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浙江，常常聽到“浙江籍作家幾乎撐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的斷言。這些言辭甫一聽聞似乎有自矜之嫌，但如果我們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即會發現浙江籍作家確乎如璀璨的群星般滿布現代文學的廣袤星空。魯迅、茅盾、徐志摩、郁達夫、施蟄存、梁實秋、戴望舒、朱自清、王魯彥、蘇青等一大批作家以其創作實績對中國新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現代文學風起潮涌的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中，常常可見浙江作家的鼓吹與吶喊。而在文學研究會、創造社、京派、海派、語絲派等文學社團與創作流派中，浙江作家或為引領者或為主力軍，以狂飆突進的猛士精神開辟嶄新的文學路徑。

文學之有地域性以及地域性深刻影響著文學面貌的論定，早已成為文學界的共識。一個基本事實是，任何作家的成長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滋養。地域文化不僅形塑著作家的觀念認知、生活情趣和藝術審美，而且還會醞釀出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提出“蓋文章根于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的看法。浙江山水秀美，賢才俊彥代不乏人，是現實與文化意義上的雙重福地。江南文脈的氤氳綿延與現代文學的激流沖蕩使得浙江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歷史上，無數的文人墨客棲居于此，他們用華美婉麗的文字傾心吟誦江南的煙雨繁華。浙江的氣候風物、節慶習俗、方言俚語則在漫長的時光中積淀為獨特的地域文化，形塑著民眾的倫理認知與情感歸屬。而“文學新浙派”應時應勢地提出，不只是地域文學的梳理與召喚，更是精神地理的發掘與重鑄。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中，差異性日漸消解，世界的豐富性日趨單一，整全性與同一性以強勢的姿態席卷而來，而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和精神地理的飛揚性，則抵御了文學固化趨同的面貌，重申了文學的獨特性與廣博性。

對于“文學新浙派”作家而言，其作品在有意無意間從浙江的地域文化中汲取創作的資源，比如斯繼東的小說在市井生活的敘寫中對家鄉嵊州的歷史掌故與民俗風情多有描摹，小說《打白竹》開篇即引述了《嵊縣志》中所記載的嵊西烏帶黨首領裘文高會同仙居鄭萬枝與清軍展開的一場斗爭。在地方歷史的打撈中，作者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語進入文本中，從而賦予小說地域性與民間性兼具的浙派腔調。而《樓上雅座》《你為何心虛》等小說則向讀者引介了嵊州特色美食榨面、鱔絲面、豆腐面等，人間煙火氣的日常與世情社會的交際往來活畫出嵊州的文化底蘊與地方精魂，由此，一個真切、具體、個性化的江南小城從文字中得以凸顯。畀愚的《胭脂》《郵遞員》《江河東流》等小說則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野講述嘉興城的前世今生，在地理空間的詩性觀照中折射出人世的紛擾與生命的無常，從而將外部的自然風物與內部的人文精神進行勾連，試圖從個體的命運遭際與生存體悟探究江南兒女的性情稟賦與價值理念。

“文學新浙派”在召喚中試圖規避地域文學符號化和奇觀化的文學生產，張揚文學審美的多樣性和文學寫作的自由性。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的文章中曾言：“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我們常說好的文學應是普遍的，但這普遍的只是一個最大的范圍，正如算學上的最大公倍數，在這范圍之內，盡能容極多的變化，決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單獨數似的不能通融的。”浙江文學雖然攜帶著自身的風土和堅固的精神質地，卻也因其自由伸展的突圍態勢，又往往是流動遷延且多元形態的。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現代文學的萌發期，魯迅、郁達夫、徐志摩等浙籍作家因個體閱歷、成長環境、理念認知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了判然有別的文學表述，可見浙派文學從根性上即是多元迸發、自由綻放和各美其美的。

二

“文學新浙派”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將某種流派和風格定于一尊，而是試圖在地理空間的觀照中，容納并激活不同視角與不同聲音的碰撞交融，從而在流動時代中保持先鋒精神和探索意識。艾偉在“文學新浙派”發展研討會上的致辭中指出，“浙江作家是一個現象級的存在。……‘文學新浙派’的提出，是對浙江現代文學作家的致敬，也是對他們精神的傳承。”由此可見，“文學新浙派”在致敬先賢中并不泥古，在求新的同時并不斥舊，而是強調對話性與相互的激蕩。因此，“文學新浙派”是一個具有繼承性、召喚性、未來性、實驗性和創新性的理論概念，其核心密碼是在文學遺產的承繼中敞開文學的空間與可能，反對獨沽一味的一元論敘事，建構一種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浙派文學。目前來看，“文學新浙派”顯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質：

第一，作家方陣的齊整。集聚在“文學新浙派”旗幟下的作家集束式出現并處于動態發展中。在這支規模齊整的創作隊伍中，既有著作等身、名揚四海的文學名家，亦有佳作頻出、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既有從浙江遷移海外的華裔作家，又有從其他省份移居到浙江的“僑寓作家”。這種流動不居的態勢一方面得益于浙江經濟的發達與環境的宜居，一方面則確證了浙江地域文化的厚重開闊與前瞻視野。《江南》雜志作為“文學新浙派”理念的積極推動者與踐行者，其在2023年第五期即發表了黃詠梅、東君、畀愚、斯繼東、雷默、朱個六位作家的作品，并配發鐘求是的《評其長勢，促其進步》的主編邀語。“文學新浙派”的作家年齡從“50后”延伸到“90后”，形成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創作盛況。余華、麥家、王旭烽、艾偉、鐘求是、吳玄、哲貴等著名作家珠玉在前，張玲玲、草白、丁真、王占黑、林曉哲、章雨恬等青年作家懷璧其后。“文學新浙派”還包括旅居海外的華人文學代表作家張翎、陳河、黃運特等，他們的作品凸顯出地域經驗與國際視野的兼容、交錯、對撞與共振的復雜面貌，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與推崇。

第二，文化與文明的參差對照。“文學新浙派”麇集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陸地與海洋文化的互觀互鑒。浙江作家在多重文化資源的濡染下，在傳統與現代的沖擊中，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下，在陸地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參差比照中，以海納百川的對話性與超越性，為當下時代的“新浙派”賦型與賦魅。譬如東君的《拳師之死》《聽洪素手彈琴》《拾夢錄》等小說，在東方古典文化的神韻中兼具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其作品散發出虛靜、沖淡、寧謐的氣息，但在老莊式的道法自然背后，潛隱著作家對生命真諦的尋覓以及對自然萬物的哲學省思。寧波作家雷默的《蒼蠅館子》《大樟樹下烹鯉魚》等作品在聚焦時代的同時敘寫了故鄉平民百姓的飲食起居與精神肌理。小說《藥》為致敬魯迅之作，而《深藍》則將故事的空間放在浩渺無邊的海洋之中，在暴風驟雨中前行的人們在自然的偉力中思索生與死的終極命題。陸地與海洋的兼顧書寫，不僅賦予小說美學風格的魅幻，同時打開了文本的想象空間。陳河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地不僅在浙南，還擴展到異國的阿爾巴尼亞、加拿大、非洲等地。與之類似，張翎筆下的人物游蕩于世界各地，巴黎、溫哥華、上海、溫州等不同國家、不同城市的擇取，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廣闊的空間、新異的人物與遠方的故事。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并不固守于一國一地，而是將故鄉視為一個觀察視點，在流動與聯動中，在不同的文明體系和文化體系中穿梭往來，隱含了與西方文化、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明進行對話的意圖，并在中西文化的探究中反求諸己，面向世界與未來。

第三，雅俗的互滲與類型文學的豐富。“文學新浙派”內含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多音共鳴，顯現出駁雜豐富的文學旨趣與美學精神。新時期以來，浙江作家在前輩作家所開辟的“為人生”與“為藝術”的文學道路上砥礪前行，貢獻出一批深具思想深度與藝術美感的精品力作。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李杭育的《最后一個漁佬兒》、艾偉的《愛人同志》等作品以有情的目光和憂患的意識揭批現實的荒誕與歷史的暴力，在“為人生”的冷靜諦視中，顯現出對魯迅精神遺產的承繼與發揚。鐘求是的《兩個人的電影》、吳玄的《陌生人》、草白的《一棵樹下》、丁真的《紅花香，白花亦香》等小說聚焦我們時代的世俗生活與情感困境，在向內開掘肉身與靈魂的同時，顯示出“主情主義”的美學追求與大膽質疑的叛逆品格。哲貴的《信河街》《住酒店的人》《猛虎圖》等作品傾情記錄溫州商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的創業史與生活史。值得注意的是，哲貴筆下的商人形象試圖打破既往文學史中對商人群體的曲抑貶損，采用理性和理解的態度描刻出溫州商人群體的拼搏果敢與猶疑彷徨，經由這一特定群體在時代浪潮中的載浮載沉，折射出改革中國特有的生機與蕪雜。此外，高度的城市化與商業化的發展，使得浙江成為市民文學的集散地。通俗文學的勃興與類型小說的齊備成為“文學新浙派”突出而醒目的特質。諜戰小說、都市小說、言情小說、懸疑小說、武俠小說佳作迭現。這些類型小說在商業化的考量中并沒有放棄精品化的追求。比如麥家的諜戰小說《暗算》《解密》《風聲》以英雄人物、傳奇故事、燒腦情節和人類境遇的哲學性思考提升了類型小說的藝術水準，從而為諜戰小說的精品化寫作奠定了基礎，并拆解了雅俗文學的區隔。青年作家薛超偉的小說在寫實中氤氳著魅惑的浪漫，散發出曖昧、清冷、幽玄的氣質，在引人入勝的夢幻傳奇中，試探文學書寫的邊界，昭示文學的無限可能與自由本質。

三

“文學新浙派”以靈動豐盈的寫作確證了浙江文學在中國文學版圖中的不可替代性，作家們致力于在多元化的寫作實踐中書寫時代與歷史，以本土化的語言與民間性的敘事內核建構江南美學的神韻，從而為中國文學注入新鮮異樣的活力因子。“文學新浙派”根本的旨歸在于尋找文學新的可能，在新內容與新形式的尋覓中，拓展文學的邊界，提供新的視野與新的美學原則。但“文學新浙派”若想達到理想的預期，還需要不懈地前行，并以兼容并包的胸襟看待文學園地中的老樹與新苗。

首先，“文學新浙派”應在物欲的癖戀與自我經驗的反復述說中跳脫出來，在與時代保持同頻共振中思考個人性和公共性、特殊性和多樣性、世俗性和精神性之間的張力與平衡。公共性寫作的萎靡與私人化寫作的勃興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最為顯豁的寫作思潮之一。在這一思潮中，宏大敘事日益轉向內在世界的自我審視，作家們從廣場中返回，在“孤獨的城堡”中尋找著獨屬于自己的心靈空間。纖秾、精致、頹靡、散漫與破碎交織在一起，成為南方文學特有的美學屬性。在“向內轉”的過程中，許多作家喪失了對外部世界喧囂現實的關切，只沉迷于對心靈世界的開掘和個人經驗的反復講述，從而使得個人化與公共性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我們期盼新時代的浙江作家們能夠將自我、人群、遠方、未來聯系在一起，在“文以載道”的傳統中，在家國天下的情懷中，抒發性靈，包孕世界。

其次，“文學新浙派”應在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兩個方面勘察浙江地域文學的歷史積淀與當代新變。在重釋經典、汲取營養的同時呵護那些剛剛浮出歷史地表的毛茸茸、活潑潑的文學作品。浙江作家要在與傳統的對話中尋求異變，在窮而后工的淬煉中建構起自己的文學王國。眾所周知的是，“文學新浙派”的命名是在豐碩的創作實績的基礎上歸納總結的，它的提出不是概念的先行或話語的制造。但“文學新浙派”能否在文學的傳承中創作出具有高超藝術水準和思想高度的作品尚需時間的檢驗。在未來時日里，需要作家、批評家、刊物等各方力量的互助與聯動。具體而言，浙江作家要立足本土，在對地方歷史、神話傳說、民情風俗的深刻體悟中，把不可通約的地域文化、個體經驗、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表述出來，讓身處異地的讀者體察到地域的遼遠與文化風景的殊異。在地方知識與經驗的燭照中，理解百態人生與大千世界，從而達到個人性、地方性與普遍性的融通與往來；評論家則要在浙江地域文學的寫作中提煉出地方文化的特質與精髓，從作家心態、文學地理、時代語境等方面探究江南文脈所內蘊的地方小傳統，剖析辨識地域文學中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此外，作協、文聯與宣傳部門要擔負起組織、協調的職責，對浙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群體給予切實有效的引導與支持。

最后，“文學新浙派”不應只關注嚴肅文學，也不應該堅守一個評判標準，而要在日新月異的媒介變革時代迎接文學的常與變。賀紹俊在探討“文學新浙派”時提出，要以積極的心態和介入的姿態去“應對數字化和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傳播和交流的根本性變化”，這一觀點頗富創見和啟示性。浙江不僅是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重鎮，而且也是網絡文學創作強省。在網絡文學野蠻生長時期，浙江率先成立了國內首個“類型文學創委會”，最先推出了“類型文學概念讀本”，設立了華語領域首個網絡類型文學獎項，誕生了全國首個網絡作家協會，成立了“中國網絡作家村”等。良好的文學生態和政策的扶持使得浙江網絡文學茁壯成長，形成了獨特的“浙江經驗”。近些年，浙江網絡文學作家隊伍不斷壯大，精品網文數量逐年遞增，題材內容不斷拓展。比如蔣勝男的歷史小說、紫金陳的懸疑小說、流瀲紫的宮斗小說、南派三叔的盜墓小說、關心則亂的種田小說、天蠶土豆的玄幻小說、蔣離子的都市小說等均為網絡文學譜系中的精品力作。這些作品不僅收獲無數粉絲讀者，更在IP轉化方面大獲成功，實現了文學的破圈化發展，滿足了廣大民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尤為重要的是，網絡文學在接續通俗文學并重現文本活力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精英文學一家獨大的文學格局，現代科技與神話傳說的奇詭并至撬動了一度被奉為圭臬的慣性審美認知。浙江網絡作家常常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講故事的能力突破經驗的邊界，在插科打諢中通向時代精神內里。

“文學新浙派”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地理學意義，在江南風骨的綿延中，在美學原則的異動中，在媒介智能的衍生中，作家們需汲取新的敘事資源，探索新的文學類型，引用新的話語方式，并在新的時代中繼續守護文學的微光，守望詩意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