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現實主義寫法。這是我的寫作偏好，也是我的文學追求。

每個人都面臨著選擇，作家也一樣。我認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必須對當代生活有所作為，在當今急劇變化的時代中不能思考缺席、不能失音、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字。哪怕以史鑒今或借科幻喻今，總要與現實和人心相關聯、有響應。否則，就稱不上真正的作家，就遠離了讀者和社會。

20世紀90年代初，我有幸加盟國內一家白酒企業，從而進入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塊前沿陣地。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尤其是20世紀末與21世紀之初的那段時間，國有企業改革曲折、艱難的前行之路，真的太值得大書特書，它是中國經濟極其重要的歷史存在，影響并折射出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在企業的直接經歷及間接見聞，使我感受到了國有企業在產權國有、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體制僵化、機制不活的生存環境中，在殘酷的國內市場競爭和經濟全球化的夾縫中前行的艱難，而且最終由于體制機制不活、效益下滑、外企爭奪等原因，只能以產權改革的形式走向民營化。此外，在當時的背景下，作為資本經營者的國有企業掌門人，在與代表資本所有者的政府官員的互動中，對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對于你來我往的較量，其內心深處的自我判斷都是復雜的。這種資本所有者和經營者的人格化，在運營過程中很多時候是背離經濟規律的，真正起作用或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人，那么，人的優劣、人性的復雜便轉而影響了企業和經濟的發展。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時，一種創作的沖動和思考便自然生成。

近年來，工業題材、改革題材的小說一直不夠活躍，我認真思考其原因，可能是作家對這些題材的深入了解不夠，寫出的作品不能打動讀者。作為長篇小說寫作者，如果對要寫的題材不熟稔，甚至沒有親身經歷，僅靠采訪、資料、虛構，可能真寫不出有血肉有筋骨的作品。但是，有經歷了也不一定能寫好，小說不是報告文學，它不能是現實的照搬和摹寫，必須在深刻理解素材后，進行高于現實的全新虛構。

基于此，我以天泉酒業為背景，鏡像了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商業環境中，企業改革、改制的艱難發展歷程。天泉公司在激烈的競爭中，不但固守了“天泉御酒”全國名酒的品牌地位，同時通過一系列收購措施，從單一的制酒公司發展成為經營多種業務的天泉集團。我對這一發展過程中的情節和細節進行了具體深入的描寫，力求環環相扣，充分展現經濟領域中的資本積累與商業運作，以及政企之間、企業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競爭的生存環境，真實反映國有企業現狀以及國企改制中錯綜復雜的諸多因素與矛盾。天泉集團經過艱苦的努力與運作，終將改制成功，這是我呈現的帶有理想主義的最終結局。

我國國企的改革歷程，是一段不能忘卻的記憶。我在這部小說中反映和記錄了我國國企改革至少20年的發展歷程，所選取的樣本就是天泉公司。作品所描寫的天泉公司的發展脈絡，始終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發展規律等時代大背景相吻合，可以說，天泉公司的歷史，形象地折射出了中國企業的發展軌跡及其發展前景，這也是我創作這部小說的立意。

在人物塑造方面，我著力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膽識、銳意改革進取的當代企業家形象——天泉集團董事長、總經理戚志強。通過一系列曲折復雜的情節，小說多角度、多方面地刻畫了戚志強深謀遠慮、敢做敢為，既不平庸保守，又不盲目躁動的大將風度。作為第一代企業改革家，他身上既有計劃經濟時代傳統經濟思想的烙印，又有改革開放后歷練出的眼界與胸襟。這個形象在當時的國有企業中，有其典型意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他身上沒有完全擺脫土生土長的國有企業家的某些思想局限，但他的素質和作風卻是正面積極的。

這部小說從題材上看，是寫企業變革中的現實生活，但我并沒有局限于寫社會和企業的變革，而是力求表現出生活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力求以強烈的文化意識以及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堅守和追求，使讀者對現實生活產生新的認識。我想以此來記錄中國企業改革發展的進程，記錄這一進程中發生的故事，及其帶給人們的思索。我對社會現實和人生一直是取積極態度的，所以在這部小說中，我通過對事件和故事的敘述，塑造了老一代國有企業負責人與新一代國企業負責人在觀念上的沖突和價值觀的異同，進而刻畫國有企業負責人恪守政治、法律、道德、情感底線的智慧與才能、信念與理想、艱難與追求、探尋與求索，盡力展示自己對現實和人生的理想主義情懷。

長篇小說的根本問題是世界觀問題，就是你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長篇小說涉及一套對世界的假設，比如，我相信世界和人生是以某種不易被知曉的內在聯系構成的，相信所有的事物和人生都自有其意義。我相信自己是在講述一個重大的、關乎人性的故事，相信這里邊有命運，有英雄和受難者，有訴諸所有人的重要情感和困境。有這樣的追求與寫作邏輯，小說才有可能變成有價值的文本，題材、事件、人物、細節才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在《酒殤》中，我表達了在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那近20年間，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政府人與企業人之間、政治計謀與企業韜略之間、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多重博弈與主題變奏。國有企業的命運、國有企業經理人的命運，被放置在一個極具藝術真實的背景下展開，目的的正當偉大與手段的萎縮扭曲，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悲壯與崇高。

如今，我在類似《酒殤》這樣的國有企業工作已過30年，從基層員工一直到擔任高管。基于這種背景，總有人會好奇我的小說里有多少是真實故事。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這部小說是虛構的，與我服務的企業沒有任何關系。一個小說寫作者的想象和虛構能力，是評判他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雖然一個作家的生活記憶與他的敘事資源是密切聯系的，但虛構和想象同樣至關重要。在虛構的世界里，所謂的真實就是對自己所寫的人和事深信不疑，只有你相信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有內心足夠強大，你寫出來的世界才會有足夠的重量。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才可以說，這部小說里的人與事，并不是我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人與事。

生活之樹常青，作品永遠來源于生活，作家永遠是在生活之后的。我的經歷使我有一批體制內和企業中的朋友，他們都是說真話的，書中的很多人物都有我生活中熟人的精神特質，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因為這些人的神采已經深深烙在我記憶中了。他們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我與他們的感情，讓我不得不以文學的形式對他們多一點關注和關心。這也是我以寫作，對這些人、對自己以及自己這些年生活的一種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