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臺灣少數民族與大自然相依相契、和諧共存的觀念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樸素自然觀。這種觀念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具有一致性，它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兩岸作家的生態觀念和審美思維。山林與海洋是臺灣少數民族最重要的生存環境，他們敬重生命，善待自然，“自然世界觀”成為臺灣少數民族作家書寫的重要主題。

萬物有靈與物我同一的自然信仰

同祖國大陸很多少數民族一樣，臺灣少數民族具有泛靈信仰，認為萬物有靈，人和萬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賜，在自然面前萬物平等。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口傳神話故事中，人從被創造出來時就與萬物有著密切的關聯。達悟人認為人是由竹子和石頭所生，排灣人有太陽卵生、蛇生、犬生、壺生等說，在他們看來，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或由天地所生，或由萬物所化，因此在各族群心目中人與自然萬物向來都是平等共生的關系。

霍斯陸曼·伐伐在小說《玉山魂》中表達了物我平等思想。布農人認為生命在天神眼中沒有任何差別，人與自然萬物向來都是平等共生的關系。他們把狩獵看做神圣的生存儀式，只有像對待朋友一樣，依靠自然神靈的幫忙，虛心采納萬物的意見，獵物才甘愿為他們而死。在肢解獵物的過程中必須小心翼翼，因為精靈本身不會毀滅，肢解技術不好則會讓精靈們認為在玩弄其靈魂。在小米播種季時要以虔誠慎重之心祭祀，平時講話都要格外注意，以防新米拒絕成為家里的客人，也絕對不能得罪山林中包括石頭在內的任何精靈，只有依靠自然萬物的密切配合，才能使農耕順利完成。夏曼·藍波安則從海洋中獲得寫作靈感，更領悟到生存的智慧。他在《冷海情深》中講述達悟人在海中遇到浪人參魚時，會欣賞它們雄壯的美，與它們做靈魂里的朋友，即使是一些丑陋的魚類在他們看來也是更有靈性。正是相信萬物有靈，所以達悟人在進行各種生產捕撈前總是要向神靈祈禱，認為人的善靈在傳統的生活祭儀里流動，有了這些儀式，大自然就不會淘汰自己的民族。而在夏曼·藍波安重回部落尋根時，他也發現了祭儀恰恰成為了維系社會秩序、平衡生態環境、保持與自然界共存共依的親密臍帶。

臺灣少數民族的自然信仰與儒家、道家的自然觀是相通的。《易》中“天人合一”，就是強調人與萬物平等，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程顥、程頤和王陽明都認為天地萬物渾為一體，王陽明又將此思想進一步發展為“一體之仁”，將人的道德理想人格與宇宙萬物及人類社會相統一，以形成和諧共存的理想世界。以“道”為核心理念的莊子認為萬物由道而生，“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并在道的基礎上衍生出萬物齊一、人與天一的哲學觀念。在共通的自然觀念中，萬物平等并無高低貴賤之差，人類只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小部分、一個環節，并非是自然界的主宰，因此應對萬物持有敬重之心，與自然平等為一、和諧共存才能永續發展。

臺灣少數民族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樣態保留了自然的原始風貌，成為他們最素樸的生態哲學與美學思想。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沃土是山海世界，其靈魂則來自于自然宇宙與人文的和諧互動。作家們以自然為師，將山和海作為豐富的素材本源，從中汲取生存養分與生活智慧，在山與海間體悟出平等和諧、繁榮共生的生命法則。

取用以時與適量以度的生態觀念

臺灣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高速發展，只顧眼前經濟效益的現代化進程使人們無視生態環保的必要，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臺灣少數民族賴以生存的山林與海洋資源日益枯竭，環境慘遭破壞。對金錢的渴望與物質的追求，使不少人漠視傳統，摒棄自然生息的規律，固有的自然世界觀被一些年輕人棄置不顧。不少部落為了追求高收入，將能保持水土的、需要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成材的高山闊葉林砍伐，改種能帶來高利潤的檳榔樹、高山茶、高麗菜，造成水土流失，生態失衡。為了追求漁業高捕獲量，人們除采用高技術裝備捕撈外，還使用炸藥炸，用藥劑毒，致使大量珊瑚死亡，海水污染。傳統信仰禁忌被拋棄，生態環境被大肆破壞。

1980年代，臺灣少數民族開展了一系列爭取自身權益的抗爭運動，1990年代初，一些知識分子意識到想要族群再生，傳統復興，就必須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壤去重構土地歷史，重建社會結構，重塑族群文化脈絡。少數民族作家在報刊雜志中不斷呼吁自然資源循環再生的綠色哲學，發起各種轟轟烈烈的扎根、拯救部落活動，借此喚回族群集體記憶，認同并愛惜自身傳統文化。此時，瓦歷斯·諾干、奧威尼·卡露斯盎等作家紛紛返回自己的部落，從部落傳統中汲取養分，或發掘鉤沉族群豐富多彩的口傳文學，或書寫部落人與自然相和諧的自然傳統，以重塑民族精神與文化。

施努來整理的達悟人的口傳故事中，飛魚托夢于人，只要漁人敬重它們，遵守祭儀，并在規定的時間內捕撈，飛魚就會自己跳上漁船，漁人每年都會有吃不完的飛魚。霍斯陸曼·伐伐講述布農人傳說，早期在天神的眷顧下，部落婦人只要每次煮飯時在鍋中放一粒米，就能煮出一大鍋飯，可后來婦人偷懶，一次在鍋中放入多粒小米導致米飯漲滿屋子，天神盛怒之下收回了恩賜，婦人也被變成了老鼠。在口傳故事中，泰雅人原本可以用一根山豬毛煮出一鍋肉，懶惰的婦人直接剜了一大塊肉去煮，使得野獸生氣也不再來了；布農男人貪吃，使燒烤的肉變成偷小米的鳥，導致部落遭受饑荒……這些部落傳說警醒族人不要貪心，節度適用，也成為族群得以生存延續的禁忌約規。

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將這種做法視為養民之道，臺灣少數民族自然世界觀與之若合符節。亞榮隆·撒可努返回部落后，在山林中學習排灣人狩獵經驗與自然禁忌，在《走風的人》中他講述自己通過學習掌握萬物生長的規律，建立與土地自然的關系。他會順著自然的生態，有所節制地打他所需的獵物，絕不會因為太了解動物的習性而去改變破壞一個原本就存在的生態物種，要讓動物擁有繼續生息的權利。布農學者達西烏拉彎·畢馬極度推賞族人古老的狩獵傳統，族中若有人抓到小動物，會被其他獵人譏笑。他們的世襲習俗限制狩獵小動物，以免因過度狩獵使野生動物絕跡，以便維持野生族群的永續生存。夏曼·藍波安回歸蘭嶼，身體力行去感受樹的靈魂、海浪的記憶與海流的脾氣，他通過伐木造舟學會敬畏山林，學會了祝福祖靈。飛魚祭的禁忌與儀禮讓他更能體會捕撈以時、適量以度、物盡其用背后的海洋生命哲學。

在以犧牲自然生態來獲取物質利益，從而加速現代化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下，臺灣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根基也逐漸在瓦解。此時少數民族精英們身體力行，回歸部落與自然，秉持著傳統獵狩文化，延續著生態保育傳統，一邊學著耕種、造船、漁獵和祭儀，一邊用筆來書寫族群文化傳統與生態理念，通過書籍報刊、雜志媒體表達族群聲音，對延續民族文化命脈、緩解生態危機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生態保育與生存權利的對立統一

在臺灣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當局一方面由于過度開采，造成生態破壞，另一方面在水土流失、資源枯竭、土地污染的自然反噬下開始重視生態保育問題。在開發經濟與耗時保育的矛盾中，管理者設置保護林區，禁止砍伐捕獵與開墾種植，或用法律手段限制臺灣少數民族正常的生產勞動，或令他們遷出林區另謀生計，將生態保育推向了另一個極端。

在1990年代的田雅各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中，世代以山林為生的老獵人笛安為給將要結婚的小兒子做一張床，在荒山野地的樹林里砍了一棵櫸木樹，卻被冠以偷盜罪告上法庭，面臨著賠償或6個月監禁的處罰。然而，當地林務局一邊聲稱要保護森林與公有財產，另一邊自己卻對樹木擁有砍伐權，而世代居于此的布農人有需要只能去申請購買。淳樸的布農人連“林務局”是否是個人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他們只知道自己和這些樹一樣，從小生活在這片森林里，祖先依時按需砍樹造房做家具，造物主從來不發怒，也只有天神才有資格懲罰他們，笛安始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變成了小偷。與笛安一同坐車回部落的獵人烏瑪斯，由于部落所在的森林禁獵，只能徒步一天半去深山獵狩，而在以前，山豬來偷吃他們的糧食，逃跑慢的就成為他們的美食，蹄髈大的則回山洞大量繁殖，他們將其稱為“良好的關系”。在他們看來，獵人是森林生態的一部分，森林的糧食有限，當動物繁殖越來越多時，獵人可以減少動物為患的憂慮，以平衡動物在森林中的數量。而林務局的濫伐卻破壞著動物本來的家園，將動物們從蘆葦叢、草原、山谷趕到峭壁，甚至使它們不得不節育。林務局以獵人濫殺、破壞自然為由，到處“安撫”受害的動物，把它們遷到保護區，而很多保護區卻是人工種植的樹木。森林的破壞又導致洪水的發生，田地被沖壞，以獵狩和墾植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布農人生活則又陷入了困境。

新千年后，臺灣生態保育工作和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依然存在著矛盾關系。卑南作家巴代小說《阿彌陀佛》寫年輕和尚釋慈來拜訪先覺法師。釋慈積極投入于關懷生命和保育議題的各項事業，他弘法說服南投移墾居民放棄整片山坡地的茶樹與檳榔等經濟作物種植，讓原棲息于此的野生動物重新繁殖，同時也可避免泥石流災害。為了物種繁衍與山林保護，他堅決反對世代居住在山林中從事狩獵的七八戶人家，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假文化之名，違反自然保育”，督促當地管理者勸導他們轉業謀生。先覺法師聽后心情沉重，想起了幾天前來寺里討齋飯吃的幾戶落魄人家，想到新聞報道中公園內荒廢數月的小型部落，而居民不知所蹤。釋慈有保護野生動物的慈悲心，卻沒有恩及到人的生存權利，“轉業謀生”也會迫使不具備城市生活技能的“山林原住民”，為生存而流落掙扎于都市的最底層。

大多數臺灣少數民族將獵狩和耕種作為重要生活方式，在與山林萬物和諧相處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法則與生態智慧。他們雖向自然取用，但卻尊重生命，取用有度，保持生態平衡，他們是山林中的一部分，更是自然生態良性循環的重要一環，這正是一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辯證理念。一刀切式的土地管理制度與生態保育觀念使他們逐漸失去土地家園，與傳統割離，這也成為了另一種破壞生態自然和諧的形式。然而族群生存權利與自然生態保育并非二元對立關系，在新的歷史時代下，使其和諧統一、共生共榮，則需要更加精細化的保育制度與道德引導。

自然世界觀是維系臺灣少數民族在山海間繁衍生息的重要生存法則與價值傳統，也是少數民族作家們立足本族文化，倡導和諧生態的思想內核與書寫根基。臺灣少數民族作家針對臺灣社會在現代化發展中為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自然生態和強調生態保育而限制族群正常生活兩個偏差來發聲，希望通過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制度和觀念來形成“仁民而愛物”與“一體之仁”的價值導向，這對于當下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極具借鑒意義。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學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