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汪曾祺以小說家的身份復出后，故鄉記憶就一直是其小說創作的資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仍是如此。中斷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開始文學創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鄉記憶才以文學的方式，蓬勃地復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說創作生涯中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年份。耐人尋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寫舊作的方式，重啟對故鄉記憶的敘述。本文的關注點，不在于汪曾祺對舊作的重寫、改寫本身，而在于強調：在1980年，汪曾祺以連續性的對舊作重寫和改寫的方式，激活了對故鄉的記憶，于是，此后的幾年，便有了取材于故鄉記憶的小說井噴式的問世；于是，故鄉記憶便成為汪曾祺小說創作的經常性資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寫著高郵，寫著故鄉。

關鍵詞：汪曾祺 故鄉記憶 《受戒》 《異秉》 1980年

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汪曾祺的家在當時的高郵縣城內東大街。1939年，汪曾祺十九歲時離開家鄉，直到1981年才在離鄉后第一次回鄉，算是闊別家鄉四十余載后的歸來。離開家鄉前的十九年間，汪曾祺一直生活在高郵縣城的東大街上。汪曾祺對故鄉高郵有豐富多彩的記憶，而對東大街的記憶最充盛、最細致、最清晰，也最深刻。有人統計過，汪曾祺二百多萬字的作品中，有九十多篇、一百多萬字是寫故鄉的人和事；而九十多篇中，有一大半是以高郵東大街為故事背景。1這讓我們知道，汪曾祺的故鄉記憶，主要是對高郵東大街的記憶。

本文只談論汪曾祺以故鄉記憶為題材的小說。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40至1949年，這時期共發表小說四十余篇。第二個時期是1961至1962年，這期間共發表三篇小說。第三個時期是從1979年復出到去世。

第一個時期的小說創作，由于運用了一些現代主義的手法，故事的發生地往往無由辨認。但還是有許多篇什，能夠確認是以故鄉高郵為背景，例如《燈下》《河上》《小學校的鐘聲——茱萸小說之一》《廟與僧》《最響的炮仗》《雞鴨名家》《戴車匠》《異秉》《鎖匠之死》《邂逅》等。而《異秉》《最響的炮仗》《戴車匠》等作品，則可以確認是寫高郵縣城東大街的人和事。1961至1962年寫的三篇小說，都算是當時的“現實題材”，姑且不論。1980年以后，故鄉記憶則是汪曾祺主要的創作資源。

一個離開了家鄉的小說家，以故鄉記憶為創作資源，本是常見現象。但比較多見的是，剛開始創作時，都以故鄉記憶為題材。以故鄉記憶為題材，寫了若干年，有或多或少的作品問世，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便把故鄉記憶寫完了。有的人便從此擱筆，有的人則轉身別的題材領域。而汪曾祺不是這樣。汪曾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仍然在寫著高郵，仍然在寫著高郵縣城東大街。1947年，汪曾祺初寫《戴車匠》（1985年以原題重寫），寫的是東大街上的戴車匠店，其中就寫到了戴車匠隔壁的侯銀匠店。而1996年，汪曾祺又有以《侯銀匠》為題的小說問世。在1947年的《戴車匠》中，汪曾祺只是順帶寫了幾句侯銀匠。而1996的《侯銀匠》則是專寫侯銀匠的小說。如果考慮到汪曾祺1997年便去世，那說故鄉記憶、高郵縣城東大街記憶，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仍是汪曾祺小說創作的資源，也并不為過。

在中斷了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開始文學創作。這通常被稱作汪曾祺的“復出”。但復出后的汪曾祺，并沒有立即以文學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故鄉記憶，而是先寫了幾篇其他題材的作品。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鄉記憶才以文學的方式蓬勃地復活。耐人尋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寫舊作的方式，重啟對故鄉記憶的敘述。可以說，在1980年這一年里，汪曾祺以重寫舊作的方式激活著對故鄉的記憶。

1962年的《看水》之后，汪曾祺就擱下了寫小說的筆。1979年，汪曾祺以小說家的姿態復出。復出后的第一篇小說是《騎兵列傳》，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11期，寫的是抗戰時期活躍在內蒙古地區的騎兵營官兵的故事。進入1980年，汪曾祺于一月初寫了《塞下人物記》，發表于《北京文學》1980年第9期。顯然是以自己1958至1960年間在張家口的見聞為題材。緊接著，在《新觀察》1980年第2期發表了《黃油烙餅》。《新觀察》于1980年7月10日復刊，為半月刊。那《黃油烙餅》也應該創作于1980年上半年。寫的也是“口外”的故事，無疑也是汪曾祺在張家口生活期間獲得的素材。但從1980年5月份開始，汪曾祺創作了三篇以故鄉記憶為題材的小說。1980年5月，汪曾祺重寫了《異秉》（題為《異秉（二）》）。《異秉（二）》于5月20日寫完。幾個月之后，汪曾祺寫了《受戒》和《歲寒三友》。《受戒》于8月12日寫完。而《歲寒三友》于8月20日寫完。完全可以認為，汪曾祺是剛寫完《受戒》，立即就開始寫《歲寒三友》。而《異秉（二）》《受戒》《歲寒三友》，實際上都是對1949年以前舊作的重寫、改寫或擴寫。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關于汪曾祺的重寫和改寫舊作，有許多文章談論、研究過。例如，楊紅莉《汪曾祺小說“改寫”的意義》（《文學評論》2005年第6期）、郜元寶《汪曾祺論》（《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王瑜、原帥《文學史視域中汪曾祺小說的三次重要重寫》（《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閆銘《汪曾祺小說創作中的重寫、改寫》（《文藝評論》2018年第1期）、褚云俠《〈受戒〉的周邊》（《文藝爭鳴》2019年第4期）、楊早《四十年間三寫〈異秉〉——兼論汪曾祺前后期敘事風格的延續與變化》（《南方文壇》2020年第3期）。談論、研究汪曾祺重寫、改寫舊作的文章，還可舉出不少。這些文章主旨在于說明汪曾祺對舊作的重寫和改寫情況。本文的關注點，不在于汪曾祺對舊作的重寫、改寫本身，而在于強調：在1980年，汪曾祺以連續性的對舊作重寫和改寫的方式，激活了對故鄉的記憶，于是，此后的幾年，便有了取材于故鄉記憶的小說井噴式的問世；于是，故鄉記憶便成為汪曾祺小說創作的經常性資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寫著高郵，寫著故鄉。

本文所引汪曾祺小說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汪曾祺全集·小說卷》，文中不再一一注釋。

一

1947年12月，汪曾祺寫完了《異秉》，發表于《文學世界》1948年第2卷第10期。1980年5月，汪曾祺寫了《異秉（二）》，在篇末注明“一九四八年舊稿，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重寫”。但不能認為《異秉（二）》僅僅是對《異秉》的重寫。1941年3月，汪曾祺寫了《燈下》，發表于《國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后來在《異秉》和《異秉（二）》中出現的人物：王二、陶先生、蘇先生、盧管事、陳相公、疤眼、張漢等，在《燈下》里都出現了。《燈下》寫的是一群市井人物黃昏時分聚在一家店堂里閑聊的情形，有著濃郁的世俗氣息。而1947年12月寫就的《異秉》，其實是對《燈下》的重寫，也可以說是對《燈下》的擴寫。1980年5月寫就的《異秉（二）》，是對1947年的《異秉》的重寫和擴寫。但說是對1941年的《燈下》的重寫和擴寫，也是可以的。總之，1980年的《異秉（二）》是對同一題材的第三次寫作，而從第一次到第三次，間隔了近四十年2。一個小說家，在四十年間，三次寫作同一題材，那一定是這題材對他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那一定是這題材與他的內心有著非同尋常的聯系。1947年的《異秉》，內容比1941年的《燈下》要豐富得多；而1980年的《異秉（二）》又比1947年《異秉》更為充實。三個文本之間的諸多差異，姑且不論。這里只說一點。在1941年的《燈下》和1947年的《異秉》中，那群市井人物每天聚談的店家，沒有出現店號，甚至也沒有點明經營的是何種生意；但在1980年的《異秉（二）》中，則說明這店家叫“保全堂”，是一家中藥店。“保全堂”相鄰的“源昌煙店”，則是王二租來做熏燒生意的地方。而“保全堂”和“源昌煙店”，都是汪曾祺青少年時代高郵縣城東大街真實存在的店號。這就有必要說說汪曾祺與那個時代的高郵東大街的關系了。

對那個時代的高郵縣城十分熟悉的朱延慶寫了《汪曾祺與東大街》一文。朱延慶說，汪曾祺在高郵縣城東大街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東大街，當地人亦稱東街。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常以“東街”的名目出現。汪曾祺的家，在東街竺家巷。汪曾祺的祖父在東街上開了兩家藥店：曰“萬全堂”，曰“保全堂”。竺家巷的斜對面是馬家線店（“馬家線店”在1941年的《燈下》里出現過）。馬家線店的隔壁是源昌煙店。1947年的《異秉》里，寫了王二“賃定了隔壁煙店的半間門面”，但沒有點明“源昌”的字號。到了1980年的《異秉（二）》，“源昌煙店”的字號就點明了，并且對這煙店的經營狀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朱延慶說，汪曾祺很早便有了吸煙的癖好，這與從小常在這源昌煙店玩耍有關。汪曾祺關于煙的知識，也是在這煙店里學得。源昌煙店的斜對面是戴車匠家。汪曾祺1947年的小說《戴車匠》，寫的就是這戴車匠家。1985年，汪曾祺以《故鄉往事》為題，寫了一組四篇小說（《戴車匠》《收字紙的老人》《花瓶》《如意樓和得意樓》）。第一篇《戴車匠》便是對1947年同題舊作的重寫。戴車匠家的對面是陶家炮仗店。汪曾祺寫于1980年的《歲寒三友》，塑造了三個人物，其中陶虎臣的原型便是陶家炮仗店的陶老板。朱延慶說，“上了年紀的人”，一直記得陶家制作的各種炮仗、煙花、焰火。這些，后來都被汪曾祺寫進了《歲寒三友》。朱延慶特別強調了汪曾祺與保全堂藥店的關系。保全堂藥店，兩間鋪闥子門，大門的對聯“保我黎民，全登壽域”，為汪曾祺祖父自擬。3朱延慶寫道：

汪曾祺常到保全堂來玩，店里的管事、刀上、同事、相公都親切地稱他“黑少”，汪曾祺很高興，他小名叫“小黑子”，“黑少”即“小黑少爺”，那是尊稱了。他幾乎每天都到保全堂，他會在保全堂見到來買藥的、閑坐的各種各樣的人，聽他們講在家里、在書本上聽不到、看不到的生動的故事，而且在保全堂里邊發生著各種各樣的生動的、有趣的故事。管事蒲三的艷事曾令相公們羨慕不已。保全堂是汪曾祺了解生活、觀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一個重要窗口，是他青少年時期積累創作素材的一個重要來源。有的故事很離奇，汪曾祺記住了，后來寫在小說里。4

這讓我們明白：高郵縣城東大街，是汪曾祺故鄉記憶最密集、最鮮明、最強烈的區域；而東大街上汪曾祺自家開的保全堂藥店，又是汪曾祺故鄉記憶的內核。這也就解釋了汪曾祺為何要三次重寫、改寫以發生在保全堂的故事為題材的小說了。

1941年3月創作的《燈下》，雖沒有點明“保全堂”的字號，但一開頭出現了陳相公這個人物，“相公”是高郵一帶對藥店學徒的稱謂，因此也就等于點明了這是一家藥店。緊接著出現的是柜臺里的陶先生和蘇先生，他們的身份是“同事”。而“同事”則是中藥店一般工作人員的稱謂。然后出現了擺熏燒攤的王二。王二之后，藥店的“管事”盧先生出現了，他正在核賬。這是黃昏時分。最先出現的陳相公、陶先生、蘇先生和王二，還有盧先生，“似乎都在等待著什么”。他們在等待什么呢？在等待另外一些每晚必定到來的人。然后，陸二先生來了，蝦二爺來了，叼著旱煙袋的張漢來了，老炳舞著剛從王二那里買的“鹵得通紅的豬尾巴”來了，賣魚的疤眼收完了魚錢也來了。“還有些不上名姓的熟人，也都來了，坐的坐，站的站，各有各的風格，于是店堂里便熱鬧起來。”于是開始了海闊天空的聊天。小說敘述的就是這些人物聚在一家店堂里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說著張家長李家短的場景。小說沒有一個主要人物，沒有一個中心事件，表達的只是一種氛圍。

1947年12月，汪曾祺以《異秉》為題，重寫這個題材。這一次，王二成了小說的主人公。小說從頭到尾，講述的是王二把熏燒生意做得日益紅火的過程。小說一開始也敘述了一處店堂黃昏時分的情形，但沒有點明是藥店，甚至也沒有點明店里人物的名字。這店堂是黃昏時分一干市井人物聚集聊天的地方。小說把眾人陸續來到店堂進行聊天的過程，與王二生意日益發達的過程，交織著敘述。王二本來在每天黃昏一干人聚談的店堂外面廊下擺個熏燒攤。生意發達了，一個攤子已經應付不了顧客的需求，便“賃定了隔壁旱煙店的半間門面”。小說也沒有點明旱煙店的字號。半間門面也是門面。王二從擺攤的變成開店的，從熏燒攤主變成熏燒店主了。這當然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飛躍，是一大喜事。而且，旱煙店生意越來越清淡，老板已打定主意，不出一年，干脆收了生意，把店面一齊頂給王二。于是，這晚一干市井人物的聊天，便不再是散漫無章，而是圍繞著王二的從擺攤到開店展開。人們半打趣半真誠地稱王二為“老板”，人們議論著王二的半間店面該用什么字號，還有當了老板的王二該請人刻一方什么樣的圖章。一向謙卑處世的王二，此刻仍然謙卑著，但內心卻又興奮著。外表的謙卑冷靜與內心的興奮熱烈，形成一種饒有意味的反差。當人們半打趣半真誠地恭維著王二時，王二內心的活動十分微妙，而小說精細地表現了這種心理活動。人們談論著王二從一個窮孩子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過程，最后得出結論：“一切是命。”王二能有今天，也是命中注定。而所有最終發達了的人，都有異于常人的“命”和“相”，都有一份“異秉”。大家又追究王二的“異秉”是什么。王二這回卻沒有謙卑，“用一種非常嚴重的聲音，聲音幾乎有點抖”，說：“我呀，我有一個好處：大小解分清。大便時不小便。喏，上茅房時，不是大小便一齊來。”

如果說王二是《異秉》的頭號人物，那第二號人物便是那個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的學徒。在小說中，學徒三次出場。第一次，是小說開頭不久。天要黑了，店堂里現出收工的狀態，“只有一個學徒的在‘真不二價’的底下揀一堆貨，算是做著事情。但那也是晚上才做的事情。而且他的鼻涕分明已經吸得大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意趣，與白天挨罵時吸得全然兩樣”。這讓我們知道，這個學徒是店里地位最低下的人。別人收工了，他還要干適合于晚上干的活，并且還要常常挨打被罵。當一干人物恭維著、夸贊著王二時，學徒第二次出場：

那個學徒的這時把貨揀完了，一齊擄到一張大匾子里。他看看老《申報》，曉得一個新名詞，他心里念“王二是個‘幸運兒’”。他笑，笑王二是個幸運兒，笑他自己知道這三個字。

當王二說出自己“大小解分清”的“異秉”后，學徒的第三次出場。學徒的最后出場也是小說的結束：“學徒的上茅房”。

1947年的《異秉》，明寫王二的發達，暗寫學徒的渴望發達。發達了的王二表面冷靜著，內心卻激動著。王二最后勇敢地說出自己“異秉”的表現，說明他其實內心還是有一點自傲。學徒的在這種場合，沒有說話的資格。他只是在靜靜地聽著人們對王二的褒揚，內心則滿是對王二的欽羨。一個店里地位最低下的人，一個在晚上別人閑著時也須勞作的人，一個經常挨打受罵的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像王二一樣混成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王二的發達是因為有在茅房里顯現的“異秉”，學徒的多么希望自己也有。王二和學徒的，在心態上形成別有意味的對照。

1947年12月，汪曾祺以《異秉》為名對1941年《燈下》進行重寫，應該說重寫得很成功。但三十幾年后，當汪曾祺又一次回憶起當年保全堂里的人和事，卻對《異秉》仍不滿意。于是有了對同一題材、同樣幾個人物的第三次寫作。

二

汪曾祺1979年寫下的《騎兵列傳》，篇末說明是在1974年對幾個老兵采訪的基礎上寫成。這寫的是幾年前的見聞。進入1980年，汪曾祺先寫了《塞下人物記》《黃油烙餅》兩篇小說，都取材于二十年前在張家口地區的見聞。這寫的是對幾十年前的生活的記憶。這意味著往昔的記憶開始成為汪曾祺審美興奮的區域。當回憶的觸角再往前延伸，便碰到了“故鄉”。想到在故鄉的那些歲月，汪曾祺的思緒在自家開的那爿藥店“保全堂”上停留著、盤桓著、糾纏著。“保全堂”，本來就是汪曾祺的故鄉記憶之核。現在，這沉睡了數十年的記憶之核又蘇醒過來了。

離開故鄉之后，汪曾祺已經兩度以小說的方式表現保全堂每天黃昏以后的情形。現在，第三次對這題材產生強烈的表現沖動。我們不知道，當汪曾祺決定第三次寫保全堂時，是否想要把數十年前寫的《燈下》和《異秉》找出來看一看。汪曾祺沒有提起過寫于1941年的《燈下》。如果認為汪曾祺已經忘記了寫過《燈下》，也是有可能的。畢竟，寫《燈下》是四十年前的事，寫得也比較浮光掠影。但汪曾祺當然清晰地記得1947年12月寫的《異秉》。正因為有了三十幾年前的《異秉》，所以汪曾祺把1980年第三次以保全堂為題材的小說命名為《異秉（二）》，并且在篇末注明“一九四八年舊稿，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重寫”。三十幾年過去，記憶當然還是那些記憶，但汪曾祺對故鄉記憶的感受、認識卻大為不同。其實，《異秉（二）》之于《異秉》，與其說是“重寫”，毋寧說是“續寫”。1980年5月的汪曾祺，是以與1947年12月頗不一樣的心態、眼光，在打量著故鄉。

在《燈下》和《異秉》里，故事背景都是虛化了的，故意不讓人知道故事發生地在哪里。到了《異秉（二）》，則是如實地寫著高郵東大街上的一切。首先出場的仍然是王二，與王二同時出現的，是“保全堂藥店”。王二租賃店堂以營熏燒之業的煙店，也直接如實地以“源昌煙店”的句號出現。此前的《燈下》和《異秉》，虛化故事背景，意味著汪曾祺還是以一種間接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表達著對故鄉的懷念。到了《異秉（二）》，則不再將故事發生的地域模糊化，明明白白地讓人們知道這就是發生在特定時代高郵縣城東大街的事。這意味著汪曾祺開始以一種直接的、毫不隱晦的姿態，表達著內心深處對故鄉的思念、懷戀。

《異秉（二）》與《異秉》還有一點重要的差異。《異秉》的時間落點，是王二在別人店堂外面廊下擺熏燒攤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要搬入賃定的煙店店堂。王二的做生意，是從挎個籃子，走街串巷地賣花生、賣梨子、賣柿餅、賣荸薺開始，發展到在別人店堂廊下蹭塊地面擺熏燒攤。從串街小販到廊下攤主，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攤畢竟是“攤”，不能跟“店”比。今夜，王二結束了漫長的攤主生涯，明天就要開始店主人生了，就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板”了。汪曾祺特意把故事的時間點落在這個夜晚，意在表現王二這樣一個人物在人生的特別時刻的心理狀態。到了《異秉（二）》，雖然也是王二最先出場，但王二一出場，便是一個已經在源昌煙店經營熏燒生意許久的老板了，已經是一個平穩地發達著并且自己也習慣了發達的生意人了。所以，《異秉》中的王二，與《異秉（二）》的王二，既是同一個人，又不是同一個人。小說寫了兩件小事以表現王二的習慣于發達。“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聽書。”王二最愛聽書，但以前，每聽一次，事先都要考慮好久。“一是花錢，二是費時間，更主要的是考慮這于他的身份不大相稱：一個賣熏燒的，常常聽書，怕人議論。近年來，他覺得可以了，想聽就去。”王二習慣了發達的另一種表現，是“過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時不猶豫”。“有時竟會下到五吊錢一注孤丁，把五吊錢穩穩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異秉（二）》雖然讓王二最先出場，雖然在王二身上花費了許多筆墨，但小說的主人公已經不是王二，而是保全藥店的學徒陳相公。小說用不少筆墨寫了王二發達后的生活狀態，卻并非為了塑造一個發達了的市井人物，而是要與還在潦倒卻渴望發達的陳相公形成對照。寫王二發達后的生活狀態，是在間接地塑造陳相公這個人物。也可以說，在《異秉（二）》中，王二與陳相公地位來了個互換。陳相公從《異秉》中的第二號人物，上升為第一號人物；而王二從《異秉》中的第一號人物，下降為第二號人物，下降為陳相公的陪襯。

因為小說主要表現陳相公的卑微地位與卑微的追求，所以對陳相公學藝的保全堂藥店有詳細的介紹。保全堂本來有好幾個相公。其他幾人都滿師走了，現在只剩下陳相公。小說這樣敘說陳相公：

陳相公腦袋大大的，眼睛圓圓的，嘴唇厚厚的，說話聲氣粗粗的——嗚嚕嗚嚕地說不清楚。

這簡短的形象刻畫，讓我們得出這樣的印象：陳相公秉性忠厚，但智力略顯遲鈍。所謂“異秉”，是指有著異于常人的先天的能力。小說最后也寫了陳相公到茅房驗證自己是否具有“異秉”。而陳相公一出現，就讓我們感覺到其天生有些弱智，后來他對自己“異秉”的驗證，就具有諷刺意味。這當然是小說對陳相公的一種善意的嘲諷。這樣的嘲諷，是以同情為內核，也是為了喚起讀者對陳相公這樣的人物的同情。

小說以飽含憐憫的語氣敘說了陳相公一天的生活。早上，陳相公“起得比誰都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把店里其他“先生”的尿壺“都倒了涮干凈控在廁所里”。然后是擦桌椅擦柜臺，把每一個角落都打掃到。接著是開店門。開店門可不是輕松活。藥店是“鋪闥子門”。每塊一尺來寬的厚厚的門板，一塊挨著一塊嵌在門框和門檻間的槽子里。每一塊門板都有固定的位置，所以門板上都寫著“東一”“東二”“東三”“東四”和“西一”“西二”“西三”“西四”這樣的標示。每一塊都很沉，陳相公要一塊一塊卸出來，按次序靠墻豎好。太陽出來時，要曬藥。把店里專司切藥之職的“先生”切好的藥片、“跌”好的藥丸，放在一個匾篩里，用頭頂著，爬上梯子，到屋頂的曬臺上曬好；傍晚再收回來。白天里，陳相公要一刻不停地干著“刻板枯燥”的活計。碾藥、裁紙，都是重復著一套簡單的動作。在下午，還有一項工作，就是把店里里里外外十多盞煉油燈的燈罩都擦一遍。到了晚上，店里其他人都可以歇下，陳相公不行，還必須攤膏藥。到了晚上十點多鐘，陳相公要把早晨控在廁所里的所有“先生”的尿壺一一放到各人床下。全店的人都要睡覺了。陳相公于是把那鋪闥子門的厚厚的門板，按照順序一塊一塊地嵌進門槽里，把門拴上。上了店門，陳相公自己也可以睡覺了。店里的“先生”，都睡在后面的廂屋里，陳相公則必須睡在店堂里。那鋪板、鋪蓋每天起床后收拾起來，晚上睡覺時再把鋪板放下、鋪蓋攤開。

小說里，陳相公除了挨打時討饒和挨打后自言自語，便沒有說過話。但小說幾次寫了他的心理活動。有太陽的日子里，爬上屋頂曬藥，是陳相公最喜歡干的活。“這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候。”陳相公站在藥店的最高處，站在全店人的頭頂上，盡情地東張西望。他俯瞰著許多店鋪和人家的黑黑的屋頂；遠眺著樹林、湖水和水上的白帆；仰望著天空的飛來飛去的鴿子、飄動搖擺的風箏。在七月里，傍晚時分，登上屋頂收藥時，還可以欣賞忽而像獅、忽而像虎、忽而像馬、忽而又像狗的變幻莫測、鑲著金邊的“巧云”。色彩也多種多樣，忽而灰，忽而白，忽而黃，忽而又是橘紅。這個時候，陳相公真是“心曠神怡”。小說特意寫陳相公只有登上屋頂時才有一點快樂，意在反襯他在屋頂之下時的卑微、壓抑與愁苦。在屋頂之下，陳相公每時每刻處于被監控、被管束、被奴役的狀態。從早晨睜眼到晚上上床，他必須一刻不停地勞作著。店里的每個人都可以使喚他。店里的每個人都有權責罵他。只有登上屋頂、脫離店里所有人的視線，他才有片刻的自由。

小說里還寫到，陳相公晚上上床后，“有時坐在被窩里想一會家，想想他的多年守寡的母親，想想他家房門背后的一張貼了多年的麒麟送子的年畫。想不一會，困了，把腦袋放倒，立刻就響起了很大的鼾聲”。這讓我們知道，陳相公的母親是多年守寡將其拉扯大，陳相公從小過的是“孤兒寡母”的日子。陳相公入睡前想一會家，想一會母親，想想家里麒麟送子的年畫，也是在告誡自己要好好努力，要不怕吃苦受累，要爭取做一個有出息的人。

陳相公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但在智力上卻先天不足，因而“老是挨打”。店里的學徒，偶爾挨打不算稀奇，但陳相公的挨打卻實在多了些。陳相公因為不夠機靈、反應遲鈍，便常常做錯事。有時把紙裁歪了，有時把燈罩擦破了，這就免不了挨打。犯了一般的小錯，挨的也是一般的打。但有一次，陳相公在房頂收藥時，下梯一腳踩空，把一匾篩澤瀉翻到了陰溝里。這回的禍闖得大了。店里專司切藥之職因而實際地位也最高的許先生，用一根閂門的木棍把陳相公打得“哇哇地亂叫”：“哎呀！哎呀！我下回不了！下回不了！哎呀！哎呀！ 我錯了！哎呀！哎呀！”小說寫道：

陳相公挨了打，當時沒敢哭。到了晚上，上了門，一個人嗚嗚地哭了半天。他向遠在故鄉的母親說：“媽媽，我又挨打了！媽媽，不要緊的，再挨兩年打，我就能養活你老人家了！”

陳相公的理想和追求，不過是能夠養活自己的寡母。這理想和追求實在也很卑微。

每天晚上，開熏燒店的王二、收房錢的掄元、賣活魚的巴顏喀拉山、給人家熬鴉片煙的老炳、還有一個張漢，這些人聚在保全堂聊天。陳相公沒有資格參加聊天，但可以邊攤膏藥邊聽他們說話。這段時光，陳相公也比較快樂。有時候，聽得太專心，攤膏藥的扦子在油紙上停住了，一張膏藥就廢了。陳相公發現后，趕緊偷偷塞進口袋，不然又會挨打。有一天，張漢說古往今來成大事業、有大作為、興旺發達的人，都有異相，都有特殊的稟賦。在眾人的慫恿下，王二說出了自己的“異秉”，即大小解分清。說著話，時候已過了十點半。眾人起身道別，卻不見了陳相公：

喊了幾聲，沒人應聲。

原來陳相公在廁所里，這是陶先生發現的。他一頭走進廁所，發現陳相公已經蹲在那里。本來，這時候都不是他們倆解大手的時候。

小說以這種方式完成對陳相公這個人物的塑造。從《燈下》到《異秉》，再到《異秉（二）》，作品的內涵不斷豐富，情感一次比一次深化。如果說《燈下》僅僅營造了某種世俗的氛圍，僅僅表現了某種市井情趣，那《異秉》則把王二這個從窮孩子到發達的生意人的市井人物，刻畫得十分精彩。而《異秉（二）》，讓可憐的陳相公成為主人公。陳相公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必定從小受著欺侮，從小在被侮辱與被損害中掙扎。自幼喪父，這已經很不幸了。但陳相公卻又天生愚笨，智力低于常人。這就使得陳相公的生活異常悲慘。同樣是學徒，也要比別人挨更多的打罵。陳相公羨慕王二。王二能從一個苦孩子成為發達的生意人，陳相公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異秉（二）》表達了對一個苦命人的深深的哀憐。

三

讀朱延慶的《汪曾祺與東大街》，我們知道王二和陳相公，都是實有其人。1947年12月，汪曾祺寫《異秉》。那時候，當年輕的汪曾祺回憶起保全堂里的人物，覺得王二的發跡過程和發跡后的心態，特別有意思，于是把王二作為了小說主人公。到了1980年，年屆六旬的汪曾祺，在離開家鄉四十來年后回望故鄉，那些每晚聚在保全堂的人物又活躍在眼前，而最讓汪曾祺動心的是陳相公。陳相公先天的智力不足，陳相公的被侮辱與被損害和對侮辱與損害的習以為常，陳相公對大大小小的不幸的逆來順受和在逆來順受中渴望命運的改變，都令此時的汪曾祺心生感動。于是，汪曾祺決定第三次寫保全堂，而把陳相公的性格和命運作為主要表現對象。1980年，年屆六旬的汪曾祺，帶著數十年的人生體驗，重新回望故鄉，是故鄉記憶的復活，更是對故鄉人故鄉事的重新理解。

1980年5月，汪曾祺寫了《異秉（二）》。接下來的幾個月，沒有文學創作的記錄。進入八月，卻連著寫了《受戒》和《歲寒三友》兩個很優秀的短篇。同《異秉（二）》一樣，《受戒》和《歲寒三友》也是取材于故鄉記憶；并且，同《異秉（二）》一樣，《受戒》和《歲寒三友》也一定程度上是對1940年代舊作的重寫和改寫。

先說《受戒》。

1941年7月，汪曾祺創作了小說《河上》。小說寫的是一個因神經衰弱而住到鄉下的城里“少爺”，與村中姑娘三兒的愛情故事。這愛情是朦朦朧朧的、引而未發的。城里少爺要回一趟家，三兒劃船送他。小說的主干便是對這城里少爺和鄉下姑娘在水路上的情感交流的敘述。兩人的相愛才開始，還沒有說破，因而兩人的言語和動作都帶著試探性。一路上，三兒不斷以調侃、捉弄少爺的方式試探著少爺的心，也以這種方式表達著對少爺的情意。這實在不難讓人想到近四十年后的《受戒》，不難讓人想到《受戒》中明海與小英子的故事。《河上》里，是村中姑娘三兒劃船送少爺回城。而在《受戒》里，則有小英子兩次劃船送和接明海的敘述。明海到善因寺受戒，是小英子劃船送；明海受戒后返回，是小英子劃船接。正如《河上》中城里少爺與三兒是在往返的水路上進行了相互的表白并完成了“定情”，在《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也是在往返的船上進行了感情的深度交流并終于把相互間的那層紙捅破。《河上》中三兒的身份、性格，都與《受戒》中的小英子十分相似。在《受戒》篇末，汪曾祺寫了附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1980年的四十三年前，那就是1937年。那么，1941年7月汪曾祺寫《河上》，寫的是四年前的一個夢；而1980年8月汪曾祺重寫這個夢。完全有理由認為，《河上》與《受戒》，寫的是同一個夢。5

《受戒》的內容當然遠比《河上》豐富。《受戒》中明海是和尚，所以有對寺廟的敘述，而且占了很大篇幅。這是《河上》中沒有的。但是，汪曾祺1946年寫下的《廟與僧》中對“我”所借住的那寺廟的描寫，與《受戒》中對明海當和尚的荸薺庵的描寫，極其相似。完全可以認為，《受戒》對荸薺庵的描寫，脫胎于《廟與僧》對那寺廟的描寫；或者說，《受戒》所寫的荸薺庵，就是《廟與僧》所寫的寺廟。盡管《廟與僧》與《受戒》之間的關聯，也有人指出過，這里還是不妨以舉例的方式做一點對比。

《廟與僧》寫那廟里“當家”的和尚，強調了他的“胖”和“黃”，還有衣衫不整：“他胖得很，說胖還不大對，應當說肉多得很。”“這個胖和尚直在我面前發黃。他從頭到腳都是黃的。和尚頭刮過不久，直裰敞開，而腳下一雙僧鞋是趿著的。僧鞋踏在腳跟的一塊已經發一種深沉的油光。是夏天，他不穿襪子。說真的，最喚起我的黃的印象的是他那雙肥腳，我一輩子沒見過那么黃的腳。他就從腫腫的腳踵一直黃上去。黃，而發暗，不反光。沒有辦法，我相信，就把這個和尚切開了，里邊的肉也都是這種暗黃色。”

《受戒》寫荸薺庵的“當家的”仁山：“仁山所說當一個好和尚的三個條件，他自己其實一條也不具備。他的相貌只要用兩個字就說清楚了：黃、胖。聲音也不像鐘磬，倒像母豬。聰明嗎？難說，打牌老輸。他在庵里從不穿袈裟，連海青直裰也免了。經常是披著件短僧衣，袒露著一個黃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腳趿拉著一雙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著。他一天就是這樣不衫不履地這里走走，那里走走，發出母豬一樣的聲音：‘呣——呣——’。”

毫無疑問，《廟和僧》與《受戒》中寫的兩個當家和尚，是汪曾祺記憶中的同一個人。

《廟與僧》寫那廟里并沒有“清規戒律”：“當家的案上攤得一本草紙訂的帳薄。一支筆正從左上角斜斜地滾過右下角。和尚請我抽一支煙，他自己則呼呼嚕嚕吹起水煙袋。這個方丈里充滿各種氣味。這些氣味我并不陌生。而當我想著如何送當家的一張香煙廣告的美人圖的時候，我實在不能不抬起頭來看看，因為我又辨出一種氣味來了；果然，一大塊咸肉掛在梁上！天大概要變了，咸肉上全浸浸的發潮。地下是一塊油漬，就在我椅子旁邊。而一顆琥珀色油珠正凝在末端，要滴不滴的。我等著等著，半天半天，想等到聽見答的一聲就起身出來。——我希望你對這塊咸肉不要大驚小怪，像我當初一樣。廟里還養得三口小豬，準備過年時賣去兩只，留一只自己殺了吃呢。”

《受戒》寫荸薺庵的沒有“清規戒律”：

他們吃肉不瞞人。年下也殺豬。殺豬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樣，開水、木桶、尖刀。捆豬的時候，豬也是沒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儀式，要給即將升天的豬念一道“往生咒”，并且總是老師叔念，神情很莊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來從虛空來，還歸虛空去。往生再世，皆當歡喜。南無阿彌陀佛！”

三師叔仁渡一刀子下去，鮮紅的豬血就帶著很多沫子噴出來。

毫無疑問，《廟與僧》中寫的那座廟，與《受戒》中寫的荸薺庵，是汪曾祺記憶中的同一座廟。

1980年8月，汪曾祺寫《受戒》，是把1941年的《河上》和1946年的《廟與僧》糅和在一起的。6當然，這指的是題材意義上糅和，并非文本意義的拼接。很可能，《河上》和《廟與僧》本來就是同一人生經歷的兩個部分。當初，汪曾祺把同一段經歷拆解開來，寫成兩篇小說。到了1980年，終于把兩個故事寫在了一起。因為在記憶中，二者本來就糾纏在一起。

再說《歲寒三友》。

汪曾祺1980年8月12日寫完了《受戒》，8月20日便完成了《歲寒三友》。《歲寒三友》篇幅上與《受戒》差不多，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說中，也算是字數比較多的作品。這意味著，汪曾祺一寫完《受戒》，馬上便著手寫《歲寒三友》。可以認為，《受戒》與《歲寒三友》是同時構思成熟的。

《歲寒三友》中，寫了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個市井人物之間深摯的友情。王瘦吾本來是開絨線店的，陶虎臣是開炮仗店的，靳彝甫則是民間畫匠。小說把三個人的故事交織著寫。其中對于陶虎臣的敘述，則是對1946年創作的小說《最響的炮仗》的重寫。朱延慶在《汪曾祺與東大街》中說：“戴車匠對面是陶家炮仗店，門面還在。《歲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的原型即是陶老板。上了年紀的人至今還記得陶家的‘遍地桃花’的鞭與大花炮，還有特制的‘酒梅’，尤其是會做焰火，會做‘炮打泗州城’，會做別有情趣的‘蘆蜂追痢子’。”7這讓我們知道，那時的高郵東大街上，確有一家陶姓炮仗店。

1980年《歲寒三友》中關于陶家炮仗店的敘述與1946年創作的《最響的炮仗》，當然有諸多不同。《最響的炮仗》中，炮仗店老板叫孟和，現實中的炮仗店老板則姓陶。寫故鄉人故鄉事而把地域背景虛化，把人物姓名、店號改掉，是汪曾祺早年創作時的習慣。而從1980年5月創作《異秉（二）》開始，則盡量如實有的那樣寫人名、地名、店名。前面說過，這表明了汪曾祺對故鄉情感的某種變化。但《最響的炮仗》中，把現實中的陶姓改為孟姓，卻也并非隨意為之。古語有“陶孟遺風”，稱贊的是陶侃之母和孟子之母教子有方。汪曾祺創作之時，要給現實中的陶老板改個姓，便自然想到了“孟”。

不妨舉例說明《最響的炮仗》中的故事情節在《歲寒三友》中的變化。

在《最響的炮仗》中，孟老板炮仗店開不下去，全家面臨著餓死，只得由姓宋的做媒，把女兒嫁給了保安隊的一個班長。這“實在是把女兒賣了”。女兒出嫁時，簡單地與爹娘告別，也沒有多說什么。女兒一走，孟老板便出門，一直向北：

這兩天他找到一點廢材料，一個人，做了三個特大雙響，問他干甚么，他一聲不說。現在他帶了這三個大炮仗出去，一直走到荒地。

他一直走到荒地。荒地遼闊無邊，一棵禿樹，兩個木架子，衰草斜陽，北風哀動。孟老板把三個雙響一個一個點上，隨即拼命把炮仗向天上扔。真是一個最響的炮仗。多少日子以來沒有過的新鮮聲音。這一帶人全都聽到了。沒有一個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響的炮仗》里，只寫了孟老板無奈之下把女兒賣給保安隊的一個班長，而孟老板發泄郁悶的方式，是到荒地上放了三個大炮仗。到了1980年的《歲寒三友》，陶家炮仗店陶老板的境況要悲苦得多。仍然是經姓宋的做媒，陶老板把女兒以二十塊錢的價格賣給了一個駐軍的連長。保安隊還一直在本地“保安”，駐軍則隨時會開拔他處。女兒臨走時：

她朝上給爹媽磕了頭，又趴在弟弟耳邊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是：“餓的時候，忍著，別哭。”弟弟直點頭。

女兒走了后：

兩個半月過去了。陶家一直就花這二十塊錢。二十塊錢剩得不多了，女兒回來了。媽脫下女兒的衣服一看，什么都明白了：這連長天天打她。女兒跟媽媽偷偷地說：“媽，我過上了他的臟病。”

歲暮天寒，彤云釀雪，陶虎臣無路可走，他到陰城去上吊。

他沒有死成。他剛把腰帶拴在一棵樹上，把頭伸進去，一個人攔腰把他抱住，一刀砍斷了腰帶。這人是住在財神廟的那個侉子。

《歲寒三友》把炮仗店老板的苦難大大強化了。在《歲寒三友》里，陶老板也顯得比《最響的炮仗》中的孟老板更為善良。更為善良，卻又更為悲苦，于是激起讀者更大的同情。8

四

1980年，復出后的汪曾祺，先是以《異秉（二）》為題，第三次寫了高郵東大街上保全堂藥店里的故事。高郵東大街，對于汪曾祺有著特別的意義，而東大街上的保全堂藥店，意義尤其重大。辭世的前一兩年，汪曾祺還寫著保全堂，還寫著東大街，而正是《異秉（二）》開啟了對保全堂、對東大街的無盡的回想。

1980年，汪曾祺連著寫了《異秉（二）》《受戒》《歲寒三友》這三篇以故鄉記憶為題材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對1940年代舊作的重寫、改寫、擴寫。還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這三篇小說中，《異秉（二）》和《歲寒三友》都與高郵東大街有關。這之后，故鄉記憶便成為汪曾祺小說經常性的題材。可以說，是1980年連著對1940年代舊作的重寫，激活了汪曾祺的故鄉記憶，此后，汪曾祺便長久地對故鄉記憶保持著審美興奮。

不妨看看緊接著的1981年的小說創作情形。1981年，汪曾祺創作了九篇小說，這在汪曾祺的創作生涯中，是特別多產的一年。九篇小說依創作順序，是《大淖詞》《七里茶坊》《雞毛》《故里雜記》《晚飯后的故事》《徙》《故鄉人》《晚飯花》《皮鳳三楦房子》。九篇小說中，《大淖記事》《故里雜記》《徙》《故鄉人》《晚飯花》，都是以故鄉記憶為題材。其中《大淖記事》和《徙》，是汪曾祺小說中特別優秀特別重要者。而《故里雜記》《故鄉人》和《晚飯花》，實際上各是一組小說的集合。《故里雜記》由《李三》《榆樹》《魚》三個各自獨立的短篇組成，可算三篇小說；而《故鄉人》由《打魚的》《金大力》《釣魚的醫生》三個各自獨立的短篇組成，也可算三篇小說；《晚飯花》則由《珠子燈》《晚飯花》《三姊妹出嫁》三個各自獨立的短篇組成，還可算是三篇小說。所以，1981年里，汪曾祺實際上創作了十一篇以故鄉記憶為題材的小說。

說故鄉記憶在1981年以一種井噴的方式出現在汪曾祺筆下也不為過。

故鄉記憶被激活后，汪曾祺并沒有只寫故鄉記憶，也間或寫寫昆明記憶、張家口記憶和現實題材，但故鄉記憶卻從未遠離，始終是汪曾祺最重要的創作資源。也舉兩個例子。

在1996年《山花》第1期，汪曾祺發表了小說《薛大娘》，寫的是與高郵東大街上保全堂有關系的故事。在臭水河邊種菜的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來，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熟”。小說寫了薛大娘和保全堂管事呂先生之間美好的偷情。朱延慶在《汪曾祺與東大街》中說，這也是有現實根據的，并非憑空虛構。可見，1995年的時候，汪曾祺仍在寫著東大街，仍在寫著保全堂，仍在寫著記憶中的故鄉。

在1996年3月出版的汪曾祺小說集《矮紙集》中，收入新作《侯銀匠》，寫的是高郵東大街上侯姓銀匠店老板的故事。朱延慶在《汪曾祺與東大街》中說，侯家銀匠店本來在戴車匠店左鄰，后來搬到吉升醬園邊上，汪曾祺在1947年寫下的《戴車匠》中，簡略敘及侯銀匠店。而現在，近半個世紀后，又以《侯銀匠》為題，專門刻畫了這個銀匠店老板。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北京逝世。

注釋：

1 3 4 7 朱延慶：《汪曾祺與東大街》，《百年曾祺：1920—2020》，梁由之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7、482—484、484—485、483頁。

2 林超然《從重寫〈異秉〉管窺汪曾祺小說寫作觀》、楊早《四十年間三寫〈異秉〉——兼論汪曾祺前后期敘事風格的延續與變化》，論述了此問題。林文見《文藝評論》2018年第5期；楊文見《南方文壇》2020年第3期。

5 陳學善《年輕小說家汪曾祺》談及了汪曾祺早期的《廟與僧》《最響的炮仗》《燈下》與后來的《受戒》《歲寒三友》《異秉》的關聯。見《文匯報》2020年12月16日。

6 褚云俠《〈受戒〉的周邊》分析過《河上》、《廟與僧》與《受戒》的關聯，見《文藝爭鳴》2019年第4期。

8 林跖藍的《從“市井四奇”到“歲寒三友”》（中華讀書報》2020年10月21日）一文談及了汪曾祺早期小說《最響的炮仗》與后來的《歲寒三友》的關聯。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