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沒有長久地離開自己的家鄉，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種缺失還是福報？當很多作家在遙望著故鄉、抒發鄉愁侃侃而談的時候，我只能徜徉于家前屋后的溪流邊作逍遙觀。早年我并非沒有仗劍遠行的宏偉抱負，但命運使然，最終還是留在了自己的血地。閑來無事，啜茗品墨，一把紫砂壺是少不了的。這樣的一壺茶，喝著喝著就流進我的血管里了。許多年后，紫砂壺和它背后的江湖，以及器物故事，成了我文學書寫的一個主要載體。

我的家鄉在太湖西岸的陶都——江蘇宜興。說它是陶都，是因為這里有七千年的制陶史。紫砂壺獨步千秋，享譽海外。這么說吧，我是通過對紫砂壺的書寫，慢慢地打開我的精神原鄉的。家鄉的山水養育了我，而它的精神內核，卻需要我進行長久的跋涉才能讀懂。

我最早也寫小說，關注江南地域百姓生態。2005年，王蒙先生來宜興，我陪他到紫砂工藝廠參觀。在與壺藝大師互動之后，他對我說：“其實紫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你為什么不寫紫砂呢？”還幽默地說：“寫紫砂，你有優勢，我們肯定寫不過你！”

其實，對紫砂壺的喜歡，一直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時代。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那是一個典型的江南小鎮，文脈很厚。我的外祖父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店員，精通各種陶器。他經常用一把小榔頭，敲擊那些缸甕罐缶，聽聲音就知道它們的品級。晚上，他住在店里守店，我常常陪著“焐腳頭”。記得那是在一個狹小的閣樓上，夜里聽他講山海經故事。當他盤點那些器物時，我就在一旁玩。所以我從小就熟悉那些日常的陶器，大到水缸，小到砂鍋，乃至茶壺、茶盅，以及生活日用的壇碗瓢盆。他自己習慣用一把包漿很亮的老茶壺喝茶。那壺跟他深醬色的額頭很相似，而壺里發黑的茶水濃釅得苦唧唧的，這就是我最早對用茶壺喝茶的印象——年輕時我就用家里的老茶壺泡茶，給人一種老氣橫秋的感覺。

所有這些背景情況，都成為我寫紫砂題材的啟蒙。慢慢地讀了一些書，特別是讀了一些有關江南文化的書籍，感覺紫砂作為一種器皿，是中國茶文化的一個載體，是江南文化的典型個案。它與江南的風俗史、手藝史、生活史，都是打通的。太多的耳濡目染，讓我對紫砂書寫有一種特別的神往。

在獲得2015年年度“中國好書”的傳記作品《布衣壺宗——顧景舟傳》里，我寫道：“……一柄古風霜懷的紫砂茶壺，身世平淡卻暖手溫心，終究與俗世不離不棄，幸留壺命。且吸納吳地脈象，滋潤世代壺客；又因文人寶愛，為其鑿字賦詩，壯聲提氣，身份便有些不俗。壺手一旦與文人投緣，漸漸便有了頭面。所摶妙器，為人間平添一味雅玩，亦為當地開掘了一份世代不衰的傳宗產業。”

紫砂茶壺原本只是滔滔人世的一件飲茶之器。如果肯給它一張干凈的茶桌，它會顯得儀態靜雅，飽浸茶湯之后，會泛出恬淡幽光，溢出清雅茗香。一把壺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的生長也要有一片沃土，與江南的民俗、詩詞、書畫、器物、手藝、弦樂乃至美食，都是十指連心的關系。

優秀的民俗民間文化是作家精神家園的根底。它涵養我的氣質，賦予我一種文化自覺，讓自己在《堯臣壺傳》《花非花——蔣蓉傳》《一壺乾坤》《讀壺記》等非虛構作品里，并不滿足于描繪傳主的身世、身手和作品，而是專注于由“器”到“道”的升華與演繹。太多的美器裝點了這個喧囂的世界，唯有大道至簡的妙器，才能演繹“天人合一”的內涵，給出一種人間的高境。

比如《一壺乾坤》里寫到的清代壺藝大家邵大亨，其代表作之一《八卦龍頭一捆竹》，壺身由六十四根仿細竹圍成，壺蓋塑以八卦圖案，蓋與鈕系太極圖符。壺把與壺嘴如神龍之首，壺身的束帶裝飾，使壺腰線條恰似束緊的竹捆，意境自然。壺底則精工細刻成“河洛圖書”式的星象紋。在技法上，看似煩瑣，實則簡潔。一把壺，裝進了天地日月，已然超出“巧奪天工”的范疇，而擺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又比如《布衣壺宗——顧景舟傳》里寫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工藝學會創始人、陶藝家加藤達美來拜訪顧景舟。加藤在日本，名頭大，也很自負。開始他沒把顧景舟放在眼里，進得屋來，見到簡陋的工具桌上，只有一個“扁仿鼓壺”和一些整齊擺放的工具。突然，他的目光變得平和了，拿起做壺的工具仔細端詳，說他到過世界上五十多個國家，從來沒有見過像“扁仿鼓壺”這樣的作品，特別是每一件工具都是藝術品！

這些細節的背后，其實是有江南文化史、手藝史在支撐的。獨特的藝術都有地域文化的滋養，文學亦如是。我在寫作這些作品時，大量的功課不僅來自田野調查，而且專注于對地域文化中那些積淀深厚的內在經絡的梳理。歷史與現實、古典與現代、器物與精神，那些縱橫交錯的歷史線索、氤氳秀雅的江南水鄉、千變萬化的紫砂工藝、斑斕溫潤的陽羨文化、顛沛流離的藝人命運和高山仰止的大師人格，構成我的“紫砂文學”的重要質地。比如，在《江南繁荒錄》里，我試圖糾正世人對江南的一種“偏見”。似乎一說到江南，就是鶯飛草長、小橋流水。其實，這里曾經也有太多的艱辛與苦難，只是江南人總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承受而已。我希望通過以“繁”與“荒”的對比，書寫更為廣闊的世俗生活，打通“文人江南”與“民間江南”的精神共相，激活被格式化的地理江南。

我就這樣腳踏著家鄉的土地，于江南一隅，安靜寫作。連續多年的非虛構書寫，突然讓我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許多素材、感受，需要一雙虛構的翅膀來激活，并且跟我的思想、感情起飛。相信有一種更自由的敘事方式，能幫助我打開紫砂世界和江南文化的廣闊天地。這就有了長篇小說《包漿》。

這里應該是一個“更江南”的所在——蜀山古南街，葛家三代人的紫砂收藏故事，帶出煙火漫卷的時代生活。我曾經無數次領著朋友來這里參觀，卻很晚才知道，這里竟然是我那早逝祖母的出生地。她是一個窯戶的女兒，自小識文斷字，喜歡讀《紅樓夢》。18歲那年離開這里，就再也不曾回來。《包漿》這部小說里沒有她的身影，但通篇都有她的氣息。突然明白，我如此醉心于紫砂書寫，冥冥之中或有祖先昭示。葛家三代人的奮斗史里，融入我家先輩的血脈與烙印。我通過他們來寫中國人的器物觀，寫人與器物的關系。人如何創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丟失了自己，最終又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人與器相互成全，讓器物有生命，讓器物說話。現實中的蜀山古南街是紫砂發源集散地之一，而小說里的“古南街”應該是它審美意義上的“升級版”，兩者之間有互通之處，但在小說文本里，“古南街”融合了儒釋道的精髓，它們的和諧共存，給了紫砂壺得以發揚光大的平臺。詩性江南的審美精神，歷代藝人與文人聯袂的前赴后繼，賦予紫砂壺清剛之氣和清靜之性。如果可以轉換成畫面來表達，《包漿》里的古南街應該是詩性江南的范本之一。我終于在“虛構女神”的引領下，沿著我的“故事套盒”的軌道，將作品里諸多神秘、復雜、模糊的江湖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的聯合體，與讀者共享了“人道大于壺利”“命比壺大”“尚真向善”等精神內核。

從今年第四期起，我在《收獲》雜志開設“江南器物”專欄。我的創作視野，又從紫砂壺擴展至“江南器物”。在江南文化沃土的背景下，我想通過田野調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鉤沉、非遺檢索等方法，以扎實的史料和民間資料為基礎，結合具體可感的多件器物，通過翔實的史料推演，帶領讀者重返歷史現場，再現江南勞動人民的創造能力，呈現器物長河的波瀾壯闊。文中有藝，有人，有事，有道，盡顯江南文化的生機與活力。

器物不但有生命，也是有“志”的。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一個傳奇故事，而許多故事，跟氣節和守志有關。“器隱鎮”成了我講述江南民間百余年來器物生活的載體。我想在這里演繹一部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圖”，各種人物將在這里登場。從科舉、稼穡、節慶、風俗、嫁娶、餐飲、庭院、家具、服飾、舟車、禮品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漸次展開，描繪江南民間器物的起始、傳承、契合、演變。寫中國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落地與生發，從古代農民創造的龍骨水車，到犁耙鋤釬等耕作農具，從碗碟盤盞的日常器皿，到鼎龕鬲匜等古代器皿在彼時社會生活中的使用。一件件江南器物，在溫習稻飯羹漁里的日常生活之余，挖掘出其中的歷史、文化、掌故、情感，印證器物背后的人生、人性與文化精神。

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說世。感恩養育我的這片廣袤而深沉的土地。對于江南潛移默化的內在深切感知，讓我可以從容避開一己想象，直接進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機體的內部，以古典的人文江南和民間江南，來確認自身的位置和心靈歸屬，在重述江南器物的故事中，不斷發現江南生活的精神魂魄，確證價值立場和生命本色。

（作者：徐 風，系一級作家、江南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