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成立75周年了。我做文學組織工作也已長達72個春秋。

20世紀50年代初我走上工作崗位，第一個上級是嚴文井同志，第二個上級是沙汀同志。他們都是我跨進文學門檻后最早的引路人，也是我敬重的前輩和老師。

1952年初冬時節，文井同志從黨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調到全國文協代理秘書長，參與改組全國文協、籌建中國作協的工作。他帶了兩個秘書作為助手，一個是26歲、原擔任丁玲秘書的陳淼；另一個是21歲、原定給周揚當秘書的我。我們三人可說是同時邁進東總布胡同22號全國文協大門的。

那時全國文協除了《文藝報》《人民文學》編輯部外，只有一個主管行政、總務、文書工作的秘書室。文井、陳淼和我調來后，文協機關才有幾個抓文學業務工作的干部。文井帶領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20多位作家，包括艾青、卞之琳、周立波、徐遲、李季、秦兆陽、路翎等，聚集在北京東城小羊宜賓胡同一個四合院幾間平房里學習討論。文井同志四處奔波，八方聯絡，邀請胡喬木、周揚、胡繩、林默涵、呂東、廖魯言等，為這批作家作有關形勢、理論、文藝、工業建設、農村工作等方面的報告，為他們即將深入工礦、農村、部隊，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做思想、理論上的準備。作家在京學習一個月，我按照文井成竹在胸、有條不紊的安排，參與定制學習計劃，做會議記錄，整學習簡報，寫新聞報道，以及安排會場，落實交通工具，組織影劇觀摩等工作。事無巨細，我都積極投入，一一學著做了。這一個月全方位的鍛煉，我好像進了一次短期培訓班，學習了文學組織工作的ABC。給我上這一課的老師，正是當過延安魯藝文學系教員的嚴文井。我也是夠幸運的了！

文井作為上級，對我這個部下思想、學習、生活的關心幫助，至今也難以忘懷。

跨進文協大門不久，嚴文井情真意切地對我說：“你年紀很輕，只要自己努力，不鬧工作與個人創作的矛盾，在黨的培養下，有才能的人是不會被埋沒的。”“先踏踏實實地做幾年工作，將來可以搞創作，也可以搞評論。不管以后做什么，現在應當抓緊時間學習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多讀點作品，有時間也可以練習寫作。”在文井同志麾下，我一邊學習做文學組織工作，一邊利用業余時間挑燈夜讀。我饒有興味地讀了嚴文井20世紀四五十年代創作的童話《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南南和胡子伯伯》《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驕傲的小貓》《小溪流的歌》，被這些富有兒童情趣、詩情與哲理交融的作品所深深打動。我對我的上級在兒童文學上的出色成就肅然起敬，這也大大激發了我對兒童文學的興趣。

隨后我在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當秘書，又有機會旁聽文井和冰心、張天翼、金近等名家積極參加的兒童文學組關于作品和創作問題的討論會。我記得文井在一次座談會上曾談起：“我的祖父愛教訓人，我很怕他。父親稍好一些，但當我考不取大學時，他就板起面孔教訓我了。我不愛聽教訓，就離開家庭走向生活了。”“現在兒童讀物的缺點，也是愛教訓孩子。孩子不愛聽枯燥的說教，我們應當盡量把作品寫得生動有趣一點。”他的這番話，使我較早地領悟到：兒童文學要講究情趣，寓教于樂。中國作協編的《1954—1955兒童文學選》，是由文井最后審定篇目并作序的。在協助文井編選的過程中，使我對如何把握少年兒童文學的特點，如何衡量、評判一篇作品的成敗得失，心里有了點底。他一向強調“要擁有孩子一樣的眼睛、心靈和幻想”“要善于發現生活中的詩意和美”“童話是一種獻給兒童的特殊的詩體”等觀點、主張，在我腦海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來從事兒童文學評論始終用心思考、力求把握的準則。

走上工作崗位沒多久，我與遠在新疆、中學時代的一位女同學確定了戀愛關系。我急切地期盼著與愛人調到一起，一次一次地向文井表示愿意調往新疆，支援邊疆建設，希望他能放我走。文井干脆明確地對我說：“現在從各方面抽調干部加強文協的工作，你想調離文協是不可能的。”他再三叮囑我：思想不要波動，做好長期從事文學工作的精神準備；從新疆調出干部盡管比較困難，但組織上會盡快想法解決。他讓我把愛人的姓名、工作單位、職務告知。我記得，那年春節文井從湖北探親回京后，給中宣部干部處處長又打電話又寫信，并三番兩次地催問。不到兩個月，我愛人終于從遙遠的邊疆調來首都。每想起當年在石碑胡同中宣部招待所，我和愛人久別重逢無比激動的那一刻，至今我依然情不自禁地感激無微不至關心部下、熱心腸的老上級。

在“反胡風”“反右派”斗爭中，我碰了釘子、挨了批評后，文井語重心長地開導我：“你讀過幾本書，比較聰明，有點能力，更要警惕世界觀問題；不要輕視舊世界觀的影響，不是讀幾本書，開幾次會，就可以解決的。”“要聽得進逆耳之言。上級對自己老是笑著，不一定好；對自己疾言厲色，不一定壞。光聽周圍的人說好話，有時會上當的。”他還提醒我：“反對個人主義，不能變成一個灰溜溜的、木偶一樣的人。”勉勵我做一個像朱總司令所要求的那樣自自然然的共產黨員。文井的諄諄教誨，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起了點撥、導航的作用，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粉碎“四人幫”，進入歷史新時期，文井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沒有回到作協來，但他仍兼任著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主任委員。80年代初，我進入作協領導班子，分管兒童文學工作，不時去看望文井，當面聆聽他的教誨。當我談起自己不搞兒童文學創作，在兒童文學界，無論是資歷、成就和聲望都不夠格時，文井回憶起50年代初作協編選第一本《兒童文學選》的情況。他說，王蒙的《小豆兒》，還是你發現后向我推薦，我才在序言中稱贊了這篇作品。你后來還寫了一些兒童文學評論，對兒童文學情況還是熟悉的。由于文井的舉薦，從1986年開始，我作為他的助手，操辦作協兒委會的日常工作。開頭幾年，凡是較為重要的事情和活動，我都聽取他的意見，得到他的首肯，我才去組織、運作。我們合作得很密切、愉快。1995年10月，在文采閣慶賀文井的八十華誕時，我滿懷深情地舉起杯來：“為我的第一個上級，至今依然帶領我前進的文井同志干杯！”后來，由于文井年屆耄耋，精力日衰，我向他匯報工作時，他拍著我的肩膀說：“沛德，今后一些事情你做主去辦就行了，用不著征求我的意見。我們共事那么多年，我還信不過你啊！”1997年，我終于接過文井傳遞給我的接力棒，勉為其難地挑起了兒委會主任委員的擔子。

80年代末，當我遇到麻煩時，文井告誡我：“別的都不要多想，把當過作協書記呀，不到60歲就不能工作呀等等想法都徹底扔掉。根據自己的條件，定一個計劃，讀一點書，寫一點文章，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一點一滴地積累，不要著急，盡可能保持心境的愉悅，多到戶外活動活動。”從思想、工作、讀書、寫作到生活、健康，方方面面都關照到了，真是無微不至啊！

真是無巧不成書。繼嚴文井之后，曾任延安魯藝文學系代主任、著名小說家沙汀，又成了我的第二個上級。

1953年4月中國作家協會成立創作委員會時，沙汀擔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那時是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擔任創委會秘書，并編輯《作家通訊》，沙汀正是我的頂頭上司。沙汀給我最初的印象是工作十分謹慎細致，一絲不茍，作風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那時創委會每個季度要向作協主席團作一次創作情況匯報。沙汀總是同創委會秘書室的同志一起閱讀作品，一起討論當前文學創作的情況和問題，共同商量應當肯定哪些好的或比較好的作品，指出創作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動態和傾向。對我們起草的《創作情況匯報》，他在統改全稿時，總是要反復推敲，字斟句酌。《作家通訊》從創刊號到第11期，我是責編，由沙汀負責終審。至今，我的眼前還清晰地浮現著他當年坐在臨窗的寫字臺前，聚精會神地用蠅頭小楷仔細修改匯報材料或《作家通訊》稿件的情景。他那專注的神情，令人難以忘懷。

我與沙汀可說是忘年交，當我還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小青年時，他已年近半百了。然而年齡的差距并不妨礙我們心靈的溝通。我們住在同一個院子里約有兩年光景，可說是朝夕相處。有兩段時間，沙汀的夫人不在北京，他成了寂寞的“單身漢”。那時我也還沒結婚。每到周末傍晚或星期日，他常常到我的房間門前，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聲“束沛德”，約我到飯館去打牙祭。東安市場的“五芳齋”，西四的“恩承居”，新開胡同的“馬凱”，都是我們光顧過的地方。邊吃邊聊，海闊天空，無所不談，興致勃勃。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吐露：北京不是久留之地，自己也不適合做創委會的工作，還得爭取早日回四川去，深入生活，從事創作。我1956年底結婚時，沙汀已和我分處兩地。后來他來京開會時，還特意補送我們一塊綢料臺布作為禮物。至今這塊臺布還覆蓋在我家冰箱上哩。

“十年動亂”的噩夢醒來，迎來了歷史新時期的曙光。作協恢復工作后，終于我又回到了文學崗位。從此，我與沙汀的接觸和交往又頻繁起來。我們有過多次自由的、無拘束的話題廣泛的長談，當然談得最多的還是文學創作問題和文藝界的信息、動態。

在1984年秋天的一次談話中，沙汀向我談起，最近正在思索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特別是“文革”前17年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他說：我反復考慮著一個問題，為什么很多富有經驗的老作家新中國成立后沒寫出多少有分量的作品？茅盾當了文化部長，也就寫不成小說了。巴金還是他以前寫的那些中長篇。張天翼除了寫了一點兒童文學，也沒寫多少。艾蕪寫得不算少，但寫得好的，還是《南行記續篇》這類題材的作品。周立波情況稍好一些，寫出了《山鄉巨變》等。沙汀認為，之所以造成這種狀況，有兩點值得我們思考和總結：一是我們安排作家當這個“代表”、那個“委員”，或者是當局長、主席，陷在文山會海之中，沒有多少創作時間，加上各種運動、學習，作家不能深入到生活中去，在群眾中扎根。關心照顧作家，主要不是讓他們當代表、當委員，而是應當給他們提供較好的創作條件、生活條件，切實保證創作時間。二是在創作題材上，一定要貫徹百花齊放，堅持多樣化。不能把寫重大題材、現實題材，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每個作家都有他熟悉的一個方面、一個地方，有他的優勢和擅長，老舍寫北京，李劼人寫成都，艾蕪新中國成立后雖曾下鞍鋼，但他的生活積累主要還是《南行記》時期的。讓作家寫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在他真正熟悉并有了真切的感受、體驗之后。沙汀還以自己的生活和創作實踐為例，說是因為頭腦中有不少條條框框，長時間不敢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敢寫反面人物——新中國成立前夕到解放初期的惡霸、豪紳。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沖破思想牢籠，放開手腳，寫出了中篇小說《紅石灘》。

沙汀說的這兩點，是他的切身體會，是積數十年之經驗做出的總結，確實值得我們深長思之。沙汀新中國成立后自覺地服從黨的分配，做了40多年文藝團體的行政組織工作。說實在的，這很難說是“用其所長”。他是一個作家氣質很濃的人，一門心思要搞創作，既有生活經歷，又有創作才華，如果及早把他從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讓他從事自己所熟悉和擅長的題材的創作，也許我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里還會增添幾個獨特的、具有藝術魅力的典型形象哩。

在沙汀60年創作生涯中，無論是在敵后根據地還是家鄉的苦竹庵，是在繁雜的行政工作崗位上還是疾病纏身住進醫院時，他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幾十年來，他不僅寫出了幾百萬字的作品，而且一直堅持記日記。1984年秋，他對我說：現在我掌握兩點，一是不出頭露面；二是集中精力寫回憶錄，整理自己的文稿、日記。我去看望他時，不止一次地見他戴著老花鏡興致勃勃地在閱讀謄寫出來的日記。他告訴我：過去的日記，今天讀起來，依然覺得很有味道。周總理、陳毅副總理以及巴金、周揚、沈從文、張天翼、嚴文井、陳白塵等當時的一些談話內容，在日記中都有記載，既有具體描寫，又有對話，昨夜看到十一二點，還不想休息。讀到有些地方，自己竟不禁放聲笑了出來，甚至坐不住，跳了起來。他坐在一把竹制小椅子上，對我談起這些情況時，依然興高采烈，激動不已。

沙汀一再告誡我：要注意記日記，寫散文、隨筆。切不要小看這件事，干咱們這一行的，凡有所見、所聞、所感，就要記上一筆。他讓我珍惜自己目前所處的崗位，把接觸到的人和事隨時記錄下來。他十分懇切地對我說：“在文學界做組織領導工作，不寫東西，是站不住腳的。無論如何，不要陷在文山會海里，應該把寫作當作日課，一天不動筆就算缺勤。”

他同冰心、巴金老人一樣，主張講真話，寫真情實感，敢以肝膽見人。有一次，談到他自己寫《敵后七十五天》，坦露當年在敵后想家、想老婆孩子的心情，有點像盧梭寫《懺悔錄》似的。沙汀這種嚴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晚年的沙汀，可說是百病叢生。到了90年代初，沙汀終因患青光眼，造成雙目失明，不能看書讀報，也不能寫作了。當我聽他發出“這下子可苦了”的哀嘆時，我為他內心的極度痛苦而震撼。是啊，一個寫了一輩子的人，把寫作視為第二生命的人，一旦失去了勞動能力，被迫放下緊握了幾十年的筆，怎能不感到心如刀割呢？

如今，我的兩個引路人嚴文井、沙汀，已先后駕鶴仙逝。我再也無緣和他倆促膝談心，親聆教誨了。然而，凝視著相冊里珍藏的與兩位老人的合影，和書柜里擺著的四卷《嚴文井文集》、七卷《沙汀文集》，他倆那親切和藹的音容笑貌，那個性鮮明的文字魅力，依然在激勵和鞭策我在文學路上繼續前行。

束沛德，文學評論家，長期從事文學組織工作，中國作家協會原書記處書記，兒童文學委員會原主任委員。著有《情趣從何而來》、三卷本《束沛德自選集》、評論集《束沛德談兒童文學》《兒童文苑漫步》《守望與期待》《發出自己的聲音》《兒童文苑縱橫談》，散文集《龍套情緣》《歲月風鈴》《多彩記憶》《我的舞臺我的家》《在人生列車上》《我這九十年——文學戰線“普通一兵”自述》等。2003年獲宋慶齢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