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為新時代文藝創作指明了方向。就短篇小說而言，創作主體關注中國社會變遷，把脈時代發展大勢，反映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新氣象、新樣態、新格局。

主題創作審美更趨自覺

當代主旋律文學中革命歷史敘事多為正面描寫，以革命斗爭的現實主義描繪凸顯歷史敘事的崇高與神圣，近十年間出現了一些變化。劉建東《無法完成的畫像》把帶有神秘色彩的革命活動推到幕后，通過革命家畫師給逝去戰友畫像過程的細膩描繪，展現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的凜然氣度與豐功偉績，言此意彼的敘事追求提升了主旋律文學的品格。朱山坡《革命者》中“我”的伯父既是革命者，也搞美術，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但他信仰堅定，為保守秘密而創作，顯然溢出了傳統的革命者形象。遲子建《喝湯的聲音》打量封塵歷史的海蘭泡事件，但很少正面描寫慘烈場面，而是借助家族史的視角、喝湯的細節和“牙齒”的隱喻梳理民族創傷史。張者《山前該有一棵樹》寫胡老師以自身的歷史傳承和精神追求，通過生活化的教學實踐，塑造著無數幼小的靈魂。“疆二代”與胡老師及“樹”構成的審美認知系統，傳達了胡老師和胡楊樹的生命價值。此類小說在藝術張力中實現了信息密度的增量，以日常化與象征化兼容的藝術表達深化了主旋律敘事。

隨著城市化進程帶來鄉村新變，主體認知的重塑成為農民書寫的新動向。短篇小說越來越關注鄉村生態，且從文化主體層面去探究鄉村社會命題。田耳《金剛四拿》以游走于城鄉之間的“歸來者”羅四拿找尋“金剛”的過程，試圖對以往城鄉二元想象有所超越。羅四拿不為現代都市所接納，回鄉后卻能左右鄉間的生死，緩解鄉土的人倫危機。作者既不批判城市文化，也無意為鄉土文明代言，而是從文化層面重估生命本體的價值，以生命本體的價值考量實現了對鄉土文化靈魂的重塑。同樣，湯成難《麥田望不到邊》寫蘇北平原老農馬永善與黑團之間默契的日常，展示了農民與土地之間樸素而深厚的情感。現代技術的介入，讓老馬當了一回電影里的主角，作者以心理波動描寫完成了農民主體精神的重塑。

突進人物內心書寫城鄉變遷是主題創作的另一流脈。蔡東《月光下》聚焦于因時間流逝而產生的隔閡。劉亞和小姨李曉茹曾是親如姐妹的兩代人，那種特殊的親密隨著時間流逝，卻在多年后都市重逢中不見蹤影。歲月留下的是生分，是難以言說的心結。這種關系嬗變的書寫，是在前現代鄉村牧歌式的回溯性敘述中完成的。小說對情感疏遠的追問并非是為了批判都市的現代性，而是透出普通人在都市生存的不易、無奈與艱辛。王占黑《去大潤發》、朱文穎《分夜鐘》、朱輝《七層寶塔》、文珍《咪咪花生》、張惠雯《玫瑰，玫瑰》、宋小詞《小宴》、黃詠梅《曇花現》、吳文君《虹》等作品都有內向化的審美追求，力圖在日常化敘事中揭開人物內心被遮蔽的隱秘真相。如趙大河《浮生一日》等軍事題材作品，也從傳統的正面戰場描寫轉向主人公世俗日常的敘述，在情感生活的透視中洞悉抗戰英雄的內心世界。

地方化書寫的興盛與異質性審美的張揚

近年來，“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邊地文學”等引人關注的創作現象次第出現，這種命名超出了純粹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基于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合力”作用。鄧一光、吳君、盛可以、厚圃等作家的深圳書寫特色鮮明，記錄了南方都市生活的各個側面。南翔《伯爵貓》寫一個叫伯爵貓的書店即將歇業，舉辦了頗具儀式感的聚會。作者借助陸工、鐵粉老刀及讀者的憶舊視角引出故事，彌漫開來的是一幕幕南方生活的場景。在惆悵而溫馨的氛圍中，作家、詩人、電影導演在敘述中紛紛登場。小說通過都市一隅，對南方日常中的人文氣息給予地方化呈現。雙雪濤、班宇、鄭執等“80后”作家抱著和父輩榮辱與共的立場，以子輩視角講述已成為“過去式”的國企工人下崗故事，同時也有子輩的自我審視。班宇《夜鶯湖》就是“廠二代”集體經驗的書寫，提煉出當代都市青年漂浮迷茫的時代情緒。龔萬瑩《夜海皇帝魚》《鯨路》等鼓浪嶼題材小說，以地道的閩南方言來打磨故事，以個性化鮮明的敘事語言介入地方化寫作實踐。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白色罕達犴》匠心獨具地以亡靈視角來講述生態故事，展開關于草原文化和自然生態的文學想象。獸醫阿日坤與同伴到大興安嶺打獵，不幸被困在大雪中，由于一只白色罕達犴的引路而獲救。可是同伴意欲捕獲這只白犴，結果使之遭受重創。阿日坤為了報恩，救活了白犴。由于人類私欲膨脹無度，偷偷捕殺稀有動物，最終阿日坤還是死于偷獵者手中，暗示了悲劇之因不在“他者”，而在欲望的膨脹。作者基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祈愿提出了人類自我重審的命題，有效回應了生態文明議題。次仁羅布《望遠鏡》寫一個邊疆少年放棄到城市尋夢的機會，而自愿留守邊疆。望遠鏡作為隱喻，是少年心事延伸的道具，承載著家國與個體互動的情感邏輯。了一容《野菊花》講述了牧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爾之間美麗而憂傷的愛情故事，人性揭示與草原民俗風情描寫交相輝映。

雅俗互動彰顯短篇小說文體的兼容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優秀的文藝作品要“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在“怎么寫”的問題上向創作主體提出了新要求。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常常采用俯視視角，沒有貼著讀者寫，讓人民喜聞樂見又不乏藝術質地的作品不多。這種情況近十年來發生了變化，不少作家在“怎么寫”的問題上做出了諸多探索，他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扎根基層，尤其是受到網絡文學以及自媒體影響，短篇小說在通俗元素的融入中變得既好看又耐看，顯示了短篇小說的彈性空間以及文體優化的可能與趨勢。

徐則臣《船越走越慢》以偵探外殼寫世道人心，寫來自亡靈的涓涓暖流在主人公老鱉內心的激蕩。作者通過幻覺道出人物的內心密碼：妻子以亡靈的形式表達對兒子的牽掛。作者的意圖與其說是寫輔警老鱉帶隊抓捕賭博團伙，不如說是以此來偵探自我的內心，追問自我的靈魂。偵探元素在小說中構筑著精神空間，盛放的是已逝母親對兒子的魂牽夢繞、老鱉對兒子的愧疚之心。葉昕昀《孔雀》糅合了多種元素，初看起來如同類型小說，但細加品味就能發現，作者把兩個殘疾人的愛情寫得峰回路轉，其實意在探討救贖的命題。

戲劇化的情節設置也成為激活短篇文體可讀性的重要因素。姚鄂梅《去海南吧》戲劇化地呈現了閨蜜情誼的流變與波折。作者善于在意外的制造中把小說寫得峰回路轉，主人公陳藝嘮嘮叨叨地訴苦，讓文穎產生陪閨蜜去旅行純屬救場的錯覺。用網絡流行語來形容，陳藝的傾訴無異于“凡爾賽”，文穎醒悟后斷然拒絕閨蜜的邀請，然而陳藝在旅行中陷入絕境時，文穎又義無反顧地施以救援。閨蜜情誼所發生的戲劇性轉折提升了文本的可讀性，是當代女性的心靈標本切片。陳世旭《小城故事多》通過文化人的世俗生活片段展現了以老丁的藝術型人格與周光榮的世俗型人格的對峙與反差，以及由此造成的戲劇性效果。小說的魅力在于以詼諧的語言解剖人心，顯示了以“輕”擊“重”的美學風格。把戲劇化深入到人的靈魂，往往能把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寫得跌宕起伏，成為故事性寫作的另一向度。付秀瑩《花喜鵲》寫農民工老陳意外撿到一條項鏈，本想為兒子娶媳婦，但還是覺得有違道德，想把項鏈還給女主人。于是，他在對與錯、是與非之間游移不定，甚至以花喜鵲的歸來與否來決定是否將項鏈歸還給女主人。作者不斷為主人公找尋抉擇的邏輯支撐點，寫出了一個農民內心激蕩起伏的曲折過程。農民內心左沖右突的戲劇化演繹，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高曉聲筆下的陳奐生，豐富了當代文學中的農民形象譜系。

短篇小說藝術探索意識不斷強化

應當說，近十年短篇小說美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但創作主體所追求的并非傳統的現實主義，而是開放的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在新歷史起點上的多樣拓展。部分作家把自己對時代的思考，寄托于存在主義哲學思維和現代主義藝術表達，極大豐富了現實主義美學形態。

現代審美與古典風格的兼容成為部分作家的短篇藝術追求。東君《夜宴雜談》沒有清晰完整的情節，小說由散碎的談話拼貼而成，人性的本相在碎片化的敘述中昭然若揭。喬葉《塔拉，塔拉》以散文化的筆致開啟敘述，在旅途見聞式的描繪中萃取隱蔽在喧囂中的人性標本。她的《煮餃子千萬不能破》幾乎沒有情節，而只有對話以及人物的意識流，小說敘述流淌著有關食物的情緒與記憶，溫潤中見人心。秉持這種敘事追求的作家還有南翔、蔡東、草白等，他們在文體融合上都有自己的領悟和發現。《上海文學》每年開辟“文本探索專號”，推出了系列探索性文本，以媒介之力推動短篇文體在藝術形式上探索意識的強化。

逼近自我的存在主義追問成為短篇探索的精神指向，呼應著昆德拉的“存在”詩學。戴來《表態》寫主人公“我”在女友、前妻、老頭的逼問下被迫表態，而其實，“我”毫無選擇空間。脅迫表態的心理需求顯示了現代人的自我認同危機。老人張貼尋找自己的尋人啟事，雖是企圖讓老伴迷途知返，但顯然也是現代人尋找自我的隱喻。曉蘇《老婆上樹》吸收傳統民間敘事資源，以詼諧的語言講述了女主人公上樹后看到不一樣的“世界”，因此落入一種失重的境地。兩次上樹都是平衡狀態的打破，把主人公推向觀察者和思考者的位置。邱華棟《河馬按摩師》以主人公高光永不停歇的尋找之旅把敘事上升到存在主義之境。陳然《幾何學》以兩個意象“井”與“鏡”來隱喻人類在虛無的凝視中完成自我的審視。小說的敘述穿梭在虛與實之間，從他者的無法確認引向對自我身份的質疑。

從主題學上看，短篇創作“正向”思考不斷強化，“光明面”得到理直氣壯的書寫。作為對底層敘事沉郁悲涼審美的反撥，人性的正向書寫成為部分作家的選擇。哲貴《完美無瑕的生活》直面邊緣群體困境，以飽滿的激情對世俗生活給予暖色調描繪。單親家庭是殘缺的，不完美的，但父女之間那種親密關系，幾乎可以完全覆蓋那失去的母愛。隨著女孩的成長，生理和情感上出現父親無法解決的難題。但父親借助養貴賓犬“奧巴馬”消除了女兒的孤獨，讓蕭小荔疏導少女經期的恐懼。父親與蕭小荔是否終成眷屬，小說沒有交代，卻已不言自明。哲貴的敘事給人希望，以溫暖的調子重啟了向上向善的寫作面向。弋舟《光明面》有著同樣的思考向度，四面楚歌的破產男子與積極進取的陽光女孩，構成兩種精神面向。在兩顆心靈的碰撞下，男主人公的情緒狀態悄然發生從“陰暗面”向“光明面”的位移。南翔《鐘表匠》寫兩個都市獨居老人的日常交往，一次達成彼此的精神互補，終究收獲了珍貴的友情。

“題材熱”是十年來短篇創作的重要特征，科學幻想、返鄉扶貧、鄉村振興等成為短篇小說寫作者主要聚焦的題材。《人民文學》2015年第7期推出三篇科幻小說：劉宇昆《人在旅途》、陳楸帆《巴鱗》和寶樹《墜入黑暗》。他們把人性納入宇宙星際與人工智能所構成的科幻體系來進行觀察和闡釋。正如新世紀以來以“向城求生”為主題的底層敘事那樣，隨著時間推移，如今農民工返鄉潮頻頻進入公共視野，返鄉題材小說成為中國城鄉文化心理結構變化的佐證。劉玉棟《回鄉記》以返鄉者視角發現，城市的人情冷漠出現向著農村蔓延的態勢。梁曉聲《哥倆好》、姚鄂梅《爸爸的妻子》、余一鳴《地下室》、普玄《生命卡點》、郭文斌《如是我聞》等直面疫情，講述發生在非常時期的中國故事，既有贊歌也有反思，是“在場化”寫作的典型案例。李約熱《喜悅》、少一《月光緊追不舍》等小說真實反映了十年來中國鄉村的文化生態以及新時代農民的精神面貌，成為文學為時代立傳的范本。從文學與時代的關系看，新時代短篇創作擔負社會歷史使命，近距離觀察社會熱點問題，表達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和人文關懷。

從創作隊伍來看，近十年來，有莫言、殘雪、蘇童、麥家、葉兆言、畢飛宇、韓東等成熟作家不斷推出短篇新作，但中青年作家無疑是短篇小說創作的主力軍，寫出了不少為人稱道的佳作力作，為文壇注入了生氣與活力。同時，一批文學新人正在崛起。三三《晚春》對女性剝掉濾鏡后的深淵化逼視，楊知寒《大寺終年無雪》對逃避與尋找中少女心態的細膩把握，宥予《最好的運氣》營造的“愛”與“騙”同行的張力結構，皆以不同的審美氣息確證了青年作家良好的藝術感覺。

（作者系浙江財經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