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紅地翼馬紋錦”紋飾復原圖。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藏唐代“紅地翼馬紋錦”。

以上圖片均為中國絲綢博物館提供

古老的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方文明交融的紐帶，不僅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化動脈，更是中外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黃金橋梁”。在這里，商品、人員與資源匯聚融通，繪制出一幅“使者絡繹于途，商旅繁忙不息”的繁榮畫卷，譜寫了一部各國人民友好往來、文明交相輝映的壯麗史詩。

收藏于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唐代“紅地翼馬紋錦”，是展現當時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代表性文物之一。經由絲綢之路，中國絲綢進入西域，西域各國的裝飾文化向東傳播，與中國傳統裝飾風格交流融合，留下跨越時空而不磨滅的美麗印記。

中西文化的美麗邂逅

“紅地翼馬紋錦”經向長52厘米、緯向寬51厘米，以紅色經線為地，米白色緯線以斜紋重組織成翼馬圖案，具有明顯的中亞、西亞風格。目前紋錦圖案殘存3排翼馬，中間一排3匹馬右行，上排兩匹（殘損嚴重）和下排3匹均為左行。馬頭戴花狀冠飾，頸系連珠紋帶，連珠紋帶綴有兩條飄帶，從頸后水平狀飄揚。馬胸兩側生翅，翅上鑲有連珠紋，四足及尾部系縛綢帶結，造型別致，充滿浪漫華貴氣息，是典型的薩珊波斯風格。

農耕時代，人們熱愛駿馬，對傳說中長翅能飛的天馬更有著無限向往和崇敬。漢武帝《天馬歌》中詠嘆“天馬徠，龍之媒”，視天馬為龍之使者，寓意二者血脈相連。唐太宗李世民對駿馬情有獨鐘，下令將隨他征戰沙場的六匹寶馬以青石雕刻，陳列于昭陵北麓祭壇兩側，被譽為“昭陵六駿”。唐代廣為流行的狩獵及馬球運動亦推動崇馬文化發展。關于馬的詩文、造像和紋樣在唐代詩畫文章和工藝美術品中流行開來，形成繼漢代以來的第二個高峰。李白《天馬歌》中就有“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云，振綠發”“尾如流星首渴烏”等關于翼馬形象的細致描述。

包括翼馬織錦在內的波斯織錦，經絲綢之路上善于經商的粟特人傳入中國，織造技藝和圖案設計即被隋至初唐的織錦所吸收。《隋書》中載有何稠仿制波斯錦的故事。何稠出身中亞粟特何國，通商入蜀后定居益州郫縣（今成都郫都區）。他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曾奉隋文帝之命仿制波斯國敬獻的織錦，工藝相比原件更為精美華麗。此后，民間織工開始大量仿制，翼馬紋等具有異域風格的織錦紋樣逐漸“走入尋常百姓家”。

大唐盛世，隨著絲綢之路的持續暢通，東西方文化日益兼容并蓄。無論是域外人像，還是珍奇異獸、奇花異草，唐人都將其創作成紋樣，巧妙融入服飾之中。這些外來文化元素深刻影響了唐朝服飾紋樣的演變與發展。與此同時，內陸織錦工匠們也展現出高度創新精神，在自主設計的織物中融入西域元素。于是以翼馬為代表的紋樣在文化交流、文明融合中不斷發展，呈現出極具中國特色的漢唐藝術審美風格。

絲綢之路的文明使者

作為唐代織錦的典型圖案，翼馬紋造型深受波斯、粟特藝術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較早出現的屬于波斯和粟特系統的翼馬紋緯錦，它傳播廣泛，在地中海沿岸、中亞粟特和中國西北地區都曾發現過實物。這一紋樣影響了中國傳統織造生產，北朝晚期至初唐生產的經錦上均有翼馬形象，風格簡單稚拙，此為第二類。第三類是初唐時期涌現的唐系翼馬緯錦，以大型且帶回紋的連珠環作團窠，窠內是跳躍的翼馬，再綴以花樹小鳥，馬側或馬上有身著薩珊波斯服飾的騎手。

北朝晚期到初唐時期出現的翼馬紋樣原型是古希臘神話中的珀伽索斯。在古希臘神話中，珀伽索斯是長著雙翅的飛馬，傳說是蛇發女妖美杜莎與海神波塞冬所生，他的馬蹄踏過之處有泉水涌出，詩人飲之可獲靈感。薩珊波斯以祆教為國教，翼馬被賦予日神的崇高形象：頸部和雙翼飾有連珠條紋，象征祆教崇拜的太陽光源；佩戴的華麗冠飾與條帶是王室專屬，彰顯了尊貴地位，也強調了所系之物的神圣屬性。

對于翼馬紋樣的傳播，學者綜合研究其他有翼神獸的源流后認為，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打敗古波斯大流士三世，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勢力延伸至印度。希臘人和馬其頓人紛紛前往東方，希臘文化隨之進入西亞、中亞和南亞。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大宛、大夏和大月氏等西域諸國將希臘神話和藝術融入原有文化系統。隨著張騫鑿空西域，交流之路開啟，這些融合后的西域文化逐漸傳播開來。唐時，有翼天馬形象與中國神話傳說相互融合。唐代以后，翼馬的翅膀越來越小，后來慢慢被其他有翼神獸的形象吸收，最終演變為非馬、非龍、非獸、非禽的藝術形象。

放眼世界，翼馬紋樣不僅見于薩珊波斯時期的石刻、撒馬爾罕大使廳中的粟特壁畫、日本法隆寺中的鎏金銀壺，在都蘭吐蕃風格的織錦和金器上也能看到，可謂絲綢之路上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使者”。因此，2020年中國絲綢博物館以“紅地翼馬紋錦”為靈感，設計出“絲綢之路周”的標識。標識上的翼馬象征著西方文化從希臘出發，飛過波斯、粟特抵達大唐，與自東向西傳播的絲綢一路相遇，為絲路之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留下生動飄逸的注腳。

（作者為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