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文學創作的作家王嘯峰，由于創作成績的突出，既是中國電力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也是江蘇省電力作協的主席。近些年來，他在一心一意地專注于小說創作，以一系列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引起文壇高度關注的同時，也絲毫未忘身為電力作協負責人所應承擔的培養電力部門青年作家的使命。前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相遇，王嘯峰主動和我提及，說他們江蘇省電力作協準備為近些年來在小說創作領域嶄露頭角的一些青年作家結集出版一部中短篇小說集，囑我不僅要認真地讀一讀，而且還要寫一篇文章。這樣，也就有了一個閱讀江蘇省電力作協這一批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說作品的機會。

閱讀這些青年作家的十多篇小說，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驚訝于其中若干作家雖然年紀不大，但小說寫作卻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可以說有相當高的完成度。為了談論的方便，且讓我們從題材的角度切入。雖然這些作家的思想藝術水準并不一致，但就關注的題材領域來說，卻表現出了某種驚人的一致——他們所集中講述的，或者是心有千千結的情感糾葛，或者是艱難到了嚴峻程度的現實生存問題。

先讓我們看看他們筆下的那些情感故事。這一方面，藝術處理上多少帶有一點先鋒意味的，是高逸云的短篇小說《尋找夏雯》。既可以被看作男主人公，同時又兼任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是Z市的一個酒吧老板。因為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拋棄了他遠走異地，所以“我”開酒吧的一種潛意識，恐怕就是臆想母親倘若還會回來，酒吧或許會成為她的落腳處。沒想到母親沒等來，“我”后來等來的竟然是一個名叫何雨的陌生女子。她到酒吧或者說重返Z市的主要理由，是尋找一位名叫夏雯的小學同學，當時她們就讀的是人民小學。作品的標題毫無疑問即由此而來。何雨之所以要尋找夏雯，主要因為她在上小學的時候曾經送給過夏雯一個和田玉的平安扣。這個平安扣算是外祖母留給母親的一個祖傳之物，正是為了了卻母親的心愿，何雨才千方百計地試圖想要將其找回。沒想到的是，夏雯沒有找到不說（盡管何雨曾經指認那個出租車司機的女友就是夏雯，但這一指認卻沒有得到被指認者本人的認可），在牽扯出何雨既往一段婚姻的同時，年僅25歲的“我”和35歲左右（我們之所以認定何雨的年齡是35歲，主要因為她要尋找的夏雯是35歲，而她們倆曾經是小學同學）的何雨更是陷入到了一場看似始料未及但卻前途未卜的情感糾葛之中。作品的先鋒性在于，待到何雨莫名消失之后，“我”曾經專門跑到人民小學查閱相關檔案。沒想到，查閱的結果竟然是“從1980年到現在，總共入學過三個叫做‘夏雯’的人，分別在1982年，1995年和2020年。但奇怪的是，這么多年沒有一個叫做‘何雨’的學生。”肯定與這一具體的查閱結果有關，到后來，“我”竟然產生了一種嚴重的懷疑，“我開始懷疑那晚有沒有同何雨喝那場大酒，甚至何雨到底有沒有出現過。”就藝術效果而言，作家的如此一筆，無疑帶有某種自我解構的色彩。

黃不會短篇小說《探花》的標題靈感，明顯來自于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那位李啟明，在給同學吳凡做伴郎時曾經演唱過的李克勤的《探花》。其中，與小說內容有關的一句歌詞是“當天我遠看你像女神，可惜你更愛看遍走馬燈。”李啟明、吳凡與何宜靜三人是當年的高中同學。高中畢業后，李啟明與何宜靜一起被錄取到N市去上大學，沒有考上大學的吳凡干脆出國求學。由于吳凡隔著國界也要拼命追求何宜靜，李啟明就被迫成為“吳凡的狗腿子”，不斷地在兩人之間穿針引線。如此一番不懈努力的結果，自然是吳凡如其所愿地與何宜靜結婚生子。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期間，一直暗戀著何宜靜的李啟明，也與何宜靜發生過相應的情感糾葛。或許與李啟明的介入有關，吳凡與何宜靜的婚姻到最后的結果竟然是離異。他們倆離異后，處境最尷尬的很可能正是被夾在中間的李啟明。一方面，他不能不隨時聆聽被蒙在鼓里的吳凡的滿腹牢騷。另一方面，他還得不斷地以出差的借口，與何宜靜一起在隔壁城市的各個賓館里約會。多少有點令人不解的是，當然也可能與作家未能做更清晰的暗示性處理有關，到最后，在明確拒絕了李啟明的婚姻請求后不久，何宜靜竟然采用吞藥的方式自盡。與此類似的一個短篇小說，是李巖巖的《三點一刻》。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陳元，與潘璐以及羅成林也都是曾經的中學同學。在三人的情感纏繞中，由于陳元一再退讓，一種合乎邏輯的結果自然也就只能是潘璐和羅成林的結婚成家。一直到獲悉潘璐離婚的消息，并重新審視過自己內心世界的真實想法之后，陳元方才痛下決心，緊緊地把她摟在自己懷里，做出這個決定的具體時間，正是午后的“三點一刻”。以上三篇之外，其它一些篇什，比如高逸云的《蝴蝶》，宗青的《在瓊粵茶樓》，景亞杰的《鮮花與煙囪》等，所關注書寫的也都是隱含有人性奧秘在其中的形形色色情感故事。

另一類是對嚴峻現實生存問題的聚焦與透視。這一方面，相當切合海明威“冰山理論”的一篇，是嚴熙澤的《江邊船上》。小說的主人公阿波，是一位年僅13歲的懵懂少年。盡管好不容易才通過關系進入一所城郊小學借讀，但打小就不喜歡上學的阿波，卻總是想著逃課去江邊踢球。關鍵問題在于，雖然阿波自己可以“少年不識愁滋味”，我們卻不能不明白他們一家的艱難生存處境。由于父親螃蟹生意失敗后只能回到老家鎮上的磚窯去打零工，“家里的外債越欠越多，靠‘頂梁住’自然是頂不住了。幸而阿波的母親是水鄉姑娘，撐船撈魚是自小就會的。她咬咬牙，撐著從老父母那要來的船，撇下酒鬼丈夫，領著阿波到縣城里謀生活。一來在別人家做保姆，賺錢生活和還債；二來得空就撈點小魚，傍晚等阿波放學回來，讓他取了去菜市場賣，就當補點家用。”由以上描述，我們即不難判斷出阿波家處境的格外艱難。但正所謂“屋漏偏遇連夜雨”，由于父親在老家喝完酒后干活被意外砸傷，只能癱瘓在床，對未來的生活徹底失去了希望的母親，竟然被迫無奈地給阿波留下一個月的生活費之后，一個人棄家出走。年僅13歲的阿波，從此只能與癱瘓在床的父親相依為命。小說雖然以母親的出走戛然而止，但我們卻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阿波和父親未來生活的愈加艱難。無論如何都必須肯定的一點，是那樣一個極具反諷意味的幾欲催人淚下的巧妙結尾，“是啊，她回來時候說，要學會照顧自己。她還說，以后再也不用去賣魚了。她從來不騙阿波的。”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另外一篇，是鄺立新多少帶有一點虛實相間色彩的《文星塔下》。故事的發生地是一個名叫文星的小鎮。一個年輕人突然出現在重華佬的小店，“年輕人說他到文星鎮尋找一個人。此人曾在鎮上生活許多年，后來到城市里打工、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五歲時，他卻突然消失不見，也沒留下任何音訊。”依照小說中的描寫，年輕人的尋找對象極有可能是鎮上那位已經去世多年的權權，但卻一直到終篇時都未能給出一種確定性的結論。作品的一個意味深長處，反倒是在于由年輕人的尋找行為牽引出了文星塔下的那一片沒有歸屬的墳墓。用那位內心悲憫的重華佬的話來說，就是“從那以后，后來意外死去的后生仔紛紛集中于此地，他們的家人心照不宣地沒有留下墓碑”。正如同那位被詳盡描述過的權權一樣，其他那些被埋在文星塔下的后生仔所經歷過的，都是苦難的人生，都曾經面臨過這樣或那樣的艱難生存處境。以上兩篇之外，其他比如鄺立新的《銀河清潔工》，黃不會的《蓮霧》，馬琳的《吃的自然法則》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現實生存的艱難問題，隱含于其中的，容或是一種批判性的思想價值立場。

情感與現實問題的聚焦之外，十多篇小說中最具異質性的，是劉麥加的短篇小說《巨大的外婆》和中篇小說《蒙特卡洛的最后一次隨堂測試》。雖然不了解劉麥加的具體情況，但根據她的小說來做判斷，這位年輕的寫作者或許擁有某種自然科學甚或干脆就是生理科學的學科知識背景。可以被歸類于科幻小說的《巨大的外婆》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袁紀岳，是基地生活區一位即將“在今天完成進化”的科學家。就在他將要進入工作狀態的時候，“巨大的外婆”卻突然跑來看他。這位“巨大的外婆”，之所以在時隔22年之后才跑來看他，主要因為她自己早在22年前就已經“進化”成為一頭身體龐大的大象。既然是22年后的再次相聚，那他們倆所集中交流的中心話題，肯定也就是既往與“進化”緊密相關的那些科研情況。事實上，也正是在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們方才得以了解到，外婆之所以會變成一頭大象，正是她二十多年前的“進化”結果，“22年的時間足夠她融入一個大象家族，加之她保留了人類大腦的神經元，大概不費吹灰之力就當上了首領。她可以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生存，整個自然界幾乎沒有她的天敵，是實實在在食物鏈的頂端生物。”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以進一步了解到袁紀岳他們家族，竟然全都是從事人類“進化”事業研究的科學家。正如同外婆進化為一頭大象一樣，外公進化成了孢子，父母進化成“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交流方式的一灘肺狀苔蘚”。科幻小說固然是一種能夠極大地彰顯寫作者藝術想象力的文體，但我從《巨大的外婆》中的這些相關描述中讀出的，卻是那些科學家們令人敬仰的自我犧牲精神。

雖然不是科幻小說，但同樣帶有突出自然科學背景的，是中篇小說《蒙特卡洛的最后一次隨堂測試》。作為一部中篇小說，作品由兩條結構線索組構而成。一條，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正在澳大利亞度過碩士留學生涯的留學生劉小姐，在投資學這門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如何與W 教授斗智斗勇。另一條，則是劉小姐和來自于臺灣地區的Z小姐之間帶有一定曖昧色彩的情感纏繞。閱讀這部中篇小說，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對德州撲克這一游戲以及投資學相關理論知識不僅不顯枯燥反倒是精彩無比的描摹與表達。其二，是作家憑借一種大膽的想象，竟然把巴里·馬歇爾這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巧妙地融入到了故事情節的發展演進過程之中。其三，最令人感嘆不已的，是劉小姐因一時任性而導致的考試困境。先是采納Z的建議而最終成行的一次拉斯維加斯之旅，因為“那里有全世界最強的德撲高手和最瘋狂的賭徒，你不想去試試嘛？”沒想到，劉小姐卻因此而錯過了W教授刻意安排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占30分的隨堂測試。小說的標題很顯然由此而來。由于無意間錯過了這次隨堂測試，投資學這門課結業成績的及格與否遂成為劉小姐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滿分100分，20分被我花了，30分被我錯過。現在只有10分。”她必須在期末考試中拿到40分，也即交出一份無可挑剔的滿分試卷才能勉強及格。如此嚴峻境況所導致的是兩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是劉小姐自己的焦頭爛額，二是她和Z之間情感的無奈破裂。

如果說情感糾葛的書寫與社會現實問題的聚焦，全都屬于某種常規性的小說寫作，那么如同劉麥加這樣一種超克了常規的異質性書寫，就顯得特別難能可貴。通覽這十多篇中短篇小說，在充分肯定劉麥加異質性書寫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江蘇省電力作協這些青年作家的小說創作，一些已經相當成熟，另一些則還多少顯得有點稚嫩青澀。無論如何，在此后的創作歷程中，有必要提醒他們的兩點就是，在進一步展開廣泛深入文學閱讀的同時，一是繼續在“怎么寫”的層面上積極用力，盡可能提升自身的藝術表現能力，因為不管怎么說小說創作都是一種技術活兒；二是“寫什么”的問題也不容忽略，不能僅僅關注表現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雞毛蒜皮，而應該盡可能地提升自己的思想視界，以最大可能地賦予并充實作品的思想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