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川歸》是我的第五部長篇。

此前的四部，《我的表情》《白駒》《牛角梳》《天知道》，都是我2000年前后寫的，一口氣寫了四個，簡直像腦筋搭錯了。再起念寫長篇，已經是2020年了。這充分說明，我在創作上是一個缺乏規劃的人，不會布局，更談不上韜略，多的是任性。所謂任性，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節奏，想怎么寫，寫多長，全由著自己的興致。這似乎有點不識時務。摒棄“張弛有度”“趁勢而為”“見機行事”也有個好處，那就是我至今還覺得這四個長篇并不丟臉，我不會羞人答答地臉紅。

第五個長篇，它當然還是我寫的，但我很明確，它更應該是“寫我”的。它不是自傳，我經歷簡單，情感也沒有那么復雜豐富——如果說這種自我辯白蒼白無力，那我可以直接指出一點：我不是文科生，更不是讀外語的，我讀的是理工科。構思階段我就打定了主意：這本書只為一部分人而寫。坦誠地暴露心跳的頻率，期待有緣者的共鳴。它是我自己的歌。我理想中的這本書是一封信，一封三十萬字的長信，這封信沒有明確的投遞地址，我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在某些散落的點，能閃起共鳴呼應的火焰。

從2020年開始，我基本停止了短篇的寫作，只想著這個長篇。我畫出了時間軸，標出了重要事件，寫出了人物小傳，想到什么就記下來，亂糟糟的有幾萬字，幾十頁。翻來覆去地想，一氣呵成地寫，錙銖必較地改。真正的伏案寫作只不過一年，但這本書耗費了我四年的時間和更長時間的積累，可我覺得值。

老實說，如果不是疫情，我不可能如此專注。禁足在家的日子，朝前看很虛無，追憶和冥想自然成為主要的思維方向。所謂的“寫我”，就是必須堅持“往里走，往內心走”。明白了這一點，結構也就隨之確定了。

我預見了它的模樣，隨著鍵盤跳動，也逐漸看見了它的輪廓，它的五官，它的細節，甚至察覺到了它的呼吸，嬌喘細細或聲如裂帛。它應該是一本時間之書、心靈之歌，是幾個人物在漫長時間里的吟唱。

兩年的構思，最難的是時間問題。我希望這本書有較大的時間跨度，大致從上世紀的80年代到2019年，約四十年；我還給自己規定了書的大概厚度：三十萬字。要在有限的字數里流淌四十年的時光，結構是第一位的，沒有結構就談不上概括力。概括力的另一個要素是樣本的選取，具體說就是寫哪幾個人物。

當然有省心省力的辦法：時間從前往后流；人物之間采用親緣或朋友或工作的聯系。這也可以波瀾壯闊的，但我不想這么做。我已經寫了四個長篇了，如果穿新鞋走老路，即便那條老路是別人走熟了而我尚未走過的路，我又何必抬腿呢？

有匠心，又不顯得刻意，難。我想到了水，水流之勢。水利萬物而不爭，爭是不爭，不爭是爭。水，洗滌了我蒙昧彷徨的心。我是學水利的，了解水的特性。水的變幻多姿令人著迷：水在水上叫冰，水在地上叫雪，水在地下叫泉，水在天上叫云，水在空中叫雨，水在風中叫霧，水在葉子上叫露，水在草地上叫霜……水在變幻中升騰或降落，涓涓細流，匯入江河，奔向大海；大海在蒸騰，又形成雨，再次灑落天地人間，循環往復，永無止歇。如此形態奇詭的水，它們其實都有著同樣的化學分子式：H2O。

柔情似水，心潮如沸，心如止水，心冷若冰……一個簡單的分子式，以各種形態與人心和人性契合。據說女人是水做的，在我看來，男人也是水做的。不是因為人體的含水率都是大約70%，而是，我們都是人，男人或女人。

據說寫男人和寫女人大不一樣，我倒不這么看。差異是有的，有時還挺大，但不必夸張。把男人當女人寫，或者把女人當男人寫，其實十分有趣，而且有效。人性是男人和女人的公約數。寫人，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參照系，那就是動物界。了解了蜂群、獅群和狼群的組織形態，我們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類所有的“場”，職場、市場、會場，還有很多的“界”，等等等等。人面獸心、衣冠禽獸、狼心狗肺、蠅營狗茍、雞鳴狗盜之類的詞，當然是罵人的話，但寫作時，可不能僅僅是熟極而流，信手拈來，因為這些詞可能道破了某種真相。

如前所說，水是精靈般的奇詭物質，我要寫的，是一群男女，在時代河流中被裹挾、沖擊、拍打，同時也被雨露滋潤的體驗。他們沿著水網和河流，分而合，合而分，不由自主地匯入了江河大海。他們彼此熟悉而又陌生，甚至從未謀面，就像我在小說里寫的：“生活如流水。但一條河里的魚不認識另一條河里的魚，一滴水不認識另一滴水。”可他們都是水做的人，他們之間除了都將匯入天邊大海的宿命，還有另一種緣分，在《萬川歸》里，那就是器官。

器官移植是科學的恩賜。幾個人物間草蛇灰線的聯系，最后如漁網般露出了水面，原本陌生的他們，最后成了交心換命、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心心相印的“親人”。在一個夜晚，器官捐獻者李弘毅在天上，他“看見我的心、腎和角膜重新聚集，在晦暗中移動、聚攏了，幻化成一個完整的人。這個人不辨男女，沒有性別，他只是一個‘人’。這個人來到我的家，來探望我的母親。”

寫到這里，我感動了。這是一段靈魂獨白，我要求用另一種字體印刷。李弘毅閃耀著人的慈悲，一種有別于動物的情懷。在一個“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國度，李弘毅堪稱偉大。

一本書，當然很復雜。看到樣書時，我才知道它有點厚了，類似于一塊磚——《萬川歸》里，磚頭恰巧也是個重要道具——這么厚的書，里面當然包含著許多情感：親情、愛戀、齟齬、怨恨、遺憾，它們與欣喜交集在一起，悲欣交集。這些人被規律和偶然反復捶打、磋磨、拍擊。他們很痛，這令我動容，因為我能感受到他們的痛，因為他們就是我自己。寫到歸霞自殺時，我難以自抑，淚水潸潸而下。淚水也是水。

懸念電影大師希區柯克在他的每部電影里，都要找機會露一下面。這很有意思。我得承認，我以前的小說，大多數都取一個旁觀者角度，饒有興味地說，自己卻躲著。但《萬川歸》不一樣，《萬川歸》里的所有主要人物，無論是深情的、冷酷的，還是執著的或圓融善變的，他們都是我。塑造人物，當然要有“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手段，但我寫《萬川歸》，是把自己揉碎了。萬風和、歸霞、丁恩川、李璟然……他們性格各異，命運不同，他們都不像我，又都是我。

寫長篇，當然要捧出自己的心。

四十年的時光，總體呈流水之勢，但又不能流水賬。我選取了2006年這個時間點，由這個時間點往前回溯，向后流淌。2006年前的記憶有如陳年的布匹，掀起時煙塵飛舞，我采取了“折疊法”，只有這樣，布匹才能在展示后還能裝回箱子里，才能被三十多萬字容納。幸虧萬風和得了病，從失憶癥中掙出的人有理由不斷追憶，身邊還有個往日的戀人陪著他。量子力學的基本觀點是，觀察導致坍縮，被觀察者才得以確定。塵封的記憶原本飄忽漫漶，萬風和與李璟然投去回顧的目光，往昔才得以存在。

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光。有了光才有了一切。顛覆性的“雙縫干涉實驗”證明了光既是光子，也是波。在科普的意義上，水也有類似屬性，它是水分子，也是水波、水流、波濤。隨著構思和寫作的進程，我逐漸明晰了：光是宇宙，水是人世。我既應該看到人是個體，也應該看到人也是人流和人潮。觀察者的視點或視野，決定了你能看到什么。

二十多年前，我寫第一個長篇《我的表情》，里面有一個情節：年輕的柔桑躺在姐姐家的沙發上睡午覺，黑甜一夢，姐夫剛買了個攝像機，悄悄把她的睡姿拍了下來，等她醒來，給她看。柔桑心中一震，她第一次親眼目睹了自己睡著的樣子，甚至死去的樣子。她又羞又惱，內心顫栗。后來，在小說后半部，她真的死了。

沒有鏡子，人永遠不知道自己長什么樣——請勿抬杠，水面也是鏡子——沒有攝像機，柔桑也不可能看見自己死一般的睡眠。寫作者就是一臺攝像機，他可以記錄時間，回放時間。

寫了三十多年，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基本已經確定了，無論這種喜歡和擅長識者幾何，事實上已積重難返，說是堅不可摧也可以。我只想也只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就像我一直堅持的，不裝神弄鬼、不擠眉弄眼、不苦大仇深、不聲嘶力竭。在自己的音域范圍內，唱自己喜歡的歌，不去考慮它是民族唱法，還是美聲唱法，抑或是通俗唱法。

事實上，我沒有過多考慮語言。沒有開口，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腔調。在短篇里，我必須收著，不能放縱，因為空間有限。但在寫《萬川歸》時，我放開了。這是我的嗓音，在合唱團可能要被指揮用棒子拎出來，“靠一邊站著去”的那個聲音。

作家、評論家李浩在論及《萬川歸》時說：“故事、細節和感覺的重重增殖，對于時代和時代鏡像的綿密涉及，加上強烈而銳利的敏感度，它們交織，它們融合，它們疊加——正是這一方式使朱輝的小說完成顯現了異質和獨特，當然也構成著小小的冒險：它可能因為綿密和豐富而將一部分讀者阻擋在外面，他們更愿意讀到故事的緊張和離奇，以及具有‘強刺激’的情節構成。我們或可以將朱輝文字的獨特性看作是一個‘閱讀門檻’，而一旦沉浸，我們就會發現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獨特景致。”——他說得真好。“閱讀門檻”當然不是我故意設置的，但是它在。

疫情期間，也正是我專心寫作的日子，騙子們很忙。我曾經為時常接到詐騙電話而煩惱，更惱火于他們那一耳朵就能聽出的南方腔，認為他們又壞又笨：找個普通話標準一點的很難嗎？后來公安的朋友告訴我，人家這是在篩選哩。你連這種口音都不能警惕，那恭喜你，我們選對了，得手幾率大增，騙的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萬川歸》是誠實的，就是現在這個腔調，我所理解的文學的腔調，如果你看下去了，我很感謝；如果你看進去了，看到了“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獨特景致”，那我們有緣，我對你深表敬意，視為知音。歌為我自己唱，也為你而唱。

突然想起，四年前的10月4日，我在電腦上打出了“萬川歸”這三個字。

2024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