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現代文學館編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1996年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內含“長篇小說卷1”“長篇小說卷2”“中短篇小說卷”和“詩歌卷”，共四冊。這套上世紀90年代問世的資料，為茅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寫，提到它，是與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有一段因緣。

1959年，一位叫郭開的普通讀者批評《青春之歌》，他連續發表《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中國青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文藝報》第4期），使作家作品一時間“岌岌可危”。

郭開，據說是北京電子管廠的工人。“《青春之歌》風波”之所以掀起這么大的風浪，跟此人、也跟當時《中國青年》雜志的約稿“組織”討論有關，后者在刊載郭開《略談》的“編者按”中這樣說：

這兩年，在我們文藝戰線上，出現了不少反映現代生活的長篇小說，這些作品在青年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的影響。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

《青春之歌》就是這些比較優秀的長篇小說中的一部，它和其他作品一樣，受到了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看了《青春之歌》后，很多青年同志向本刊編輯部來信反映，認為這是一部好書，它塑造了盧嘉川、林紅、林道靜、江華這些光輝的共產黨員形象，給每一位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這本書的缺點嚴重，宣揚了小資產階級感情，并已經在讀者中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下面發表的郭開同志的意見，就代表這種看法。

今天重讀這段話，會感覺與“編者按”所期待的效果正好相反，相當于把“好事辦砸”。一方面，它熱情地肯定作品“成功塑造”了這些正面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卻說郭開認為這本書“缺點嚴重”“宣揚了小資產階級感情”，“已經在讀者中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本來是在“拉架”，卻“拉了反架”，差一點就讓蠻橫無理的郭文占了上風。楊沫之子老鬼認為，母親這部長篇之所以大獲成功，跟作品選擇知識分子題材有很大關系。它引起很大爭議，也根源于此。因為十年來重在倡導“為工農兵服務”，鼓勵塑造“工農兵形象”，一下子來了一個“小資青年”（當然是向往光明和要求進步的青年），這樣一來，編者按作者恐怕沒有料到——這段“引導性”的評語，果真在文藝界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這是茅盾“眉批”《青春之歌》的背景。

二

據老鬼的《母親楊沫》記載，到“1959年初，小說《青春之歌》的影響已經彌漫全國，好評如潮”。但自反右運動后，部分群眾和青年喜歡上綱上線，動輒給人扣大帽子。時任《中國青年》雜志總編的邢方群在編委會上指出，對這種看問題簡單化、片面化的現象，應組織一些文章進行教育，請文藝組注意這方面的選題。文藝組編輯江涵到北京電子管廠參加《青春之歌》座談會，認識了郭開，覺察到他是那種情緒偏激、看問題簡單的典型，于是向邢方群匯報。邢認為這個典型很好，應該趕快組織約稿。郭寫這篇文章，有它的“現實基礎”；或說也不是他“主動”要寫的，而出自編輯的“組稿”意圖。在后來北影廠拍攝《青春之歌》前，眾多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郭開這樣說：當時《中國青年》來電子管廠組織該小說討論會，有些老工人對這部作品反感，批評《青春之歌》“寫了很多談戀愛的事兒，尤其是林道靜跟好幾個男人談過，不夠嚴謹”。編輯就讓郭開把老工人的意見整理出來，他一開始沒答應，因為從未寫過文章，記者又幾次向他動員，還說這是工人階級的聲音，答應“幫他修改”。電子管廠老工人批評林道靜的意見，其實也不是孤案，它與在《中國青年》《文藝報》上支持郭開的劉茵文章應該說不謀而合。正如前面所說，本來是要抓“典型”的《中國青年》雜志社，撰寫的“編者按”卻助長了這一典型現象，這更讓郭開披露的“內幕”變得撲朔迷離。

郭開批評《青春之歌》文章的主要觀點是：一、書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而且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進行自我表現的；二、沒有很好的描寫工農群眾，尤其沒寫知識分子怎樣與工農相結合；三、沒有寫知識分子改造過程，因此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何其芳寫文章是因《中國青年》約稿，以他當時身份——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文學研究所所長、詩人和批評家，本不該跟無名小卒計較。郭開“攻擊知識分子”的言論促使他對其觀點一一批駁。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流蕩著革命的激情的小說《青春之歌》，我已經讀過兩遍了。第一遍是在去年緊張的整風運動中，利用開會的空隙斷斷續續地讀的。讀完以后，我曾說過它和《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等幾部小說一起，“使我心里發生了歡喜之情”……這是因為我當時曾想到了一些五四以后的小說家的成名作。我所想到的這些成名作，除了少數特別杰出者而外，在思想和藝術的成熟的程度上，很多是不如《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和《青春之歌》這幾部小說的。（《〈青春之歌〉不可否認》）

然后他筆鋒一轉，對郭文的“三點”進行了嚴肅批評。他說，一、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批評過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式的作品，于是郭開就說《青春之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這條斷語明顯脫離了《講話》發表時的歷史環境，對其作了“教條主義”的曲解，也與“全書的實際很不符合”（指這部小說）。二、郭文批《青春之歌》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事實是，他沒有想到，“作者沒有用較多的篇幅去寫林道靜和工人農民接觸，去寫她向工人農民學習了些什么，這可能是由于這部小說的情節的限制，也可能是受到作者的生活經驗的限制”。在當時，一般青年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首先是與革命者接觸，參加一些革命活動，這是符合歷史情況的。三、郭開指責作品，“沒有認真寫知識分子改造過程，因此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這怎么可能？“《青春之歌》里面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是那些關于當時的革命斗爭的描寫。緊張的地下工作，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和英勇的監獄斗爭。”作品里的革命知識分子，“在犧牲是必要的時候，他們視死如歸。他們用他們的血來創造明天，盡管那是他們自己見不到的明天。讀著書中關于這些人物的描寫，我們會感到他們的血液還在我們身上流淌”——隨后他提出質疑：這，難道不是在深刻而動人地“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嗎？

何其芳（1912—1977），詩人、學者和文學評論家，193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在四川參加地下工作，1938年奔赴延安。曾任魯藝文學系主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新華日報》副社長……應該說，何其芳之所以如此“激動”，正是因為，小說中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形象，與他的人生道路產生了高度的疊合和精神感應。

三

郭開等對《青春之歌》的激烈批判，使這部剛冒頭的“名著”幾乎夭折，茅盾、何其芳借《中國青年》表明態度，也是看到了這一形勢。他們尤其是茅盾的親自出面，終于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挽留了這部“紅色經典”。

新中國成立后，茅盾文論和文學批評很多，但極少公開為一位剛出道的作家辯護。既然郭開他們著重從“思想立場”的角度攻擊楊沫，所以《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一開始就從這里入手。茅盾說，最近關于《青春之歌》的討論很有意義。因為討論不但提出了作品正確評價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評價作品時思想方法的問題”（在當時語境中，“思想方法”是一個敏感問題）。針對郭開的指責，茅盾的語氣比何其芳平緩， 卻隱含著當時一般文學批評所缺乏的言外之意：

第一，《青春之歌》是不是一部具有“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

他認為，這部作品反映的，是“九一八”到“一二·九”這一歷史時期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毛主席在著作中已經對它給予了正確評價，這是大家都學習過的。“我認為《青春之歌》的整個思想內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論斷的”。作品成功塑造了盧嘉川、江華、林紅幾個英勇不屈的共產黨員形象，而且通過林道靜的“人生道路”印證了一個真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把個人命運和人民大眾的命運聯結為一，這才有真正的出路。”同時指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經過思想改造才能真正為人民服務。”

茅盾認為衡量一個作品的真正標準不是標語口號，而是它反映的社會生活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他說，要正確理解這部作品，我們就得熟悉當時的情況，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思想情況。如果我們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歷史情況，而只是從主觀出發，用今天條件下的標準去衡量二十年前的失誤，那就會犯歷史主義的錯誤。茅盾的厲害，還在于下面這段話：“當然要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對歷史事實做出正確評價；不過，“光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觀點，“而不求熟悉特定的歷史事實，這就叫做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如果不這樣做，那么立場即使站穩，而觀點卻不會是馬列主義的”。

第二，我們怎樣評價林道靜這個人物？

他指出，林道靜雖是地主家庭的女兒，在家庭卻是“被壓迫者”，父母還想用她來“結交權貴”。這使她自幼就仇恨封建主義，要反抗，然而她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接觸的也多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她的個人主義，“她的反抗封建家庭是從個人主義立場出發的”。小說根據這個青年女子的歷史條件，真實地描寫了她所經歷的思想改造的過程，“亦即從反抗封建家庭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過程”。像大多數走向革命的知識分子一樣，這個過程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了反抗封建婚姻，尋找個人出路；第二階段是漸漸意識到個人奮斗沒有出路，個人利益要與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第三個階段，則在黨的教育啟迪下，認識到個人利益應當服從于工農大眾的利益，于是堅決獻身于革命。所以茅盾問到：對于廣大青年來說，林道靜的這條“道路”，難道不“可以供青年們學習”嗎？

當然，茅盾也不掩飾這部作品的缺點，他認為主要是三點：一，人物；二，結構；三，語言。由于其他人物沒有寫好，使林道靜在整部小說中始終過于“突出”，“好像是唯一的先知先覺和沖鋒陷陣者”。小說結構有點“凌亂”，如第七章，基本脫離了林道靜的遭遇這條主線。還有作品語言，它們或“色彩單調”，或“不夠柔和”，這都與她的“詞匯不多”有關。

四

寫這篇評論文章前后，茅盾覺得有些話沒有說完，于是陸續在楊沫的《青春之歌》上寫下了著名的“眉批”。這套《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眉批本文庫》，在茅盾誕辰百年之際（1996），由中國現代文學館編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據舒乙在《總序》中介紹，這批由作家其子韋韜捐贈給“茅盾故居紀念館”的眉批作品，總計44種。該文庫收入的眉批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烏蘭巴干的長篇《草原烽火》，杜鵬程、茹志鵑的中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里》《高高的白楊樹》等數篇，以及阮章競的詩歌《漳河水》《迎春橘頌》，田間的《田間詩抄》等，足見其“珍貴”。這里抄錄《青春之歌》眉批若干：

第一章

一、第5頁批語二則

上：這第一章的第一至五段可以刪去，而把車到北戴河站作為本章的開端；可以這樣寫：車到北戴河站，下來一個女學生，渾身縞素打扮，拿著一包樂器。車上的乘客從車窗伸頭出來看著她，嘖嘖地議論著（這是大概的輪廓，文字還得琢磨）。

左：這一段的描寫，平鋪直敘，且不簡練。

二、第9頁批語一則

左上：這段也不夠簡練。

第三章

一、第63頁批語一則

右：這里一段寫得好，因為，如果從示威者方面寫，很難寫得好；現在改從被捕的二人寫，就別有異彩，而且也緊張。

第十二章

一、第106頁批語一則

左下：這一段回憶，段落不清。

標記1處。

第十七章

一、第144頁批語一則

左上：此章后半，是寫失敗的。

標記1處。

二、第149頁批語一則

左：這里所提出的問題，是不了了之的；區委會議既沒有決定，也沒有向上級提出報告，請求指示，只是說市委決定非執行不可而已。

標記3處。

三、第163頁批語一則

左上：這一章像是過場戲，是浪費筆墨。因為，這一章所談到的幾個人的行動，犯不著用一章來描寫。

這些以藝術標準對楊沫《青春之歌》要求甚嚴的“眉批”，是這部長篇“經典化”過程中的重要文獻，即使再遲也很有必要，很有價值。

因為本文的另一個主角是郭開，所以有必要對他生平材料的謬誤再作訂正，以便增加茅盾先生“眉批”歷史現場的豐富性、立體感。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看，老鬼著述的《母親楊沫》說，“郭開是北京電子管廠的一名工人”（96頁）；又說，1959年2月，北影廠在開拍《青春之歌》之前，在廠會議室召開文學界、電影界、新聞界多人參加的座談會，郭開也應邀出席。“母親就坐在郭開的對面。這是個面貌平常，沒有特征的三十歲左右男子。”當時“發言之熱烈，應接不暇，郭開根本沒有招架之力”（第100頁）；以及，郭開自述，這篇文章是因《中國青年》記者一再催促而寫，“因為從來沒寫過”（第100頁下端）。給人印象，他只是一個粗通文墨的工人。

而我查《西藏之水救中國》一書上面記載的郭開生平材料與老鬼著述卻出入頗多：郭開，原名郭清正，1933年5月1日生于山西省洪洞縣楊洼莊村。郭家是水利之家，幾代人均從事治水事業。1946年，郭開就讀于北原中學，1947年到北平，在清華大學土木系水利班旁聽。1949年初北平解放，考入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同年5月參軍，其后3年隨部隊南下。1955年轉業到一機部（四機部前身），再分配至774廠（北京電子管廠）工作。據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博士生對其本人的采訪，印證該書所說材料屬實，即民間水利專家郭開與批判《青春之歌》的郭開是同一人無疑。他在批評《青春之歌》之前并非“從來沒寫過”，而是“1956年以筆名郭開發表文章”，比寫批判這部長篇的兩篇著名文章整整早了三年。

不過，究竟哪一方面的材料屬實，還需要進一步做考證和勘誤的工作。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