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要對十年來的詩歌及其對應的社會現實和文化語境作出一番考察的話，其難度系數可以想見。這使我想到非虛構作家蓋伊·特立斯對歷史的獨特觀察角度和敘述方式，即任何一個時代幾乎都會同時呈現出被仰望和被遺忘的兩個主體聲部。歷史證明我們考察一個階段詩歌整體化的內部演化以及詩歌現象、生態結構、“歷史流變”是可能的，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很難完全避免“文學進化論”和“文學史敘事”的影響或連鎖反應。

新時代及其詩歌美學訴求

從社會學層面以及整體性的詩歌發生機制來說，時代情勢對詩歌生產、形態、特質產生了重要影響，正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而每一個時代的變革、轉化過程中大都是詩人率先發出敏銳、先鋒、實驗、先導、精細、及時、快捷的回聲和回應。詩歌就是時代屋頂上伸出的針尖，在第一時刻感受到幽微的變化以及劇烈的顫動。值得注意的是，時代與詩歌是多層次、全方位的互動，而任何時代、現實和社會景觀進入了詩人的視野之后就變成了另一種現實，這一特殊的精神化、修辭化、想象性的現實顯然區別于日常化的現實。從歷史的長遠性和整體性來看，一個時代也只是一瞬間，但這一瞬間卻與每個人乃至群體、階層和民族發生密切而復雜的關聯，“詩人——同時代人——必須堅定地凝視自己的時代”（吉奧喬·阿甘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顯然，新時代詩歌是由不同的生長點和場域構成的，新時代詩歌需要新的傳統和個人才能，由此詩歌的新空間、新代際、新主題、新題材、新經驗以及寫作的新方法就顯得非常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詩歌發展與整體社會文化系統之間的深層互動關系。新時代與詩人之間的相互砥礪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詩歌發展的時代訴求和內在命題。在整體性的時代大勢面前，“新時代”已然成為評價當前詩歌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化裝置。這不僅是時代的認知原則，也是美學的批評原則。新時代背景下，詩歌寫作美學及其生產和傳播形態以及多樣化的文化功能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詩人的寫作身份越來越呈現出非專業化和大眾化的特征，詩歌介入時代以及大眾參與詩歌的程度不斷加強。

十年來的詩歌發展已然證明，詩人通過自我意識、文體意識、文化意識以及社會意識對時代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回應。十年來的詩歌，我們可以大體放在“新時代”的語境下來予以考察、分析。社會性和詩歌內在性的彼此咬合和糾正成為每個時代詩歌發展的內在性動力和平衡機制。尤其是在新的時代節點上，詩人和詩歌從來都是極為重要的回應者，因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發現、命名和創設，而這正是“新時代”之“新”對詩歌提出的要求。與此同時，詩歌內在性呈現了每一個寫作者的差異性的心理結構和文本精神。

2019年11月28日至29日，全國詩歌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聚焦“新時代詩歌”的五個議題：“新時代詩歌的人民性和主體性”“新時代詩歌的時代精神與現實抒寫”“新時代詩歌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新時代語境下的長詩現象與總體性寫作”“新時代詩歌的大眾傳播、對外交流與譯介互動”。顯然，“新時代”是一個巨大的場域，涉及到的層面是極其繁復的。與此相應，具體到個體詩歌創作和詩人的眼界、襟懷，其面對“新時代”的感受是有一定區別的，這進而體現在詩歌文本的差異性面貌上。山峰之所以成為山峰，是因為其周邊有洼地、沼澤、河溝、土坡、平原，這些地貌對應的也正是詩歌景觀和靈魂景深。對于“新時代”整體情勢下的當代詩歌而言，其最大的挑戰必然是時間所帶來的“未完成性”以及具備新質的時代經驗。這不只與個體經驗、現實場域和歷史法則有關，也與詩歌寫作的當代性、變動性有關。從動態景觀來看，一個個階段構成了新舊交替。與新時代相應，產生了新文化、新思想、新經驗、新行業、新人群、新生活等等。這些新質力量以及經驗構成了一個時代詩歌的驅動力。在新工業、新興行業和新科技的加速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了一大批新型的產業工人，而工人的社會境遇和工業詩歌的豐富性和嶄新經驗以及精神質素亟須從評論、出版和傳播的各個層面予以觀照和總結。尤其是新時代以來，在大國重器、量子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物流樞紐、快遞服務、數字經濟、媒介革命、速度景觀背景下的新發展更是令全世界矚目。與此相應，時代的新變導致新現實、新思潮、新動向、新生活、新題材、新主題大量涌向，這都對詩歌形態以及生產方式、傳播方式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個人都處于現實和社會之中，既然日新月異的景觀對寫作者提供了可能，那么寫作者就有責任有必要對此予以承擔。當然，這一承擔必須是以詩性的承擔、語言的承擔為前提，即所謂的“詩性正義”。

目前新詩的體式和形式已是非常多元和復雜，這對于讀者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比如一般意義上的抒情詩、小詩、主題性組詩、長詩、詩劇、劇詩（舞臺詩）、廣播詩、散文詩，比如雙行體、八行體、新絕句、截句（四行之內）、歌謠體、民歌體、自由體、格律體、新格律體、兒童詩、兒歌等。當代詩歌的開放性以及差異性在諸多的詩叢、選本和年鑒中得以充分體現。詩歌選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揭示當下詩歌生態、傳播優秀詩歌的作用。“青春詩會詩叢”“中國好詩”“藍星詩庫”“中國桂冠詩叢”“天星詩庫”“鳳凰詩庫”“標準詩叢”“雅眾詩叢”“磨鐵讀詩會”“常青藤詩叢”“2020年代詩叢”“白鯨文叢”“詩想者”“當代詩歌名家星座”“漂移叢書”以及《中國年度詩歌精選》《天天詩歷》《新世紀詩典》等各種詩歌選本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呈現和總結當下整體的詩歌創作狀態和境況，也進一步凸顯了詩歌美學的多元化特征。“青春詩會”是《詩刊》社的知名品牌，被譽為中國詩壇的“黃埔軍校”，自1980年創辦至今“青春詩會”已舉辦了40屆，近十年來推出了一大批優秀青年詩人。2024年，《詩刊》全新改版。全國各地刊物以多樣欄目及時反映詩歌發展動態。

譯介繁盛與“世界詩歌”

無論是我們談論一個時期詩歌的整體狀貌與構造，還是具體而微地分析某一個具體的詩人和詩作，都離不開一個最基本的依據，即“有詩為證”。十年來，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譯介）的紙質詩集在4500種左右，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譯林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岳文藝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以及磨鐵、雅眾、小眾書坊等出版機構推出的長效詩歌出版計劃對于推動國內外優秀詩人詩作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年前后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年的重大節點，諸多文化機構、大學、研究者、刊物等圍繞著一百年的新詩，從文學史、選本、經典化等角度予以深度討論，從課題、出版、研討等諸多環節予以深入推動。

從“世界詩歌”的影響來看，中國詩歌的本土化和當代經驗是不斷深入的，詩歌寫作自信力在不斷增強。十年來，現代性、中國化、譯介、本土經驗和原創力等問題一直被持續討論。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詩歌背景下，中國的詩人和詩歌在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譯介的現代性”與“生成的現代性”以及如何達成個人性、本土性、漢語性和世界性的融合將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以國際詩歌節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跨語際詩歌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尤其是“首屆國際青春詩會——金磚國家專場”的召開，促進了10個國家之間70多位青年詩人的深入互動、互鑒、互啟。十年來，詩歌越來越成熟和多元化，在詩歌生態、生產方式、媒介技術、傳播體系等方面出現新的變化，在現代化進程中也逐漸形成了屬于中國現代詩自身的特有傳統和文化屬性。

隨著近年來國內外的各種國際詩歌節、詩歌活動以及譯介渠道的多樣化，加之各種社會文化想象的參與，中國詩人較之以往已然獲得了更多的“世界視野”和“發言機會”，甚至中國詩歌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的層面。詩歌譯介在近些年持續升溫，這是以詩歌為基點輻射到文化領域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跨民族的多元對話過程。顯然，中國詩人對“世界詩歌”的想象和實踐也越來越明確。尤其是十年來，涌現出以西川、王家新、黃燦然、傅浩、張曙光、汪劍釗、田原、高興、樹才、陳黎、李笠、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馬永波、晴朗李寒、遠洋、歐陽昱、周瓚、姜濤、張桃洲、王敖、胡續冬、范曄、周公度、周偉馳、雷武鈴、王嘎、楊鐵軍、陳太勝、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靜嘩、張文武、胡桑、包慧怡、王東東、秦三澍等為代表“詩人翻譯家”，使得詩歌譯介取得相當大的成績。以20世紀世界詩歌譯叢、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藍色東歐、雅歌譯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典詩歌文庫、磨鐵詩歌譯叢、俄爾甫斯詩譯叢、鏡中叢書、當代譯叢、詩苑譯林、桂冠文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不再是以往歐美大國詩歌的一統天下，而是向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巴勒斯坦、芬蘭、日本、印度、韓國、波蘭、葡萄牙、匈牙利、黑山等更多的國家拓展。

目前詩歌對外譯介和研究大體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詩歌經典在外國的譯介，現當代優秀詩歌的翻譯，民間文學、口頭文學以及少數民族詩歌在國外的翻譯，新的翻譯模式比如“合作自譯”現象，百年視野下的詩歌對外翻譯，對譯介的媒介、途徑、渠道和形式的討論，海外漢學家譯介中國詩歌的情況，翻譯的現狀、生態、新變以及出版市場，翻譯的技巧、語言和文化問題，民族文學、文學傳統、抗譯性和交流性問題，譯介的多層次以及重心的轉移，“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詩歌翻譯工程對塑造中國的海外形象以及建構本土化文學體系的作用等。

新科技、新媒介與詩歌的跨界互動

從2015年開始，中國基本進入強社交媒體的詩歌時代。詩歌類微信公眾號的訂閱用戶已超過1000萬，其中《詩刊》和中國詩歌網的用戶已超過100萬，每天微信平臺上的詩歌產量超過全唐詩。從事古體詩詞寫作的人數量也非常龐大。當代中華詩詞堅持守正創新、與時俱進，不斷強化詩歌與現實表達的互動關系，日常化經驗和時代新變的景觀以及新鮮的語言方式、修辭技巧給傳統詩詞創作帶來了活力。

顯然，這十年的科技發生了巨大變革并深度改變著世界格局以及生活方式，而技術讓詩人似乎更為便利地通過電子化平臺接觸到文學世界和現實世界。移動自媒體和短視頻的沉浸式傳播使得詩人創作心態、詩歌樣態、生產方式、生產機制以及詩歌秩序、文體邊界都發生了變化。新媒介使得詩歌傳播更為便利，詩歌生產的數量更是成倍增長，這在豐富了詩歌生態的同時也使得詩歌標準失范。傳播介質的改變和傳播技術的迭代更新使詩歌的傳播形式相應發生了變革，形成了“刊+網+微信公號+自媒體+短視頻”的立體生態鏈，尤其是“兩微一端”的傳播速度、廣度、深度減弱了對好詩人、好作品遮蔽的幾率，但也帶來一些副作用和負面影響，比如快餐式的淺閱讀和臨屏閱讀。

十年來，在全媒體的語境之下詩人形象、文本特征、詩歌功能、詩歌觀念、詩歌價值觀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詩歌越來越呈現出開放式、對話性的結構，這涉及到寫作主體、詩歌本體與社會環境之間的深入互動關系。人工智能跟詩歌的互動是最直接的，機器人讀詩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目前，機器人讀詩、機器人寫詩和機器人評論詩歌已經成為現實。在媒體生產力和數字化生產力的時代情勢催動下，在弱人工智能（ANI）向強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ASI）的發展過程中，遭遇挑戰的不只是詩歌觀念、寫作方式以及文學生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職業倫理（比如“知識勞工”所受到的來自人工智能機器的挑戰）也隨之發生變化。隨著人工智能和算法寫作成為熱點，寫詩機器人“小冰”“小封”出現并先后推出詩集《當陽光失了玻璃窗》（2017）、《萬物都相愛》（2019），這種特殊的創作主體“擬主體”甚至對著作權法提出了挑戰。回到人工智能“寫詩”本身，我們發現其真正法則就是機器的高度智能化和數據化的“習得”能力，比如小冰完成一次學習只需要0.6分鐘，而由計算機制造的“類文本”已經顛覆了我們對詩歌發生學的慣常理解。由此，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詩歌”無論是從內涵還是外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我們不能再用傳統的文學觀念和眼光來看待近乎日新月異的詩歌新變。

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詩歌總是處于“邊緣化”的位置，然而隨著新媒介和強社交媒體的發展、介入和推動，近些年詩歌卻異常地“熱”起來并呈現出“類詩歌”的泛化和跨界動向。尤其是近年來頻繁的詩歌文化活動以及新媒介的深度參與使得詩歌重新回到了大眾的視野，“詩歌升溫”“詩歌回暖”成為持續討論的熱點話題。與此相應，詩歌文體的融合以及詩歌的跨界傳播趨勢越來越明顯，詩歌的跨學科、跨文體、跨藝術的特征越來越明顯。詩歌與音樂、影視、舞蹈、繪畫、書法以及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諸多領域發生了交互，詩歌的劇場化、影視化、大眾化、公共化的跨界傳播現象非常普遍。一些代表性的詩歌作品被改編成了音樂舞臺劇、實驗詩劇、意象戲劇以及紀錄片、電影等多種形式。經過二度創作之后，這些詩歌的傳播空間以及受眾群體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與此同時，多層次的社會文化空間和公眾參與詩歌的程度、廣度進一步拓展了詩歌的功能。一部分詩歌在與公眾和社會對話和互動的關系上帶有了艾略特所說的“劇詩”的效果。

多元文化、現實感與長詩寫作熱潮

十年來，詩歌面臨和抒寫的文化環境也越來越復雜，比如鄉村文化、城市文化、新移民文化、底層文化、后工業文化、后現代文化、消費文化、地方文化、傳統文化、跨語際文化、譯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等對詩歌整體生態乃至新變的種種影響。從社會圈層以及詩歌生產的區域空間來看，隨著城市化和新工業景觀的快速崛起，關于詩歌的地方性知識、鄉土倫理、文化鄉愁、移民文化的寫作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從“草根詩人”“底層詩歌”“打工詩歌”“農民工詩歌”“新農村詩歌”“新移民詩歌”“工人詩歌”“快遞詩歌”“新工業詩歌”“行業詩歌”的閱讀效果史中我們目睹了“階層”“現實”所攜帶的社會學層面的連帶反應。在不斷累積的社會化的閱讀中“鄭小瓊”“許立志”“余秀華”“王計兵”已不再是“個體”，而是轉換為“樣本”“案例”“文化符號”，因為在其身后站立著與他們有相似命運的眾多人。這也是一種集體想象機制和文學消費邏輯。在閱讀效果史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詩學”和“社會學”的博弈。與此同時，隨著新興行業、技術和媒介的發展，涌現出了大量的各個行業的詩人——比如快遞詩人，他們以鮮活的行業經驗、生命經驗在詩歌中注入了活力和生機。隨著短視頻平臺對這些詩歌的推廣，這些詩人以及創作已經成為令社會矚目的文化現象。

當我們必須談論詩人與時代的關系的時候，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杜甫是怎樣以詩歌話語的方式抒寫了一個自己的時代。比如我們可以追問，同樣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時代的詩人，他們也深處于動蕩的社會現實之中，可是為什么他們沒有寫出杜甫那樣的詩歌？難道他們的詩歌與時代沒有關系嗎？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認為是“詩史”，而他的詩歌也被視為是對一個歷史階段的最有代表性的呈現？由此，我們就會發現詩人與時代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對等關系和直線型的呈現，而是更為復雜和值得重新思考。

十年來，詩歌的現實題材和詩人的現實感、現場感成了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詩歌的及物性、開放性和介入功能進一步強化，而詩人對分層化現實的理解方式、認知態度以及處理方式也是開放性的。詩人與現實的關系在十年來的詩歌寫作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體現。詩人在詩歌中感應現實、想象現實，甚至參與現實和重塑現實，而現實生活也在調校著詩人的方向感，這正是精神現實和社會現實彼此對話、相互打開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介的深度參與之下，詩歌中的現實也一定程度上被媒介化和屏幕化了。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生學”機制，而在不斷強化詩人“現實話語”和“當代經驗”的吁求中，在詩人與空間和公共世界的互動上，如何把個人的現實經驗轉變為歷史經驗，如何通過賦形和變形把個體的真實通過語言的途徑轉化為歷史的真實就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命題。無論是從個人精神生活還是從時代整體性的公共現實而言，一個詩人都不可能做一個完全的旁觀者和自言自語者。

這一視角，也會影響我們對“個體詩學”“個人寫作”“私人寫作”的判斷。對這些觀念的強調，至今仍未消減，其意義也不用多言，但是，個體寫作不能陷入物感化的日常經驗泥淖之中。我們期待的并不是一個時代出現了多少寫作者，一個代際或世代出現了多少詩人，而是要看到底生產出了多少具有絕對重要性和區別度的標志性詩人和文本。

隨著寫作經驗和現實經驗的復雜化，很多詩人不再滿足于寫作短詩。十年來，吉狄馬加、歐陽江河、西川、于堅、王家新、張學夢、周倫佑、大解、趙野、陳先發、雷平陽、宋琳、柏樺、翟永明、沈葦、梁曉明、葉舟、胡弦、谷禾、劉立云、王久辛、梁平、龔學敏、舒潔、海男、沈浩波、趙曉夢、蔣浩、江雪、育邦、鄭小瓊、王單單等詩人不斷進行長詩寫作，甚至已經出現了史詩品格的長詩。長詩對詩人的要求和挑戰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許詩人在細節紋理和整體構架上有任何閃失和紕漏，同時對詩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視野、求真意志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確實，在寫作越來越碎片化的整體時代情勢下，我們亟需“總體性詩人”來應對閱讀和寫作的焦慮，重建詩歌的整體感和方向性。從更長時效的閱讀時期來看，長詩與總體性詩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難度以及長久影響力上都最具代表性。

十年來的長詩熱已經成為重要現象，而集體出現比拼詩歌長度的勢態以及相應的寫作機制和深層動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正如歐陽江河追問的：“這個時代長詩有可能變成什么或者已經變成什么？”而在我看來，當下的長詩寫作更多凸顯的是碎片化時代的語言焦慮。詩人主體精神的建構和詩歌話語譜系的達成有時候更容易在主題性的組詩和長詩中得到驗證、累積和完成。這十年內產生的百行以上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長詩達上千首。

在寫作的碎片化越來越突出的創作情勢下，優秀的詩人必須具備總體化的視野和寫作襟懷，而長詩就成為諸多詩人的選擇。優秀的長詩總是能夠在超大的精神體量、思想載力、繁復結構、內在機制、修辭技巧等方面展現出厚重、深邃、大氣的藝術魅力，能夠在宏闊視野中更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史學、地理學、社會學和詩學的諸多命題。

空間轉型與少數民族詩歌

隨著空間轉向以及“地方性知識”的逐漸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題面前人們不得不將目光越來越多地投注到“地域”和“空間”之上。這十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識”發生了巨大變動的時段，這對詩人的世界觀、詩歌寫作觀念以及整個詩歌生態都帶來了不無深刻的影響。

由詩歌的空間和地域性我們總會直接聯系少數民族的詩歌寫作圖景。

十年來少數民族詩歌寫作無論是在精神型構、情緒基調、母題意識還是在語言方式、修辭策略、抒寫特征以及想象空間上，它們的基調始終保持對生存、生命、文化、歷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詩歌自身的敬畏態度和探詢的精神姿態，很多詩句都通向了遙遠的本源性寫作的源頭。

從獲得第十一屆至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詩歌作品來看，現在的少數民族詩人所抒寫的空間越來越呈現出開放的姿態，本土空間、城市空間和異域空間同時在現代性進程中進入詩人的視野，而從精神向度和思想載力來說，這些詩歌也更具有對話性和容留空間。這種本源性質的精神象征和相應的語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向民族、傳統和母語致敬和持守的意味。這也是一個個少數民族詩人的“夢想”。而任何一個民族和部落以及個體所面對的諸多問題都是共時性的，打開了面向生存、世界、歷史、文化、族群和人類的盡可能寬遠的文化空間和詩性愿景。隨著加速度的城市化進程對原生態地區和文化的影響，隨著現代性時間對傳統的地方性時間和農耕時間的擠壓，少數民族寫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這種挑戰既是現實層面的也是詩學層面的。民族歷史、區域文化、族裔信仰、屬地性格、精神圖譜、地方性知識在當前的少數民族詩歌中被反復抒寫，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這些精神向度和文化載力變得愈發重要。具體到個體主體性以及創作個性來說，每一個民族詩人又從情感、經驗、語言、技藝等方面提供了差異性的多元化空間。這些充滿難度與可能性的民族之詩、時代之詩、現實之詩、命運之詩為當下少數民族詩歌繁榮帶來持續的活力與深刻啟示。

當然，我們不能對“地域”“地方性知識”作狹隘化的理解，而應該將之與更廣闊的時空結合起來。“地域”“地方性知識”本身就是一個歷史化的變動空間，更為準確地說并不只是空間而是時空體結構，它與整個社會的大動脈以及毛細血管發生著極其復雜的滲透關系。然而，隨著“景觀社會”的來臨，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業”構成的現代性法則面前，曾經近乎靜止的整體化的地域和一個個具體的空間、地點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動。與此相應，“地域性詩歌”的文化功能以及詩人與地域的關系已然與傳統詩學迥然有別。這正反映出一個寫作者與環境和地域之間相互刺激、拉伸、消長以及調整的復雜過程。

總之，面對著十年來的詩歌發展以及新變，我們看到了詩歌生態的每一個鏈條上充滿的新的可能性。從精神世界的維度來說，詩歌文化正在形成一種穿越時空的傳統。我們所期待的，正是能夠穿越一個階段、一個時期、一段歷史的經受得起時間淬煉的精神傳統和詩學傳統。而新時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傳統也正是我們所期待的。由此來看，評價一個詩人的個人才能不是憑幾個詩歌獎、評論家的文章以及詩人的幾本詩集所能說了算的，必須放在歷史裝置和傳統譜系中予以確認和評價。也就是說，詩人的寫作和時代評價都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具有對一個時代風景的整體性關注和掃描。

詩人既是“社會公民”“現實公民”，又是“時間公民”和“語言公民”，詩歌是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是自主性和社會性的異質混成結構，也是時代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的共生。我們期待著中國詩歌在未來能夠真正創造出屬于“當代詩歌”自身的傳統，期待著中國詩歌在讀者、公共空間以及世界視野中能夠獲得進一步的共識度和公信力。

（作者系《詩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