小說的敘事要素。小說的主要人物冉咚咚是一名刑警隊長，她受命偵破一件命案。小說的敘述主要圍繞命案的偵破展開，但小說不僅僅是敘述命案如何被偵破的，而是抽絲剝繭式地展開命案背后的撲朔迷離的人物命運遭際，探尋人的心靈才是小說最為重要的內涵。作品主要討論的是愛、罪與罰等關乎人類心靈領域的復雜問題。但閱讀起來并不令人生畏，沒有陷入到哲學的玄思之中，這與其充分吸收了公案小說的敘事滋養是分不開的。

先鋒文學再出發

近十年，小說在發展過程之中并沒有放棄或者中斷先鋒探索，而是把先鋒文學精益化，不斷推向新的歷史高度。把人類的情感、精神置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書寫歷史求真和先鋒敘事手法之間的聯結，賡續古典文學敘事傳統，都是先鋒文學繼續發展的保障

先鋒文學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史繞不過去的文學潮流。以馬原、洪峰、余華、格非、孫甘露、蘇童等為代表的先鋒小說家，借鑒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文學的創作理念，創作了一大批引起文壇注意的小說。不過，進入90年代后，有的小說家基本退出小說探索之路，其創作變得沉寂；有的開始敘事轉向，回歸現實主義路徑，再次拾起失落已久的故事；也有的先鋒小說家暫時擱筆，開始重新思考創作之路。

先鋒小說最大的特點是注重敘述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敘事語言和敘事形式成為小說敘述的對象。敘事形式和語言的能指被無限放大，而其所指被懸置。同時，先鋒小說為了達到抽象表現生命體驗的目的，常常要架空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過于追求技術實驗的寫作讓先鋒小說失去了讀者，也失去了講述中國故事的能力。近十年間，以格非、蘇童、孫甘露、李修文為代表的小說家，紛紛轉向古典文學尋求創作資源的更新，以實現與讀者、與現實生活的重新連結。格非的長篇小說《望春風》承續“江南三部曲”系列作品，在回歸古典與傳統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作品借鑒中國古典小說人物群像的塑造方式，以史家列傳的寫法，書寫歷史迷霧中儒里趙村的人事變遷。長篇小說《登春臺》，題名取自老子《道德經》第二十章中的“眾人熙熙，如登春臺”，其中承載著作者對人生況味的深沉思考和對生活境遇的深情涵泳。故事雖然以中國當代生活中的不同人物為主要對象，但作者用散文的筆法深切地追問生命的意義。小說的哲學思辨與深厚意蘊已經溢出了故事本身，如中國古典小說的“說書”藝術般，通過不同的“講故事的人”勾連敘事，形成“講”與“聽”之間的有機對話，推動故事持續發展。

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毫無疑問繼承了他早期的先鋒文學筆法，在歷史的綿延中，既有對人性復雜和幽暗的灰色書寫，也有對內心信仰、人性道義的亮色呈現。讀者能從敘述之中感受到作者對于歷史的審問，對于人性之善、人性美的禮贊，這樣的閱讀效果是早期的先鋒小說難以實現的。《千里江山圖》的成功固然和它忠于中國古典寫實的功夫分不開，也和它所吸收的古典歷史演義小說的資源分不開。作品對于歷史真相的執著追求，以及人物在踐行革命理想的過程中迸發出來的理性、堅韌和尊嚴，構成了孫甘露對于自身過往先鋒手筆的一個象征性的，帶有告別意味的回望。

前文提到《回響》側重書寫幻想，拓寬了文學對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的表現領域。這一點也是中國傳統文學的最大特點。只不過，傳統文學在書寫時常常是以“夢”的形式表現的。“臨川四夢”應該是這種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牡丹亭》（又稱《還魂記》）《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四部作品無一不是在“夢”里完成了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曲折表現。《回響》所接續的文學傳統大抵如此。《回響》所有的幻想來源于一個字——“愛”。愛而得不到滿足，就開始在幻想里去實現。小說里的人物無論職業如何，不論他是多大年齡，無一不是如此。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聚焦于表現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計劃經濟體制崩潰而在人心靈激起的細微但無法消除的恐懼感。作者將這種和社會結構變化相關的現代性體驗，用中國傳統戲曲的敘述節奏和《聊齋志異》的變形手法勾勒了出來。這種處理方式使得《猛虎下山》在先鋒小說敘事探索上顯得別具一格。

近十年的小說創作在發展過程之中并沒有放棄或者中斷先鋒探索，而是把先鋒文學精益化不斷推向新的歷史高度。像前文所提到的，把人類的情感、精神置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書寫歷史求真和先鋒敘事手法之間的聯結，賡續古典文學敘事傳統等，都是先鋒文學繼續深入發展的重要保障。

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道德規范和美學精神。這些都是中國文學由高原走向高峰的思想資源上的保證。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作家在以后的歲月里，持續在文學資源轉向上發力，寫出不辜負時代和人民的優秀之作。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