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肖像 徐悲鴻 作

整理舊藏，忽見三冊早期版本，為泰戈爾《春之循環》及兩冊《泰戈爾戲曲集》（時譯為《太戈爾戲曲集》），心中大悅。今年恰逢泰戈爾訪華一百周年。他在1913年憑借詩集《吉檀迦利》，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作家，并在1924年4月至7月首次訪華，在中國游歷了約三個月。而此三種泰氏戲劇中譯本，初版均于他來華之前，也是殊為難得的珍本了。

一

《春之循環》由瞿世英譯，鄭振鐸校，列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叢書”，于1921年10月初版。《春之循環》是泰氏一部象征主義戲劇。劇中最出色的是對那個用其整個身心來觀察和傾聽的盲歌手的表述。他看不見，卻有一種神秘的洞察事物的能力。當目光明亮的青年受了驚嚇而懷疑自己的使命時，他卻鎮定自如，因為只有他才知道真相。只有他的存在，才能鼓舞大家的勇氣。泰戈爾在此劇序言中曾解釋說：“在每年的四季劇中，那老人的面具在冬天脫掉，而春天的形態則在他的全部的美中表現出來。于是我們看到舊的都在不斷更新，自然中的春天劇正是我們的生命中的青春劇的翻版。”

譯者瞿世英（1909—1976），字菊農，江蘇常州人，為現代教育學家。他是瞿秋白之叔，與鄭振鐸、茅盾、葉圣陶等人創辦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1920年燕京大學畢業，五四運動時被推選為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罷課行動。1924年4月12日上午，泰戈爾乘坐“熱田丸”號輪，從香港抵達上海，瞿世英與徐志摩、鄭振鐸、張君勱等，在虹口匯山碼頭迎接泰氏。之后，又與徐志摩陪泰氏坐火車去杭州。所以說，他是我國最早見到并研究泰戈爾的學者之一。除了譯劇，他還翻譯出版了《西洋哲學史》《社會學概論》《康德教育學》等，并著有《現代哲學》《教育學原理》等。

鄭振鐸在此書《序一》中寫道：“我讀過泰戈爾《春之循環》三次了。我友瞿世英君把它譯出來后，又叫我校對了一回。現在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青年呀！你們如要重燃生命之火么？請一讀此書，記住泰戈爾所給我們的教訓。”

譯者瞿世英在《序二》中說：“我譯這本書，很費了些工夫，但恐怕仍舊不能好，故求諸君的改正和批謬。這里頭有好些詩歌是鄭振鐸兄代譯的，附志于此。”序后有“泰戈爾著作一覽”，分詩歌、戲曲、論文和小說，戲曲列了五部，即《郵局》《暗室之王》《齊德拉》《春之循環》《犧牲》。譯者附寫道：“他（指泰戈爾）的著作已用中文譯出來的，有《齊德拉》一書，其他詩歌小說，也有很多譯出來，但都是散見于各雜志中，沒有印單行本的。”可見，瞿世英是最早譯出《齊德拉》并出版單行本的譯者，據悉吳致覺也譯過《齊德拉》，卻缺乏相關信息。此書后面附了“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及“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這都是鄭振鐸先生起草撰寫的，讓讀者知曉這一叢書的出版宗旨，留下珍貴的史料。

二

《泰戈爾戲曲集》（一）由瞿世英、鄧演存譯，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叢書”，于1923年9月初版。

這是泰氏兩部戲的合集，即《齊德拉》（又意譯《花釧女》）《郵局》。鄭振鐸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寫道：“太戈爾（現已統一譯為泰戈爾）在少年的時候，即已動手寫他的劇本。他的本鄉的人立刻便認識了他的作劇的天才，到處都上演著他的戲曲。泰戈爾的一本傳記上說，他的劇本，直到現在印度各地還有人常常上演。《齊德拉》曾在北京演奏，據一個朋友說，結果是非常完美。《郵局》也曾在英國演出過，據夏芝說，它的結構在舞臺顯得非常周密。實在的，他作劇時，不僅把內容上注滿了他的哲理，在形式上且十分完整，無一不可演奏之劇本。”這就簡要而精準地評說了泰氏和他的劇作，作序者對此還嫌不夠，在結尾時又強調說：“關于《齊德拉》與《郵局》，我本想在此多說幾句話，但因時間太少，只得止于此。好在泰戈爾的劇本，意思都是明顯的，在文字里也自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人感到它們的美麗與其他一切好處，似乎無再加以說明與贊賞的必要。”

《齊德拉》之所以在中國知名度甚高，因此劇是瞿世英最早翻譯的泰氏劇本，全譯本于1921年5月首發《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五期上。同年夏天，燕京大學學生為湖南賑災義演，首次將此劇搬上舞臺，瞿世英觀看演出后，當即寫下《演完泰戈爾的〈齊德拉〉之后》一文，刊在《戲劇》雜志。之后又撰寫《泰戈爾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表于1922年2月《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二號上。此劇在1924年泰戈爾訪華期間，更是聲譽鵲起。這年5月8日，正值泰戈爾64歲生日，北京文化界在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為泰氏慶生。胡適、梁啟超主持祝壽典禮，最后環節是文藝演出，壓軸戲是張彭春導演、新月社排演的話劇《齊德拉》，張歆海、徐志摩、林徽因、林長民、蔣百里、丁西林、王孟瑜、袁昌英等在劇中扮演不同角色，梁思成負責舞臺布景設計。演出儀式由胡適主持，梁啟超、魯迅、錢玄同、林語堂，包括泰戈爾本人興致勃勃觀看了演出。

在《齊德拉》譯本前面，瞿世英附上此劇《原序》，序中概述了劇情，并有《譯者附志》：“這是一出獨幕劇，在印度演過，后來又譯成英文的。”文中稱此劇取材于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說的是馬尼浦國王唯一的公主齊德拉，邂逅般度族王子阿順那，并喜結良緣。一年間，公主感覺自己缺乏女性美，祈禱愛神恩賜一年美貌，并隱瞞了真實身份。王子發現妻子偉大的保家護國之心，仰慕漸深，對表面的美貌產生厭倦。公主即請愛神收回美貌，向王子告知真相，使王子感慨萬千，慶幸彼此可以相許終身。這部戲詩性語言與戲劇故事相融合，更像一首敘事長詩，是泰氏創造的詩體戲劇。

據悉，今年5月，《齊德拉》由北京協和醫學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協和小禮堂聯合上演，這不僅是對百年前盛會的重現和追懷，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是當下人們與百年前文化先賢的靈魂溝通與精神交融，意義深遠。

《郵局》的譯者是鄧演存（1888—1966），字兢生，為鄧演達的哥哥，早年從北洋軍官學校炮科畢業，后任廣東炮兵學校副校長、漢陽兵工廠廠長，新中國成立后任廣東政協常委，著有《民國兵工紀略》等。他與其弟鄧演達一樣，都是行武出身，不同的是，鄧演存能武善文，實為不易。

《郵局》是泰氏1912年發表的名劇，曾在一些歐洲國家演出過。全劇分三幕，主角是少年阿馬爾，因為他是病人，養父馬特沃按醫囑不讓他出門，但阿馬爾在窗前仍見到許多人，并跟打更的哨兵說，前面有國王新建的郵局，表示長大后給國王當郵差，看到園丁的女兒蘇塔去摘花，希望是給他的。總之，生活在召喚著他。后來在病情惡化的情況下，他想象國王派御醫來給他治病。蘇塔摘花回來，要求醫生在阿馬爾耳邊傳一句話：蘇塔想念您！正如泰戈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所說：“阿馬爾代表著從僵死觀念的圍墻中尋找自由，郵局就在他窗前，他等待國王給他來信，給他帶來解脫的信息。”無疑，阿馬爾象征著被束縛的人性，而人性是無法被禁錮的。整個劇作充滿詩情畫意和浪漫色調，這是泰戈爾以詩人的筆觸，以戲劇的形式寫出的抒情詩劇。《齊德拉》和《郵局》，均是泰氏早期象征主義戲劇。

三

《泰戈爾戲曲集》（二）也是泰氏兩部戲的合集，由高滋譯，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種。我手頭的是初版本，時間跨度有101年了。盡管版權頁不存，但兩個版本的封面顏色不同，很容易區分初版與重印本。

此書收泰氏劇作兩部，即《馬麗妮》《犧牲》，仍由鄭振鐸先生作《短序》：“現在再由高滋君選譯了《馬麗妮》及《犧牲》兩篇編在這里。《馬麗妮》及《犧牲》的藝術及所包含的思想，要說起來很長，暫時不能在這里討論。我相信無論什么讀者，讀完這一本書后，至少總會被泰戈爾的美麗的對話，及充滿于兩劇中的贊頌犧牲與為和平而奮斗的精神所感動。”

關于譯者高滋，信息甚少。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泰戈爾號”上，有他發表的泰氏劇譯《馬麗妮》，以及譯文《夏芝的泰戈爾觀》。可見，他至少是我國早期一個關注并研究泰戈爾的譯家。在劇本中，泰氏寫了馬麗妮在友情和愛情中的兩難，仿佛是一出“三角戀”。劇主人馬麗妮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她對凱曼卡堅毅和活力的賞識，遠遠超過了對薩普雷亞的愛。她在薩普雷亞和凱曼卡中作艱難的選擇，當凱曼卡殺死薩普雷亞后，馬麗妮卻急于為他辯護，請求寬恕，而不是為死者哭泣。

《犧牲》雖然情節曲折，人物眾多，但每個人物都具有獨特的個性，主線與副線脈絡清晰。故事發生在廟宇里，那里集中了從歌汶達國王到窮女孩阿帕爾娜的所有人物，以表現在毀滅女神迦里神像前獻祭的主題，而最后卻以女神的盲目崇拜者拉果伯第扔掉神像告終。當戲開場，歌汶達國王禁止獻祭時，沖突就開始了。而夜深人靜時，當拉果伯第和那克夏特拉準備以歌汶達的養子德魯瓦獻祭時，沖突便達到高潮。泰氏將此劇獻給“那些當戰爭女神索取人類犧牲時能勇敢地堅持和平的英雄們”，這就是以“犧牲”這個問題來表現這個劇本的主題。《馬麗妮》和《犧牲》，是泰氏轉向現實主義表現形式時期的優秀劇作。

四

泰氏一生寫過五六十部長短不一的劇本，從1881年創作處女作音樂劇《瓦米奇的守護神》起，在其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除中間停了十年外，他一直堅持劇本創作。他愛好戲劇，還多次在自己的劇本中扮演角色，粉墨登場。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不斷修改早期劇本，以求精益求精。他的劇本體裁多樣，有詩劇、歌劇、舞劇、音樂劇、小品等。題材也是多樣的，有取自神話傳說的，有歷史故事，也有現實社會的內容。作為東方國家的劇作家，他更多地采納和借鑒了西方的戲劇手法，但又有自己的發揮，其中抒情成份占比尤多，但也有哲理性和象征性，當然也有一些劇情晦澀、難懂的神秘色彩。

如何評價泰氏的劇作？無疑他的詩歌創作的影響是最大的，小說也有不小的分量。有人說，他的戲劇成就在其小說之上，也有人說，他的戲劇只是一種依附于詩歌的抒情方式。其實他的戲劇與詩歌一樣，具有抒情性和宗教性，但戲劇創作中包含了更多思想內容和文化內涵。總之，我們對于泰氏戲劇創作的研究，相對詩歌而言，是遠遠不夠的，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開拓和深耕。

泰氏戲劇在上世紀20年代初的五、六年間，就有了多種中文譯本，除了《春之循環》《齊德拉》《郵局》《馬麗妮》《犧牲》，還有《隱士》《國王與王后》等，或發表或出版單行本，這為當時的“泰戈爾熱”增加了一股推力，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現代戲劇的萌芽和發展。而泰氏訪華后的百年間，他的戲劇作品屢屢在中國翻譯和出版，僅上世紀50年代，就有二十多種戲劇單行本出版，其中較大規模的有195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泰戈爾劇作集》，第二年又增出第四卷。集大成者為2000年出版的24卷本《泰戈爾全集》，其中第16卷至18卷為戲劇卷，共收19部劇作，及“滑稽劇本集”中的15部戲劇小品。這些中文譯作，基本涵蓋了泰氏主要戲劇創作。除了出版外，上演泰氏戲劇也是緊鑼密鼓。2018年6月，在北京蓬蒿劇場上演的《郵局》，拉開了“致敬泰戈爾”戲劇活動序幕，這一活動持續了三個月，共上演泰氏各種戲劇達20場，8月，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演的《齊德拉》，為這一活動劃上圓滿句號。2021年，在“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上，演出了泰氏戲劇《春天》，這是此劇在中國的首演。而各地關于泰氏戲劇創作的研討活動，也常有舉辦，無以計數。

寫到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鄭振鐸先生（1898—1958），他被譽為“中國傳播泰戈爾第一人”，其筆名西諦、郭源新等，出生于浙江永嘉縣。他1927年出版名著《文學大綱》，在第四十六章“新世紀的文學”中，介紹了20世紀英國、法國等國作家后，印度只介紹泰戈爾一人，他寫道：“古印度的文學上的榮譽，在新世紀也是重復恢復了。其中最重要的最為世人所知的作家是泰戈爾。”雖然鄭振鐸不是第一個泰氏作品的中文翻譯家，但他也是早期譯家之一，更是譯泰氏作品最多、推動泰氏作品在中國傳播最勤的譯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1920年8月，在他主編的《人道》月刊上，發表譯自泰戈爾《吉檀迦利》的22首詩，并以《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譯為序詩。1922年至1925年，他先后翻譯出版了泰戈爾《飛鳥集》（中文第一部泰氏詩集）《新月集》《吉檀迦利》《園丁集》《泰戈爾詩》等。此外，鄭振鐸在文學研究會中，與許地山、瞿世英等組織了中國第一個“泰戈爾研究會”，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上，撰寫發表《泰戈爾傳》，并在《小說月報》編發了兩期“泰戈爾號”，這些都在我國文壇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增強泰戈爾戲劇在中國的傳播力，鄭振鐸熱忱為《春之循環》《泰戈爾戲曲集》等作序，雖然他沒有直接翻譯泰氏戲劇，但他擔任過《春之循環》編校，并幫助譯者翻譯劇中的詩歌部分。不僅如此，他還使自己所任職的文學研究會、商務印書館和《小說月報》，成為當時推動泰氏戲劇翻譯作品在中國發表或出版的重鎮。可以看出，他對泰氏的戲劇不但熟悉且有研究，他寫的序言，其分析與評述，都顯中肯而有見地。泰氏戲劇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鄭振鐸先生功不可沒，堪稱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杰出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