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渡童話》源于2016年秋天創作的《貓王喬丹》，因此開頭寫到鮑勃·迪倫的諾獎。至于盤踞在我的引擎蓋上那只健碩的流浪貓也是真實存在過的。那只尾巴尖上燃燒著紅色的貓，確實在曹家渡的天井里陪伴我度過了半個暑期，早已被我無數次寫進了小說，從二十多年前的短篇《戀貓記》到我的第三部長篇《貓眼》，甚至《天機》等等。那只貓似乎從未在清晨死去，而是變成一個精魂，伴隨著我一點點長大，仍然活在我的夢里撒歡、掉毛、沾花惹草以及安眠。小說最后那一場貓鼠大戰的爛尾樓，而今已煥然一新，“現在時”不知不覺間成為“過去式”。彼時，我并未有意識要寫曹家渡，更多是寫人與貓的關系，卻帶入許多曹家渡的記憶——曾經的“滬西五角場”，三區交界的神奇地帶，從三官堂橋通往中山公園后門的農貿市場，夏日蘇州河水面上的油膩波光，神秘五角星似的五岔路口，貼著手繪海報的滬西電影院，三角形街心島如同一艘驚濤駭浪中的戰列艦模型，連同黑夜里我外公沉重的呼吸聲，都已沉沒到海底墳場去了。重新浮出海面的是賽博朋克的二十一世紀，是天主教堂的哥特式尖頂，以及晚高峰排隊擁堵的車流。次年，《貓王喬丹》發表于《十月》。我從未想到自己還會再寫第二篇關于曹家渡的小說，直到三年后的冬天。

2020年的一月到二月，伴隨著長江中游傳來的消息，全國人民封閉于家中，恰好我在晝夜不休地書寫《戴珍珠耳環的淑芬》。我與滬西曹家渡的空間距離，僅一步之遙，憑窗可見暗黑流淌的蘇州河。我與曹家渡的時間距離，卻是漫長的三十年。我只能從記憶的博物館中復原，褪去光陰的包漿，一寸寸雕刻，打磨，上色，重新繽紛濃烈起來，仿佛畫像叔叔筆下的淑芬，直至小說結尾，衰敗淡薄歸于塵土下去。而我少年時學畫的經歷，盡管一無所成，卻讓我的腦中充滿曹家渡的顏色。奧爾罕·帕慕克說：小說本質上是“圖畫性”的文學虛構。《戴珍珠耳環的淑芬》篇名，自然源于荷蘭畫家維米爾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一度是我的手機壁紙）。維米爾畢生創作于荷蘭小城代爾夫特，多是繪畫日常生活人物，除了那位眾所周知的少女，還有《倒牛奶的女仆》、《花邊女工》、《寫信女子與女傭》……畫中每一位平凡女子，粗糲，健壯，紅潤，世間從不知曉她們的姓名，至今卻鮮艷如生，她們都是我的淑芬。維米爾還有一幅風景畫《代爾夫特風景》，展現故土的水鄉風光。維米爾去世兩百余年后，法國人普魯斯特注意到這幅畫中一小塊黃色墻面，“猶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黃蝴蝶看”，這一感受被普魯斯特寫入《追憶似水年華》，便是貝戈特臨死前的段落——

“我也該這樣寫，”他說，“我最后幾本書太枯燥了，應該涂上幾層色彩，好讓我的句子本身變得珍貴，就像這一小塊黃色的墻面。”

畫家死后三百余年，維米爾的代爾夫特還是一座荷蘭小城，我的“滬西曹家渡”已是上海的心臟地帶。我只要走數百米路，或開車五分鐘，就能來到曹家渡的心臟地帶。盡管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唯獨眺望童年住過的大樓，似乎確有一塊黃色的墻面。當時我剛寫完長篇小說《春夜》，便決定把《春夜》的語言風格加之于曹家渡，也是加上一塊獨屬于上海的顏色。因此可以看到《貓王喬丹》與《戴珍珠耳環的淑芬》的腔調差異。

這年春夏之際，《戴珍珠耳環的淑芬》發表于《人民文學》。當我想起小說里的“畫像叔叔”和“老神醫”，便有了寫一組小說的念頭——他們生活或工作在曹家渡附近，與我的童年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他們的人生看起來波瀾不驚，卻又潛伏著某種驚心動魄。然而，我在2020年到2022年之間，卻著手寫了兩部長篇懸疑小說《一千萬人的密室》與《謊言之子》，暫時放下了中短篇小說的計劃。

2022年春天，又一場靜默突襲上海。我回到了兩年前被關在家里敲打《戴珍珠耳環的淑芬》的時光。頗為幸運，我家小區尚未有斷炊之虞，然而家家戶戶的重心轉到了冰箱。我在曹家渡居住過的那幢樓，至今幸存于蘇州河畔，居住著不少高齡老人，他們恰恰是這次危局中最令人揪心的群體。我又想起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如果有一臺神奇的冰箱，不但能未卜先知十二年后的饑餓，還能源源不斷傳送食物和藥品……解封當日，我步行前往曹家渡，來到那幢六層樓房前，黃色“水馬”依然堆積在門口，蘇州河上的風習習而來，我只能憑空想象樓里的數十臺冰箱們一切安好。感謝《上海文學》在2022年夏天發表了《饑餓冰箱》。次年五月，《上海文學》七十周年社慶，我還被邀請在慶典上朗誦了《饑餓冰箱》的片段。那是在虹口北外灘的江畔，當我仰望對岸摩天樓的燈火，默默許愿饑餓不再降臨這座城市。

寫完《饑餓冰箱》，關于《曹家渡童話》的念頭已成長為一株懸鈴木。我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創作了《斷指》。2022年5月27日，微信視頻號有一場羅大佑的線上音樂會里，當我聽到六十八歲的羅大佑唱出1983年的《未來的主人翁》“每一個今天來到世界的嬰孩，張大了眼睛摸索著一個真心的關懷，每一個來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因為我們改變的世界將是他們的未來……”世界當然改變了太多，但這首歌里所唱的或者所預言的依然未變。超過三十年前，在真實的曹家渡宇宙之中，確實有一對木匠父子來到我家打造一套組合家具。我清晰記得那位年輕的小木匠裸露上半身肌肉，汗流浹背地使用鋸子和鑿子的畫面。我們經常和木匠父子一起吃飯，每次小木匠都能吃上兩碗白米飯。有天傍晚放學后，我為了看動畫片（也許是《變形金剛》）挪動電線插座意外滅了外面的燈，小說里的小木匠剁掉了自己的手指頭——現實中卻幸運地差之毫厘。所謂“小說”，大概就是與現實差之毫厘的那個“毫厘”。哪怕只有一根手指頭的“毫厘”，也會生長出一根無限的宇宙平行線，那里有樓上的棟梁哥哥和梧桐妹妹，一個神秘的木頭人，一次手指頭歷險記。從前我寫過動物視角，也寫過馬桶視角，這次我想寫一根手指頭的視角，當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必能窺透我們見不到的隱秘世界，被我們的肉身面具隱藏的靈魂世界。這根手指頭甚至能潛入蘇州河的淤泥之下，橫穿整個上海的下水道。我不敢說是魔幻或荒誕，只想說是一個童話，既屬于孩子，也屬于成人，或者說曾經是孩子的成人童話。這年秋天《斷指》發表于《芙蓉》。

2022年，大約有三分之一光陰，我被困于家中，每天看著蘇州河水，幾乎可以計算出多少分鐘前流淌過三官堂橋下穿過武寧路橋到我面前，但我的肉身來到曹家渡心臟地帶的次數屈指可數。相形之下，我的靈魂卻無數次回到曹家渡，回到我童年棲息過的底層天井，回到冬天冰冷刺骨的室內，用生著凍瘡的手指貪婪地閱讀某一本書。這一年，我寫了三則關于曹家渡的小說，《火柴》是最后一篇。盛夏，我經歷了一次遠行從西寧歸來，重讀了威廉·福克納的小說《燒馬棚》，重看了李滄東的電影《燃燒》。我在記憶里悄然點著一枚火柴，照亮了少年時代那些轉瞬即逝的朋友們。我在較短的時間內開始構思，這回不需要復雜的故事，只需要一枚火柴，就能點燃一篇小說。關于遙遠的大興安嶺，其實跟我爺爺有關——他的退休關系在加格達奇鐵路局，九十年代的某一日，兩位客人從大興安嶺風塵仆仆趕到上海，代表單位參加我爺爺的葬禮。客人們的皮衣上殘留森林的氣味，鞋底踩過狗熊的糞便，聲音里含混著伐木工人們的號子。小說最后改定于初冬，彼時全國由“由陰轉陽”，換了人間，而今想起《火柴》的結尾，我義無反顧地夜奔，沖向中國最北端的村莊，不僅釋然。

2023年春天，《火柴》發表于《當代》。同時《曹家渡童話》進入出版流程，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感謝《當代》雜志主編徐晨亮兄。但我總覺得還少些什么？那是一個人間四月天（公歷而非農歷），我在成都剛做完一場簽售，大約下午五點，我在聽一位前輩的講座，但實在人困馬乏，昏昏欲睡之際，突然想起中學時代課堂，午后第一節課，強忍著不能睡著的痛苦。如果有一位口音獨特腔調乏味的老師，自然會成為中學生們的催眠大師。我的人生記憶之中，確實遇到過這樣的老師，但我并不覺得他不稱職，只是他已被時代遠遠拋棄令人憐憫。當時我在為準備下一部長篇小說而重讀魯迅，一個月前我還在上海虹口的1925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店（內山書店原址）簽售過兩本新書——就在那個極度疲憊的瞬間，我想到了《曹家渡童話》第六篇的創意，如同一杯濃茶灌入腦海，睡意煙消云散，我這才發現前輩的講座相當精彩，令我重新振作精神一直聽到最后。回到上海，我讀完了魯迅的日記與書信，重溫少年時讀過的《吶喊》《彷徨》與《野草》。五一期間，我特地去了一趟虹口四川北路，第一次進入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站在二樓房間內凝視魯迅寫作的書案，遠遠看到那三支紹興“金不換”毛筆。幾日后，我便完成了《魯先生傳》初稿，并在盛夏發表于《北京文學》。

至此，《曹家渡童話》六篇小說已構成一個小小的曹家渡宇宙，但又遠不至于曹家渡的百科全書，僅僅存在于1988年到1992年之間，一幅幅早就不見了寫生對象的風景畫，一半來自個人歲月的流逝和內心的回望，一半來自時代劇變和面目全非的故鄉。正如郁達夫先生說過“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至今，仍有許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彼處，沉默地度過這一時代的每個春秋，它可以叫曹家渡，也可以叫中國大地上的任何一個地名。曹家渡是我的童話，也是庶民的史詩。

2023年6月11日星期日于上海蘇州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