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一直被疾病折磨，身心俱疲。作為一個作家，當我一個人靜靜地躺在病榻上，會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而寫作？其實這個問題我問過自己多次，也在創作談里多次說起過，但從來沒有任何一次能和這一次相比，那幾乎是刻骨銘心地追問。我在想，如果我現在離開人世，那么此生將近有一半的時間我是與文學待在一起的；即使不能說我是為生命而寫作，但完全可以說，我是用生命來寫作的。那么，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多了。當你用生命去寫作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追問你為什么而寫作了。

我清晰記得二十六年前的那一天，因為某種牽引驅動，我來到了魯迅文學院作家培訓班旁聽了一節課。當我如此近距離地貼近專業文學人談文學的時候，長期蟄伏在內心深處的某種情感突然之間再次被喚醒了——其實從本質而言，文學表達幾乎是每個讀書人的愿望。但只有當你遭遇主觀努力和客觀現實劈面相逢的時候，你才會認真地打量那種強烈的、渴望傾訴的欲望。那種欲望是一種生命的色，也是千百年來暗流涌動的文化密碼。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詩和遠方只是學生時代的夢想，會隨著青春的飄失而終結。也可以說就是從那一天起，徹底撬開了我塵封多年卻始終存在著的深深的愿望。從此，也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和軌跡，讓我沿著文學的大河順流而下，再也沒有回頭。

重啟的寫作，還是讓我非常惶恐。雖然心里的很多想法變成了文字，但我并不知道該怎樣給那些從血液里流淌出來的文字定位。這就是文學嗎？雖然如名家所言，文學即人學，不過是物理人情。可這“物理”和“人情”，我是通過哪種技術把它變成文學的？說實話，從寫作技術的角度而言，我始終沒有弄明白，自初始一直到現在，我都沒弄明白。我糊里糊涂地進入創作，繼而嶄露頭角被老師們發現，從純粹的行政機關改變為從事文學有關的工作，但我從未真正懂得“文學”這門學問。高中時期我曾經在一家省級刊物發表過一篇小說，大學期間也陸續寫過一些詩歌和散文，幾乎全是關于愛情的。但那時候我既不懂寫作，也不懂愛情。可是那些作品就像種下的一棵棵種子，十年之后在被我忽視里長成一棵大樹。曾經被我認為寫作中斷的不幸，又是后來被我認識到的慶幸的十多年。學生時代結束之后我就進入了體制內，那種冗長疲沓、日復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乏善可陳，而且我從事的工作和文學是沒有任何關系的。但我并未與文學隔絕，一方面，我沒有停止過閱讀和思考；另外一方面，當你多年之后專業從事寫作的時候，才知道任何經歷都不會被浪費。就像當年，當我充滿激情和憧憬進入專業作家隊伍的時候，雖然并不能講明白什么是文學，但我知道我要追求和珍視的是什么。

二

很多評論家習慣把我的作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我的生活質量》《我的生存質量》為代表的所謂“官場小說”，對此我非常抵觸。第二是以《掛職筆記》為代表的反映基層干部工作和生活的作品，包括《人民政府愛人民》《第四十圈》《劉萬福案件》和《老革命周春江》等二十多部作品。其次是反映城鄉二元結構所造成的中國獨有的社會矛盾方面的小說，包括《北去的河》《城外的小秋》《明惠的圣誕》以及《馬蘭花的等待》等作品。

從創作的類型而言，我覺得這樣的劃分也不無道理。但如果再細分，可能會更多一些。比如我開始是寫情感小說的，而且自我感覺還相當不錯。比如最早的作品《明慧的圣誕》《迷離》《碎花地毯》和《寂寞的湯丹》等等，一些評論家非常肯定這部分作品的。評論家們認為，我的這些作品“內斂、悲憫、陽光。”這樣的評價我喜歡，也比較認可。其實不管寫什么樣的作品，最后的人物能突破自己，找到合適的歸宿，這是我的寫作目標，也就是所謂的“陽光”吧！人得給自己出路，也得給別人出路，我覺得這是作家的道德要求，要能夠在荊棘遍地之處發現花朵。當然，現在再讓我寫這樣的作品肯定是寫不出來了，這很像初學書法或者繪畫的人，當他懵懵懂懂進入的時候，往往因為沒有那么多的技術和禁忌，寫出或畫出特別有拙趣、特別天真爛漫的作品。而一旦懂得各種技法，反而畏首畏尾，寫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了。

說實話我是真正寫過“官場小說”的，而且也是因為官場小說而嶄露頭角。讓我進入專業作家隊伍的，就是所謂的官場小說《我的生活質量》。開始我對這部小說的定性很是抵觸，我寫的只是一個官場人物而非官場，但出版社有發行考量，后來就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了。我寫的官場不是一個“場”，因為成長的過程讓我自幼很熟悉它，它只是我們庸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間世。當然所謂的官場，有權謀，有內斗，也有算計。但我們生活中的哪個場沒有這些呢？教育、衛生，甚至我們置身其中的文學。每一個場都是人，有像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有私欲，也有擔當。組織起這么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并讓它有序運行，靠的也是這個“場”里的各級官員和公務人員。所以，盡量客觀公正地還原他們的生活，也是我曾經的努力方向。至于成功與否也沒過多想過，只是這部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再版多次，二十多年來一直長銷，從暢銷書變成了常銷書。

所以現在回頭來看，寫作的過程也是摸索的過程，突破自己的過程，無所謂對錯，也無法更改。作家也是工匠，會有路徑依賴。但有自覺意識的作家都會自我反省，求變求新。我寫情感小說的時候，更多的是追求唯美，個人情感濃郁，以自我感受為中心。這類作品寫了一陣子，自己都感覺過于雷同，后來我是主動放棄那種寫作，試圖去寫周圍我所熟悉的機關官員。再后來，受省委組織案委派到基層掛職鍛煉，我在歷史文化底蘊豐厚的汝南縣任職縣委常委副縣長兩年。剛開始對基層還有些抵觸，覺得基層干部粗魯，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發現基層干部才是真正的精英。只有你親歷基層繁重的工作和基層干部的壓力，才能發現中國社會的大部分壓力，都在基層，基層干部才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這個我下面還要說到。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底層民眾的生存無奈和尊嚴的缺失，這些都讓我的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讓我真正思考所謂“生活”的意義，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煩惱之外，有著如此廣大和深刻的煩惱。這些經歷真正改造了我，也鍛造了我，讓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創作出了一系列掛職小說，社會影響還是蠻大的。在這些小說里，我最喜歡的是《老革命周春江》和《北去的河》，《人民政府愛人民》那里邊的一些小情緒，至今還影響著我，有浪漫，也有無盡的悲涼。

也有很多評論家習慣把我歸類為女性寫作，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相當不以為然。對于性別問題，中國人最講究，也最不講究。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親”，講究到沒有法度；而在真正應該講究性別的時候，男女界限卻是十分模糊的。就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言，中國是醒悟較晚的國家，甚至現在還沒成為普遍的公眾意識。其實說到底，性別意識無非是個人權利的延伸，與整體社會環境有關。作家也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說，中國作家的性別意識，應該沒有那么強，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但無可否認，性別與家庭、社會等不同因素，對作家產生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我之所以對性別問題不甚敏感，可能與我的出身有關。我父母都是地方領導干部，我過早地融入了社會，對性別問題說是不敏感，倒不如說看淡了，或者是習以為常了。倒是踏入作家隊伍之后，因為總是有人說來說去，才覺得這個問題是個“問題”。但是說實話，我寫作時更容易有角色替代的能力，寫男性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就是個男性，寫女性的時候亦然。

但這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所謂社會的進步，或者文明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也就是從身份社會發展到契約社會。在身份社會中，人的性別意識相對比較模糊，最多把你歸類為工農商學兵中的一員就完了。但在契約社會中，由于每個人所擔承的社會角色不同，性別意識就必須凸顯出來。這是人類權利意識的覺醒，其本質是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的轉換。人發現了自己，從而找到自己，其中的性別觀念是這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我覺得這個運動，在我國并沒有真正發育，至少是發育得還不太成熟，只是文學對這一塊比較敏感。晚近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作家和時代的思考都是與性別問題息息相關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個因素還算是比較大的。但就我所知，大部分作家不愿意正面討論性別觀以及性別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可能與社會環境有關，比性別問題大的事情太多了，遮蓋了性別問題。

但就個人而言，我更傾向于中性寫作這個觀點，畢竟“中性寫作”有著更廣泛的意義。一個作家對于寫作對象的直陳式描述或客觀反映，從而避開主觀意志的內涵性投射，也是中性寫作。但中性寫作不能等同于無性別寫作，中性寫作是有性別寫作，一個作家在寫作的不同階段應該展現不同的性別，他或她的性別應該對應于所描述的對象和文學現場。

三

因為創作了不同類型的小說，也使我寫創作談增加了不小的難度。不管是從時間跨度還是社會矛盾的跨度，差別還是非常之大的。

就最近幾部作品而言，雖然集中反映的都是家族故事，但我還是愿意把它們放在城鄉二元對立的框架內展開，這是我們這個國族、這個時代所獨具的特色。有人說這種矛盾主要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因為戶籍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其實問題沒有這么簡單，完全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過去。城鄉之間的對立既是現實中的，也是思想觀念里的。就“居者有其屋”這個觀念而言，難道不是土地阻礙了國人遷移的腳步嗎？當然，在我開始寫作城鄉主題時，也是城鄉矛盾最為集中的時候，因為征地、拆遷、計劃生育和提留而造成的社會矛盾非常突出，所以作為在基層鍛煉的一個寫作者，很容易把城鄉之間的關系看作是一種對立關系，從《明惠的圣誕》《城外的小秋》到《北去的河》，莫不如此。但在其后的寫作中，我有了更多的反思：難道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反動嗎？城市是毀了農村還是拯救了它？有了這些反思之后，我更多地把城鄉關系看成是一種相輔相成或者是一種自然的延續關系，比如我寫的父母系列，如《天臺上的父親》《黃河故事》，還有《金枝》，都反映了這種關系。之所以能引起反響，是因為我戳中了人類的痛點，引發共情。

基于城鄉對比和理性的思考，最終我認為城市帶給鄉村或者說現代文明給鄉村帶來更多的不是負面影響，而是積極的、正面的影響。城市淹沒或者代替農村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說有負面影響，那也是因為城市化或者現代化不夠徹底、不夠深入所造成的。我曾經在一篇《到城市去》的文章里這樣寫道：“城市除了給我們提供生活和交流的便利，也幫助我們迅速成長。那些我們素昧平生的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還在給我們運輸蔬菜和魚肉，睜開眼睛就給我們播報新聞，把最新鮮的牛奶放在我們門口的奶箱里。我們乘坐著各種車輛，穿過一個又一個街區，在預料的時間內到達我們想去的地方。所有忙碌的背后，是信息和財富的涌流，是一年比一年進步的繁榮。借助別人的經驗，我們的眼界打開了，我們的人生邊界不斷拓展。城市就像一個溫暖的家園，把我們每個人都收留在她寬大的懷抱里。”

所以說到底，中國的城鄉關系雖然有一種內在的緊張，但是又有一種天然的融合。這有制度本身造成的隔離，也有文化所孕育的融合。幾千年來人們對于土地的依賴和崇拜，小亞細亞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決定了我們的城鄉關系的復雜程度。沒有田園牧歌，但也沒有“羊吃人”。農民從田野走入城市之后的猶疑、彷徨和焦慮，最后會被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所撫慰。在很多方面，我的作品表現出了類似的樂觀，而《金枝》全本可以說是一個極致。

除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和融合，我更看重的是掛職系列小說，那可以說是我的價值觀和寫作觀的重鑄。也許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掛職小說也是城鄉小說的一部分，但更特殊，甚至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和城鄉小說的一個融合——有的出版商也會做這樣的宣傳。

其實嚴格說起來，自出生起我父母雖然在縣里工作，也算是基層干部。只是在我真正理解這種生活之前，就遠遠地離開家鄉進入省城。等我掛職真正沉到基層的時候，基層的工作環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候才真正理解了所謂“吃皇糧的人”的無奈和困窘，那些底層干部的工作困難程度，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幾乎是舉步維艱。他們才是真正的民工，而且是長工，拿著很少的一點工資，管理幾萬人的一個鄉級政府，一年的辦公經費微乎其微，還要維護著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所謂“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幾乎所有的指示、目標、任務，都要從這個細小的針眼里穿過。這就是底層，這個底層跟上層確實很隔。我們往往用俯視的眼光看他們，好像他們是異類。因為面對基層百姓的工作主要由他們擔承，所以我們總是覺得基層干部天天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老百姓不堪重負，苦不堪言。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小說《人民政府愛人民》和《掛職筆記》里試圖展現這種困境，但也僅僅是一個很小的一切口。那些更為深刻、宏大或根本的問題，要么我看不到，要么無力表達出來。

當然，并不是說基層干部很苦，他們就很圣潔。底層社會確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甚至有幾千年來都未改變的問題，我因此寫出像《劉萬福案件》和《第四十圈》里所寫到的。這才是問題的復雜性之所在。那些看似天使的人，可能轉眼之間就會變成惡棍。這些不合理，并不是制度造成的，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它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普遍性。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就不簡簡單單是好壞和善惡的問題了。“復雜中國”不是妄言，底層的情況確實是真夠復雜的。把這些東西細細梳理清楚，是非常有用處的，不管是社會治理還是制度建設、文化建設，都有用。民國和上世紀末期，曾經有很多知識分子試圖做這個工作，但都無功而返。中國鄉土社會的改變，確實需要假以時日。這次，我戳中的是社會的痛點，因此獲得諸多關注。

至于對父母和家族歷史的描寫，我覺得是我的命，也是我的病；是蜜糖，也是毒藥。因為家族寫作所帶來的后期問題正在顯現。大約即使朝夕相處的家人，也很難理解我對家族歷史刨根問底的剖析，何況會涉及很多人心中隱秘的疼痛和傷疤。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往更深處走，畢竟我覺得與父親的關系是我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尤其是父親去世之后，我試圖去理解他過去的所作所為的時候更是如此。就問題的本質而言，父親既是真實的存在，又是極具象征性的一個符號。人類社會是一個男權社會，無論在公共領域還是家庭這個私密領域，父親都代表著權威。但父親的權威因為過于程式化，實際上反而被虛置了。說起來父親是權力的化身，或者是權力本身。但在一個家庭的實際生活中，真正組織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親。一方面是父親無處不在，另外一方面，父親永遠都是缺失的。而因為這種缺失，讓我們愛恨交加，也加速了我們對父親的反叛；因為對父親的反叛，就是對整個社會的反叛，是個人生命的成長。

城鄉、家族、母系在社會生活中的擔當，古老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精神……《金枝》全本發行后引發了評論家們的廣泛關注，一些高校博士生們也作為課題寫出許多論文和研究文章。在黃河岸邊生長的作家，我要挖掘的僅僅是一個開始。但或許因為年齡的增長，也許因為越來越感受到中國老齡化到來的嚴峻，我轉而去關注那群孤獨者們，我發表在《十月》的《九重葛》再次引起廣泛共情，這也許是我的又一次新的嘗試。

作為一個作家，寫作中的轉型應該是常態，畢竟客觀世界對主觀世界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我們主動地深入細致地去融入或者擁抱這種轉型，效果應該是不一樣的，至少這種經驗于我如此。一個作家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次轉型，這與年齡、閱歷、社會環境等都有很大的關系。就我的轉型而言，談不上有多成功，但也并不令人沮喪。我很念舊，也喜歡擁抱更新鮮的事物。尤其是從事這么多年寫作之后，我更習慣于把自己的喜怒哀樂，一股腦地端給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