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朱鴻以長安為主題的散文創作獨具特色且自成體系，形成貫通文學和地理學的對接符碼。此類散文從題材范圍看，涵蓋長安的遺址、史跡、形勝，將地理空間塑造為文學空間。從語言風格看，充分調動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將敏銳的環境感知轉化為靈動的文字，生成情景交融的審美意象。從書寫方式看，一般先做文獻深讀和田野考察，而后加以文學藝術化的表達，彰顯出扎根大地的行為取向。從文化價值看，通過至誠的書寫深刻展現“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紐帶”，對“戀地情結”這一文化地理概念作出全面生動的闡釋，投射出喚醒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之光。

關鍵詞：朱鴻 戀地情結 地理 長安

朱鴻聚焦長安輻射關中的散文創作，以其1991年《關中踏夢》的傳奇性獨旅為肇始，持續逾三十年，作品數量約二百篇，構成其多元化散文創作的主體，并形成獨樹一幟的鮮明風格。朱鴻力圖接續源起東漢而中斷百年的長安之考學術傳統，通過“作家的思想者化的寫作”1，以地域性深描透視中國文化的本質和特點。此類散文所蘊含的情感與思想，與人文主義地理學核心概念“戀地情結”一脈相通，筆者稱之為人文主義地理散文，而戀地情結即可視為朱鴻人文主義地理散文創作的精神內核及動力源泉。

一、散文境界的開拓——人文主義地理散文和戀地情結

朱鴻散文結集出版三十余部，具代表性的有思想求索類散文集《夾縫中的歷史》、文化表現類散文集《長安是中國的心》、心靈傾訴類散文集《吾情若藍》和長安敘述作品《朱鴻長安文化書系》2。濃厚的文化色彩和地域色彩是朱鴻散文兩大顯著特征，故而被研究者稱為“地域化書寫”3“歷史地理文化散文”4“以秦地歷史為主要內容的文化散文”5。1990年代，以余秋雨《文化苦旅》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風行，朱鴻散文也不約而同地歸于這一風潮，因此自然而然地被列入文化散文范疇。但朱鴻立足于長安和關中的經營顯然更為持久，挖掘更為深入，使其散文創作不僅未因文化散文熱的退潮而削弱，反以其規模的日益壯大而顯露崢嶸，開拓了散文的形制和境界。

朱鴻散文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散文和地域性散文相比，主要有三個特點。其一，寫作題材的系統性。朱鴻散文取材廣泛且脈絡分明，眾而不散、繁而不亂。文章題目大多以地點名物直稱，內容涵蓋長安和關中的形勝、遺址、史跡、民俗，凡秦嶺渭水、川原池沼、宮室陵闕、道路建筑皆入文章，循部門地理之譜系，增廣其篇，各成系列。涉及自然地理（山、水、原、動植物）、交通地理（關隘、道路）、城市地理（城鎮、建筑）、政治地理（宮殿、陵墓）、文化地理（寺廟、器物、民俗）等，呈現一副百科全書式的恢宏結構，通過地點群像建構長安文化整體意象。其二，人地交融的共情性。朱鴻散文創作從一個個具體地點入手，先做史料文獻的細致爬梳，再深入現場進行田野考察，最后加以文學藝術化的表達，但不失學術的嚴謹。在此過程中，作家以“天人合一”的存在狀態，著力捕捉人在環境中敏銳、獨特的感受，獲得至誠的生命體驗，使作品充盈真情實感，“每個句子出于情，每個語詞出于情，抒情更是出于情”6。其三，思想探索的深刻性。朱鴻散文扎根長安大地，融合歷史地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研究方法，將地點置于宏闊深邃的時空維度重新審視和定位，貫通歷史與當下，在現實中尋覓歷史，在歷史中觀照現實，時常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不能言。他認為，“散文是兼容審美性、情感表現、智慧之光和人格意象于一體的文學形式，其格調是至誠的”7，這既是他對散文本質的體悟和提煉，也是在散文創作中始終堅守的文化自覺。

朱鴻建立在地域文化研究基礎上的散文創作，經歷了從文人散文、文化散文到“格物致知”符號化境界的“三級跳”8，帶有明顯的文學理性化傾向，用傳統的文學批評觀點分析其作品，較難觸摸到作家思想的深處，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分析框架。而同樣專注地域/地方研究的地理學家，在推動地理學人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出人文主義地理學流派，其奠基人、著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1930—2022）出版于1974年的經典著作《戀地情結：環境感知、態度和價值觀研究》，開創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研究范式，而“戀地情結”（topophilia）也成為該學派的核心概念，其內涵為“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紐帶”9，與朱鴻散文表現出的人與大地之間親密而深沉的情感高度契合，因此，用“戀地情結”觀照朱鴻散文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其思想價值。借用人文主義地理學之名，筆者稱朱鴻此類散文為人文主義地理散文，以跳脫文化散文的寬泛歸類，作出更精確的指稱。

除了共同關注人地關系命題，朱鴻的散文觀與段義孚的學術思想還共享著現象學、理想主義、存在主義等人文主義哲學基礎，都強調人的主體價值的回歸，在自我認知中探尋生命的意義，二者有著密切的內在勾連。朱鴻認為“散文基于作家自己非凡的體驗和感受”，“它可以從容地敘述、抒情和議論，并以彼此雜糅為妙”10，段義孚指出“人不僅是生物有機體，還是一個社會性的存在，而且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感知、態度和價值觀能夠反映這三個層面”11。比照來看，散文的敘述呈現人的環境感知，散文的抒情表達人的環境態度，散文的議論揭示人的環境價值觀。在此，文學理性化和地理學人文化的探索彼此相遇、大道歸一。學界和文化界關于朱鴻和段義孚的評論，也為我們理解其共通之處提供諸多啟示。在賈平凹眼里，朱鴻的作品“表現特定環境中的人性、人情和人的心理，且歷歷如在眼前”12。陳忠實則認為“在朱鴻的縝密而又敏銳的思辨文字里，我的直觀感覺總是受到一種理性激情的催發，催發人走向陌生而又新鮮的認識境地”13。《新京報》在紀念段義孚逝世的專版中撰文稱，段義孚“主張地理學家的關懷要回歸到我們每一個個體面對具體環境時的感知，在地理中發現‘人’的存在”14。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唐曉峰指出，“段義孚注重人性、人情……以人為本，還地理學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學’的特征”15。這些評價，既對朱鴻和段義孚的思想作出互文式的解讀，也為文學與地理學的貫通寫下生動的注腳。

二、環境審美的自覺——從地理感知到語言生成

審美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和朱鴻散文共有的思想起點。段義孚在闡釋“戀地情結”時首先指出，“也許人類對環境的體驗是從審美開始的”16。朱鴻也強調審美性是散文跨入藝術殿堂的門檻，作品要能“激起美的體驗和感受”17。的確，美是朱鴻散文帶給讀者最突出的直觀印象，特別是其無處不在的環境描寫，疏密有致，氣度不凡，盡顯天地自然之美。美在語言，文白雜糅，凝練靈動，具玉帛之感，如寫雨中的輞川：“秀峰沉默，亂石相依，雨悄悄地縫合著萬物……偶爾一樹柿子，落了肥葉，唯紅果占據枝頭。白水流過幽深的峽谷，遇石而繞，觸茅而漫，柔韌地走過河床。”18（《輞川尚靜》）美在思想，借景論道，探究環境意義，直抵靈魂深處，如寫城墻賞月：“賞月是一種追問，是問天、問宇宙、問遙遠，此問可以在高山之上、大海之濱、草原之中，也可以在自家窗口或床前，也可以在西安城墻。何處無月，何處不可以問，關鍵是問。”19（《城墻賞月夜》）

朱鴻散文的美是感性和理性交融之美，在其文學性語言中滲透著結構化的地理感知。他欣賞小麥在使用價值之上的審美價值，“當小麥金黃一片的時候，我看一看小麥，總會產生一種情感上的喜悅和滿足”20。不過其審美并非對景觀的膚淺印象，而是有著縝密的理性觀察。他出城看小麥，“到了子午谷附近的臺溝村，這里已經位于秦嶺北麓。沖洪積扇，高亢有余，肥沃不足，小麥似乎稀疏薄弱了，然而畢竟是金黃一片”21。（《喜歡小麥》）寥寥數筆，就勾勒出這一地點的方位、地質、地形、土壤、植被等環境要素，猶如一幅野外地質素描，簡練而不失準確，寫意而富于邏輯。朱鴻發現312國道相對于武關故道的位置變動，更是吸收了“人類紀”22這一全新的地質紀年思想來解讀——“武關故道，顯然是312國道的基礎。312國道離開武關，循筆架山下而行，應該是自秦嶺形成以來一直沒有發生過的情況。這是人類紀的一種表現，也是人類紀的一個象征。”23（《三登武關》）朱鴻不僅擅長對自然環境進行藝術性的再現，也經常用環境意象表達細微的情感，物我互化，信手拈來。其寫一系列思想求索散文的完成，“使我產生了長江流過三峽的闊朗體驗”24。（《彷徨》）寫孩子的孕育，“這是夏季狂熱的一天中午，白的太陽，明亮地照耀著城市的建筑，鐘樓尖頂的閃光一瀉千里。不久妻子就有了”25。（《喜歡女兒》）

朱鴻將散文寫作視為一項復雜的精神活動，并極為看重感知的作用，指出“沒有格外細致的觀察，沒有格外豐富的體驗，沒有格外特別的感受，沒有格外活躍的思維，沒有格外準確而生動的語言，便會喪失創造性，流于平庸和膚淺”26。段義孚也是從人的感知出發展開《戀地情結》一書的框架，他逐一分析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五種感覺的功能和特點，進而強調感官的綜合作用，認為“當一個人認識世界的時候，全部的感官都在同步起作用。哪怕只是一瞬間，他所能得到的信息量都是巨大的”27。這與文學創作中“通感”的修辭手法異曲同工，而朱鴻通過進入現場的方式，對環境進行全息感知，五感貫通，觸景生情，由此釀造出層次豐富、織體綿密、回味悠長的散文語言。他夜晚走過田間小路，“汽車的燈光迅速地從麥田掃過，鐵青的凝成一片的麥苗遂有了嫩黃的色澤……汽車消失在遙遠的地方之后，這里歸于寧靜。寒涼的風，含有一種春夏之交的混合氣息，這種氣息讓我興奮，振作，感到生活的魅力”。28（《樊川猶美》）作家在汽車疾馳而過的片刻，且看，且聽，且觸，且聞，輕涂淡抹間便將樊川之美從黑暗和寂靜中提取出來。而朱鴻對陽光的感知和轉化更加純熟，秦嶺、黃河、黃土高原的陽光都讓他的語言熠熠生輝。在漢江峽谷，“秦嶺的陽光與我不期而遇，其撫弄我的觸覺，擦拭我的視覺，通融我的嗅覺，清洗我的味覺，使我茫茫然而陶陶然”29。（《在峽谷享受陽光》）

人文主義地理學認為行動是塑造感知的重要力量，人的感覺器官在年幼時，其開發和應用就逐漸差異化，孩童已經可以自己歸納空間的概念，辨識其不同的維度，他們擁有一個“開放的世界”。朱鴻敏銳的環境感知能力也與童年時代的生活經歷密不可分，特別是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使他的觸覺敏于常人。在五歲到十二歲這段“舒放的日子”，朱鴻穿梭于故鄉少陵原的天地之間，給豬抓癢、逗貓捕蝶、狂奔攆兔、捅馬蜂窩、田野割草、滾鐵環、做游戲……肆意自由地體驗自然和社會，“大地的形勢與星空的深邃，是看見了，聽見了，而且把對自然的感受永久地留在了靈敏的手指上和腳掌里”30。（《舒放的日子》）“靈敏的手指”伴隨朱鴻從童年走向成年，在大學戀愛時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僅僅是戀人在教室指點英語時手指的輕微觸碰，“它所產生的那種感覺，一直都在”，直到數年后手被意外燙傷，“恰恰是她曾經觸及過的那個指頭的皮膚，其皮便脫化了，隨之，那種感覺永遠消失了”31。（《戀愛記挫》）而“靈敏的腳掌”更是引導朱鴻從故鄉通往更廣闊的世界，當他走出西安碑林，“我感到自己的腳像石頭一樣冰冷。幸有夕陽，其斜暉穿過樹隙，給地上投下了余熱。我帶著迷茫在碑林的甬道徘徊，以用時間來暖自己的腳”32。（《碑林嚼字》）在段義孚看來，“觸覺是對阻力的直接經驗，它告訴我們世界是一個壓力和抗拒組成的系統，也讓我們能夠認清獨立于我們想象的現實存在”33。朱鴻面對黃土從西安城的消退，正是寄望于觸覺來找回內心的安寧，這時他不僅手腳并用，甚至整個人都投身其中：“黃土匿跡，讓我懷疑世界的真實……我常常想坐在黃土上，躺在黃土上，把手伸到黃土中，脫了鞋，踩著黃土，讓黃土埋了我的腳。我的肌膚對黃土有一種饑餓之感。”34（《黃土》）

三、走出少陵原——由大地之遠抵達心靈之深

對很多聲名卓著的作家來說，都有一個精神原鄉與之緊緊相連，無論其脫胎于現實中的故鄉還是文學上的虛構，都已成為作家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之于福克納，馬孔多小鎮之于馬爾克斯，高密東北鄉之于莫言，白鹿原之于陳忠實。而少陵原對朱鴻的意義也在于此，以至于作家總是這樣介紹自己：“長安朱鴻，是在少陵原上長大的。”人文主義地理學認為，除了直接的身體感受，故鄉在戀地情結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更為持久和難以表達的情感則是對某個地方的依戀，因為那個地方是他的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也是生計的來源”35。朱鴻關于家鄉故土的散文多達二十余篇，文章中很多情境盡管時隔多年，但在作家筆下依舊歷歷在目。少年朱鴻在村口期盼母親回家，看到“月懸秦嶺，星辰燦爛，母親像一個飄移的點似的在白楊蕭蕭的小路上出現了”36。（《母親的意象》）對家鄉蕉村周圍五六條小路及其通往的幾十個村子，作家也如數家珍，甚至還清楚地記得1973年就讀杜陵中學時全校有“五個班二百零五個學生”。少陵原既是朱鴻的生命之根，也是其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讓作家魂牽夢繞、血脈相連，“故鄉就是安放祖靈的地方，是父親娶妻以生子的地方。我時時想念故鄉。盡管蕉村沒有了，然而不管我在山南還是在海北，我都可以為自己的故鄉定位”37。（《悵望》）

“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是朱鴻散文中一個經典意象。在故鄉的小路上，少年朱鴻看到農民在起伏的田野里耕耘的肉體，欣賞海一般的小麥向四下延伸，也和落難的母親挽著手一起歸家，“只要跨上少陵原的小路，我就覺得這個世界是踏實可靠的”38。（《小路》）人文主義地理學指出：“他們（農民）對自己的村莊、鄰里和集市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水平空間的局限性被親密的地方性知識和天頂的高度所彌補。”39身為農家子弟的朱鴻，成長于數十平方公里的少陵原上，生活空間固然受到限制，但他藉由行走加強了與自然接觸的密度和深度，不斷豐富其“地方性知識”，增進與環境的情感聯系，進而激發出對大地的探索欲望以及對天的敬畏意識，也培養了腳踏實地的心性品格。朱鴻有一篇散文專門寫《地》，其對大地的喜愛溢于言表，他說：“我的大地始于我家院子……大地確實讓人舒服！它任憑你怎么都行，而且結實得完全可靠！大地是親愛的。”40朱鴻以“院子”作大地的原點，以“小路”為實體之徑，以“知識”為思想之徑，在“獨行”中完全自由地與大地對話，先是深化了對故鄉的認識，形成了“關于少陵原的地理概念”、“關于少陵原的文化地理概念和歷史地理概念”41（《故鄉難言》），而后走出故鄉，考察長安，走遍關中，尋根中國文化，從空間上和精神上完成了對少陵原的超越。從而使表層的“故鄉印記”“鄉土情結”升華為更加博大的“戀地情結”，也助推散文創作沖破鄉愁和懷舊的藩籬，拓展了歷史地理縱深，浸潤著文化的豐盈之感。朱鴻的行走，是傾生命之力親吻大地的行為藝術，與酈道元、徐霞客、亞歷山大·馮·洪堡、李希霍芬的探險考察形異而質同，區別在于觀察視角重理還是重情，文本呈現偏文學還是偏科學，而其共同指向人對未知之境的孜孜以求。

朱鴻以考上大學的方式走出少陵原，擺脫了農民身份和狹小空間的限制，再以編輯、教授、作家的職業在城市工作，以行者的姿態閱讀大地，不斷擴大其生活空間和精神空間。在此過程中，朱鴻難免要面對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經歷內心的撕扯和彷徨，與少陵原的關系也若即若離，但隨著時間的積淀和視野的拓寬，他終有一天心生頓悟、豁然開朗：“（我）站在一棵松樹下，驀然發現，從翠華山竟能看到我的故鄉少陵原！小時候總覺得故鄉逼仄而鄙陋，但那天卻感到故鄉深沉似海，并生出一種源遠流長的眷戀。少陵原與翠華山只有20余公里，但我跋涉了30余年。”42（《翠華山》）人文主義地理學在分析戀地情結時，專門考察了“城市化和對鄉村的態度”，并指出，“環境里所蘊含的價值始終是依托其對立面來定義的……離開‘旅行’與‘異鄉’的概念，‘家園’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朱鴻站在翠華山上對少陵原的“回望”，就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這是其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深刻凝思，是對故鄉文化價值的重新估量，是對個人生命坐標的再度校準。精神上的“回望”驅使身體上的“回歸”，而朱鴻回歸少陵原的場景也各具興味。出城踏雪，會獨上少陵原張望；戀愛受挫，則住回鄉下療傷；恐遭拆遷，遂為所有村子拍照；睡不著覺，“就躺在床上像瀏覽畫報似的瀏覽少陵原的村子、路、樹林、溝，瀏覽作為少陵原背景的秦嶺，竟不知不覺入眠了”。（《入眠》）朱鴻對少陵原的超越與回歸，既流露著傳統士人寄情山水的處世哲學，也投射出現代知識分子追求自由的心路歷程，由此創作的散文，則是人與地之間難舍難分的浪漫情歌。

四、建構長安意象——在地點中注入意義之靈

在浩瀚宇宙和咫尺家園的兩極之間，朱鴻選擇長安與關中為研究“基地”和書寫對象并非偶然，其符合人文主義地理學所強調的“尺度”原則，如段義孚所稱：“適當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間建立起良好的關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的話，人們就能與它建立起一種更為緊密的關系了。”43關中的自然地理本底是渭河盆地，長安“依龍首原營造”，這樣規模適中、自成一體的地域恰為朱鴻提供了身體行走和思想馳騁的絕佳舞臺。朱鴻對長安和關中有精到的整體性把握，其作《長安論》和《關中論》，細考其地的政權更迭、區劃沿革、民族交融、文化傳承，結論是“長安也驟大驟小，移來徙去。然而無論如何，長安是存在的，它不僅是一個地理的長安，歷史的長安，也是一個文化的長安”44。（《長安論》）并指出長安與關中俱為一體、不可割裂，“其緊密程度若掌和手、珠和眼、心和身，彼此一方喪失，另一方也便頓然遜色、空虛，幾乎沒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了”45。（《〈長安與關中〉自序》）地理學重視對空間的研究，并從實證主義的物理空間發展到人文主義的意念網絡。朱鴻用腳步踏勘長安（亦涵及關中，下同）的地理空間，用散文書寫長安的文學空間，又從歷史中挖掘長安的文化空間，一個立體的、鮮活的、細密的長安意象便呼之欲出、躍然紙上。而構筑起這座文化大廈的材料，則是一個個具體的地點和場所，朱鴻壘長安的山川原澤為基礎，立城池道路為梁柱，砌宮陵寺觀為磚瓦，引物產風俗為內飾，并投射歷史之光使其活化和動態化。如此，“文化的長安”便可觀、可觸、可入，在被歷史煙塵遮蔽后經由朱鴻之擦拭而“顯魅”。

人文主義地理學關注城市的意向度，即意象在人頭腦里存在的清晰度和豐富度，認為對大城市的認知有兩個極端，一個是高度抽象化的城市符號，另一個是非常具象化的社區體驗，在此之間的認知則稀疏而模糊。段義孚指出：“大多數城市居民所獲得的城市體驗幅度都是比較狹窄的……或許那些有專業技能的中產階層人士，例如醫生、律師和記者，相比于更富有和更貧困的人，有更多機會去接觸更寬廣的環境和文化。”46朱鴻無疑是這樣的人，而且是打破職業和身份的界限主動為之。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行動自覺，游走在人們日行而不覺、又熟悉又陌生的廣闊地帶，拓寬城市體驗幅度，探索中間尺度，于“小地方”品出“大滋味”。朱鴻對城市街巷的行走有如時下流行的City walk（城市漫步），不過其更富地理學的綜合性和博物性，也更具深厚的歷史背景。他經常手握紙筆對街巷進行“拉網式”觀察、“測繪式”記錄，像《百年孤獨》里的吉普賽人用磁鐵吸走馬孔多村所有東西一樣，將街道上的一樓一鋪、一草一木、一色一味統統攝入散文之中。如走長安路，南北一二十里，歷數沿線企事業單位、銀行、學校、村子五十余個，辨識花木三十多種，思歷史人物十數人。正學街又短又窄，朱鴻“螺螄殼里做道場”，詳考其歷史文脈和地名變遷，在由錦旗標牌店鋪構成的日常街景中引申出幽遠的文化意味。對三學街周邊空間布局的解析則更見功力，朱鴻徜徉其間，靜思冥想，最終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三學街是自由出入的公共場合，與之相接的咸寧學巷屬于半公開的鄰里場合，兩邊的民宅則為家庭活動的私密場合，“這樣的一種三級結構，既有所區別，又把社會、鄰里和家庭融為一體，是一個情理兼容的復合環境。想起來此生活是具其詩意的”47。（《咸寧學巷》）

朱鴻對長安日復一日的體驗練就了他精深的文化洞察力，能夠在實體空間和精神向度中自如穿行，由此獲得了開啟城市意義寶庫的鑰匙。人文主義地理學認為：“一座城市本身就可能是一座富有紀念意義的豐碑……無論是空間布局，還是幾何形狀以及等級方面的設定，都是在用建筑的語言來表達對宇宙和人類社會的理解。”48朱鴻從城墻、街道、里坊共有的建筑材料中揭示出黃土對于長安的意義，認為“漢長安城和唐長安城都以黃土為格調……長安城是皇城，也是黃城。生活在長安城，就是生活在黃城之中，也就是生活在自然之中”49。（《黃土》）考察唐太極宮，由其居于中央又力壓軸線的空間優勢體味出皇權至上的理念，“唯我獨尊，至高無上，南面為王，是皇帝的普遍心理。太極宮的位置及其形式，便典型地體現了此心理”50。（《太極宮》）“我以為長安文化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中國文化是居于長安文化之中的，長安文化絕非簡單的地域文化”51。（《〈朱鴻長安文化書系〉通序》）

對文化意義的發現必然激起對文化價值的珍重。段義孚認為意義在經驗中產生，而經驗往往有著神圣和超越世俗的特性，“神圣的地方就是圣物的所在之處。無論在什么地方，哪怕是一片樹林、一汪泉水、一塊巖石，或一座山丘，倘若被人們視為崇高的地點或承載了極重要的事件，都能具有某種神性”52。對朱鴻而言，傳統文化的精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使得他對城市化的象征物——挖掘機和鋼筋水泥——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對因其濫用導致傳統文化的侵蝕而痛心疾首，并為之吶喊：“不要讓挖掘機的爪子輕率地在悠久并偉大的長安亂刨，不要簡單地拆卸它的石頭和磚瓦，不要隨便動土，因為長安是一個母系氏族留下了陶罐的圣地，是藏著周人青銅器的圣地……是有唐一代為中國創造了輝煌文化的英雄活動過和詩人歌頌過的圣地……”53（《唯一長安》）朱鴻連用八個“圣地”表達對長安的無限景仰，他也以慷慨悲歌般的豪壯守望傳統文化，以強烈的使命擔當呼吁人們善待文化遺產、保護文化景觀，需要指出的是，朱鴻對城市化進程并非一味拒斥，其態度是理性的、建設性的，他告誡人們對城市空間的疏密、建筑的品質乃至樹木的栽植，都要心懷敬畏，彰顯古都特色，要用美的理念建設生活，“這種生活歸根結底就是以人為本，有助于人的尊嚴和自由。以人為本，有助于人的尊嚴和自由的建設，也一定有助于經濟的增長”54。（《咸陽原和五陵原》）顯然，朱鴻對建基于文化自覺的文化自信滿懷期待，并申明了基本原則和實現路徑。

余 論

作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概念的“戀地情結”，是站在群體角度分析“人類對地方之愛”，其包括不同族群、不同環境、不同個體之間的差異。而朱鴻則用散文語言建構的文本庫全面、理性、生動地表達了“個人對地方之愛”，是集中詮釋“戀地情結”的個體樣本。由此可見，學科畛域的劃分有其相對性，其深層思想是內在貫通的，不同類型的文本（地理學的或文學的）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跨學科視野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領悟世界的本來面目。段義孚在談到人文主義地理學時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就有力地印證了這一點，他說：“如果要找到人文主義地理學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對語言資源的內涵的提煉。一個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如果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敏感度來洞悉語言的精要，那他就是不夠合格的。”55朱鴻的身份和行為也呈現出強烈的“去邊界性”，他不是地理學家，但他像地理學家一樣行走大地，在空間結構中思考人地關系；他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像歷史學家一樣鉤沉史料，在幽微處洞察人性的復雜；他不是考古學家，但他像考古學家一樣踏勘史跡，在廢墟與遺址上與古人對話；他不是規劃師或建筑師，但他像規劃師和建筑師一樣深入城市細部，構思人們靈魂的棲居之所。誠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直都是一個矛盾的人，跨界的人，混并的人……我什么都不是。”56不過他恰恰在游移中沒有被“是”所同化和局限，而是保持著個性和獨立性，形成一種鮮明的人格，其作品也就具有了非同凡響的風格。朱鴻的“跨界”和“混并”也在某種意義上復歸地理學的博物傳統，即從多重角度對復雜世界進行整體性認知和把握。

注釋：

1 7 10 17 朱鴻：《散文的本義、前散文與百年散文觀之考辨》，《寫作》2022年第6期。

2 已出《長安：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與關中》《長安新考》三種，待出《長安傳》《長安城里的中國》《長安人西安人》。

3 房存、唐晴川：《論朱鴻散文的地域化書寫——以散文集〈長安是中國的心〉為例》，《西安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4 郝彥豐：《朱鴻散文與長安敘述》，陜西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5 劉錫慶等編：《中國散文通史·當代卷（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頁。

6 20 21 24 25 26 29 30 31 40 54 56 朱鴻：《吾情若藍》，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53、202、201、50、128、317、294、254、310、9、183、200、209、229、55、273、3頁。

8 葉舒憲：《在信仰迷失的時代尋覓“鷹熊”——文學人類學視野中的朱鴻及其散文》，《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9 11 16 27 33 35 37 38 39 46 52 [美]段義孚：《戀地情結：環境感知、態度和價值觀研究》，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5、368、136、13、9、136、198、151、150、312、294、219頁。

12 本報訊：《朱鴻〈夾縫中的歷史〉出版20周年座談會召開》，《中華讀書報》2019年7月31日。

13 陳忠實：《思辨的這一聲——讀朱鴻散文之感受》，《中華文學選刊》2005年第6期。

14 劉亞光：《段義孚：擁抱生命的荒原》，《新京報》書評專刊2022年11月18日。

15 唐曉峰：《新訂人文地理隨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80—381頁。

18 28 42 53 朱鴻：《關中：長安文化的沉積》，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97、77、245、291頁。

19 32 47 48 50 朱鴻：《長安新考》，陜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0、332、403、118、338頁。

Anthropocene，又譯“人類世”，指地球的最近代歷史，此階段人類在地質和生態演化中起核心作用。

23 44 45 51朱鴻：《長安與關中》，陜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18、1、1—2頁。

34 43 49朱鴻：《長安是中國的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6、7、5—6、35、36頁。

36 41朱鴻：《城南》，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30、297—299頁。

55 [美]段義孚等：《人文主義地理學之我見》，《文藝批評學》（微信公眾號）2018年4月17日。

[作者單位：陜西省委辦公廳]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