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尺牘選本現存約計20種，收錄書信近萬通，近年來引發了學者對其生成過程和文化價值的探討。與詩詞等文學書寫相比，尺牘作為一種綜合文體，隱含著豐富的社交網絡，日常和私人化的敘述中裹挾著有益的文化信息和對時代話題的及時響應，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人真實的精神影像。現有研究由于對社會生活和文人精神世界的擱置、疏離，導致了“一系列文學史知識的堆積，失去溫度，失去生活的氣息、人的氣息”。學界對清初尺牘選本文獻的開掘可以改善這一狀況，從而回歸生活史和心靈史的研究。本文即以之為考察對象，揭示清初文人的現實困境和文化理想，以期全面、立體地還原清初文人的日常生存和交往，讓文學史研究變得多元且具有生命的質感。

一、清初以選本聚合同人的現象

明末清初文人聚合現象十分突出，呈現出不同的層次與方法。在這一時代氛圍中，出現了以交游所及編選同人作品的現象。與遴選歷朝或一代詩中以選家的文學審美為一以貫之的標準不同，這類詩選靈活性大，偶然性強，以人之所長去取，如馮舒《懷舊集》、錢謙益《吾炙集》、冒襄《六十年詩友詩文同人集》、陳維崧《篋衍集》、王士禛《感舊集》等。這些選本誕生于文壇名流之手，其終極指向是感舊憶故，通過獨特方式追溯交誼、感念朋儔，以編者為中心的關聯中一個個交游網絡隱然可見，可視作明末清初特定文人圈的文學記憶。

以選本聚合文人的現象不僅停留于詩文領域，還見于尺牘文體。如王晫《蘭言集》，李漁《尺牘初征》《二征》，周亮工《尺牘新鈔》《藏弆集》《結鄰集》，陳枚《寫心集》《二集》，汪淇、徐士俊《分類尺牘新語》《二編》《廣編》，黃容、王維翰《尺牘蘭言》，曹煜《繡虎軒尺牘》，張潮《尺牘偶存》《友聲》，周京《向山近鈔尺牘小品》，王相《尺牘嚶鳴集》等。清初文壇掀起一股編選尺牘的熱潮，大量選本問世，強化了書信的著述化傾向。這一現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尺牘觀念的轉變。尺牘日漸掙脫了工具屬性和實用功能，具有與詩詞分庭抗禮的地位和價值，故文人投注了極大熱情。選家基于重塑經典的苦心孤詣，以時賢為主，間及前古，大幅刪減虛文浮詞，以扭轉晚明過度書寫性靈、追求文詞的風氣，復歸風雅。二是選家交接廣泛，人脈發達。選家操持文柄，在揚州、蘇州、杭州、南京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建構了以若干士人為中心、實體和虛擬并存的交際空間，具有鮮明的星狀結構特點，形成了一定程度跨越地域和階層的社會關系復合體。文人藉此產生了精神共鳴，構筑了溢出官方政治權力掌控的文化空間。尺牘遂脫離封閉空間，經歷了文本的不穩定到凝定的過程，私密性弱化，社會性與歷史性增強。三是符合立言揚名的心理期待。尺牘選家致力于搜抉幽佚，為寂寂無名的文人提供了傳世的獨特渠道。尺牘選本的大量、持續問世具有聲名效應和增值意義，滿足了諸多利益訴求，以超強磁力吸引文人踴躍投寄。每位入選者標志在文人圈獲得一席之地，因附麗于群體獲得存在、滿足感，這是對著作權堅定捍衛的當下難以理解的。基于此，尺牘選本珍藏了大規模底層文人的隱微心曲，數量可觀的于史無傳、又無詩文別集流播的布衣文人，是后世獲取信息的重要文獻源。

清初以選本聚合時人，從文壇名流的眷懷思念、詩文品鑒，走向書商文人有計劃、大規模的書籍出版和聲氣標榜，尺牘由私密空間走向了公共場域，呈現了專集化的整體走向。商業出版的迅猛發展帶來文壇生態的變遷，編者與作者共建了選本的意義世界，表達了對尺牘文體的理解與探索。它既助力了選本文獻的誕生，又涉及眾多人物的交往，透射出清初文人的審美趣味、生存方式和人格風貌，潛藏了文學研究中一些不易被人觸及的細節，對今人審視文體發展、文學觀念、文人交往提供了新視角。

二、尺牘選本中文人的生存困境

尺牘介于應用文體和文學作品之間，最宜吐露心聲、抒憤立言、問慰砥礪，函綿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實現了自由的對話和言語的狂歡。大量內容充實、情感真摯的尺牘高度還原了傳統文人的交往，瑣碎的日常浮出宏大歷史的水面，不乏現存其他文獻闕載或言而不詳、錄而失真者，是研究清初文人現實生存與心靈世界的第一手資料。其中，選本中的“困境書寫”十分突出，成為現象性主題。

清初科舉功名保持著一如既往強勁的獨尊地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文人陷溺其中至深且酷，尺牘記錄了他們在流通機制壅滯的科舉道途痛苦掙扎的身影。雖然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給予士人崇高的社會責任、有力的價值支撐和豐富的精神世界，但現實中科舉單一價值判定的無處不在，又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無法實現抱負、獲得社會身份的挫敗。由此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知識游民群”，沉積于社會底部，這是整個時代士人的困境。文人如飛蛾撲火般奮不顧身，不免遭致巨創。這些耄耋老者身心俱疲，卻無法放棄根深蒂固的舉業情懷。八股取士籠罩下士商融合，即便有足夠的勇氣，其質疑、疏離、對抗、決裂只是一定程度的嘗試，并不徹底，缺乏本質上的獨立。康熙三十一年（1692），張潮以白銀一千兩為自己捐得翰林院孔目，以五百兩為弟張漸捐得教諭，出于權力壓抑下的不安全感，仍無從擺脫體制的根本掌控，實現對“科舉”與“仕途”的曲線回歸，這種“必與權力同化的微妙心理變化”具有普遍性。

從明代開始，文人以知識為生的職業不能獲得社會足夠的尊重，生存手段匱乏，社會出路沉滯。清代以降，士人貧困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文化身份和經濟地位的相悖導致他們成為懸浮于社會中的特殊群體。清代自然災害發生頻次極高，尺牘與奏章、賑告、日記、詩詞文等共同承擔了記錄歷史的功能。古代正史多設《五行志》或《災異志》以簡略文字記災害發生時地，詩文形象生動地補其之闕，尺牘的私人敘述、紀實特征對了解災難肆虐程度、百姓受災實情提供了有力佐證。放眼清初尺牘選本，文人飽受病魔摧殘，如臥病、耳聾、頭暈、目眩、手顫、齒痛、孱弱、流涕、脫發、消瘦、足跛等，與詩詞等文學的審美性書寫相比頻率高，比重大，由肉體折磨和精神苦楚導致的悲怨隱然可見。清初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來自官位權力、金錢財富的巨大挑戰，“世利交征”的社會氛圍導致了人際交往的異化，諸多文士飽受屈辱，只得在尺牘中敞開心胸，針砭時弊。清朝擁有龐大的官僚隊伍，州縣級官吏尤多，穩居歷代榜首，朝廷對基層官員治事為政、才能行止的考核十分嚴格。仕宦作為謀生手段，影響了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心靈世界，尺牘將仕途貧滯、味如嚼蠟的宦況直書無隱。

詩詞文戲曲小說或因為儒家詩教對中和之美、“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推崇，追求比興寄托；或因為服務于塑造人物構造情節，需要虛構杜撰。在不能充分了解其寫作背景時，很難確切理解其中情之所指、事之所言。尺牘與之相比，具有“非公共寫作”心態，私密性較強，贈與對象又可信任，故肺腑之言，一瀉而下。清初尺牘選本文獻豐富，刪去了繁瑣的虛文浮詞和套語，為考察一代文人的日常提供了可能。接受對象單一，交流內容私密，討論話題多樣，敘如促膝對語，言必推心置腹，暢所欲言，以獲得對方的深度理解和一己的充分宣泄，生成了獨特的私人視角和紀實特征，對科舉、謀生、災難、仕宦等困境的書寫淋漓盡致，廣度和深度都是詩詞等文體難以企及的。多數文人倔強地掙扎于社會的底層，游走于歷史的邊緣，是屬于被掩蔽、遮蓋的執拗低音。

三、尺牘：作為困境突圍的媒介

社會交往是人類的基本社會行為。法國亨利?列斐伏爾指出：“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空間”不僅是具有自然屬性的客觀存在，還呈現出強烈的社會屬性。尺牘作為直接承載交際功能的文體，依托于明末清初民間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和發展，在文人社交中發揮了獨特的媒介作用。

傳統文人書信中的物資饋贈涉及衣食住行、文化用品等，發揮了禮尚往來、維系人際交往的功能，具有普遍意義。尺牘的寄贈對象經過了事先選擇，具有明確的目的性。生活貧困是清初中下層文人必須首先面對的難題，他們利用了尺牘文體的交際特性和實用功能，一般會指向憐才好士、資財充裕之人，其間的物質交流已經超越了尋常的禮儀饋贈。選本中形成了以若干人物為中心的寄贈格局，如《尺牘友聲》收錄各地文友向張潮發出的求助書信超過了50通，將衣食住行的各種困頓據實以告，可見弱勢文人對強有力者的拯救期待，呈現了不同層級文人之間的交往情態。張潮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礎上給予及時的物質支持，“求助-饋贈-答謝”成為尺牘中的常態化書寫，這對了解施受雙方的生活狀況、交往形態等，都是直接可靠的材料。事實上，從交往行為來看，理解是交互主體之間發生的精神現象。同級文人因為相似的志趣才情、社會身份、現實處境，易于找到身份歸屬，也是通過尺牘拯救日常困境的重要構成。尺牘中記錄的這些物質流轉彌補了一己治生的局限，以互助的方式對抗自然災難和社會失范，生成了感情和心理的關聯，充盈著人性的溫度，詮釋了交游的道義。

事件是日常生活的突變與斷裂，它不僅對當事文人產生強烈震動，且引發了群體情感激蕩，形成了同頻共振。順治十四年，丁澎被順治帝任命為河南鄉試副主考。是年順天、江南科場案頻起。順治十五年七月，刑部議丁澎流徙尚陽堡，這是其人生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寫心集》《二集》中丁澎的15通尺牘為《扶荔堂文集選》卷七《書牘》失收，其中與此次科場案直接相關者4通。宋琬獲知丁澎突遭橫禍，致書相慰。書中傾注了為鳴不平的憤懣和對其文學才華的欽贊，這對蒙冤獲罪之人提供了心理支持。丁澎回復宋琬的寥寥數語信息豐富，既有對塞北荒涼苦寒的恐懼，又有遠離摯友的孤寂落寞，還透露了“明春便當東發，道出盧龍”的行程。順治十六年（1659）春，丁澎出關，宋琬能夠如約送別身臥囚車之人，得益于尺牘及時精準的信息傳遞。四月，丁澎抵達尚陽堡，身處荒蠻嚴冷之境，有感于文禍甚烈，雖然一度選擇了絕意詩文，卻始終沒有放棄尺牘交際，叔侄二人分別致書慕天顏、嚴沆等關鍵人物，或直白無隱，或委婉含蓄，這些改善自身處境的敏感訴求是顯豁的，也是僅見于書信文體的。事實證明，正由于宋琬、嚴沆、慕天顏等出手援助，奔走斡旋，丁澎康熙二年（1663）才能逢赦南返。尺牘對其命運的逆轉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推動了人生危機的化解。

清初文人文化理想的實現亦多見尺牘交流之功，提供了建構人生價值的堅實依恃。王士禛邀請同人共同搜集、整理、刊刻林古度詩歌，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林茂之詩選》。黃經生前嘗有《六書論定》二十卷，未刻。逝后其書危在旦夕，杜濬陷入有其心而無其力的困境，只得通過尺牘向聲華位望之人求助。周亮工不負重托，以為己任，將之刊行流播。安徽汪士鈜《新都風雅》匯刻徽州各家詩作，遇到稿源困境，通過尺牘聯絡多方，勾連起龐大的交游圈，促進了地域詩學文獻的保存和流播。尺牘對書籍刊刻困境的解決最具典型意義的無疑是《尺牘偶存》《友聲》中收錄的書信。各方充足的稿源保證了《檀幾叢書》初集、二集、余集和《昭代叢書》甲集、乙集、丙集的持續生成。文人寄身翰墨，與序跋等文體對書籍刊刻的記錄功能相比，尺牘則是深度參與且有效推動了詩文集等著述的編刊，克服了時空和一己局限，甚至還發揮了無可取代的關鍵作用，避免了蕩然零落的厄運，累積為清代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源。

文人均非孤立和單質化存在，基于“相似族類”的同情心達成“與他者一致”，形成日益擴張的人際網絡，努力在情深意切的“小社會”中獲得心理歸屬和文化認同。“舉世重交游”的社會環境中，文人文字交往的方式是多元的，詩文唱和等建構的是交游中的審美空間，靈動精致，文學性凌駕于實用性，抒情性遠超敘事性，切磋技藝的同時追求精神的交流和心靈的契合。尺牘往來勾勒出交流中的文人細碎日常，目的明確，這也是其作為應用文體的本質屬性，力圖掙脫當下局限，具事性突出，謀求物質救濟、危機化解以及文化理想的實現，代表了特殊群體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情感流動，當之無愧地成為文人困境解決最主要、最有效的媒介。

四、結語

尺牘作為社會交往的產物和知己交誼的見證，由于功能的實用性，不可避免呈現重復、單調和瑣碎的形態，也只部分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宏大敘事，更多是文人生活的微觀記錄。然而，這一獨特的文獻種類豐富和拓展了古代文學研究。清初政局動蕩、思想活躍、心態復雜，尺牘選本數量可觀，文獻豐富，在私人敘述中可見文人獨特的生命軌跡、內心波瀾。通過閱讀尺牘，在錯綜往復中厘清脈絡，在彼此聯系中分析把握，進入生命和歷史的現場，分享到一個時代文人鮮活的生活史、心靈史、交往史。翻開歷史的褶皺，從具有典型意義的尺牘文獻或事件入手，修復正史記錄與私人敘說之間的割裂和齟齬。這一獨特立場和視角為深入理解人性與人生、觀察歷史與社會提供了路徑，生成出宏大歷史和詩文書寫之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