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當地時間11月12日，2024年度布克獎授予英國女作家薩曼莎·哈維（Samantha Harvey）的《軌道》（Orbital），小說以僅有136頁的篇幅和24小時的時間跨度，講述了來自英國、美國、意大利、俄羅斯和日本的六名宇航員在國際空間站上的體驗，以及他們對地球的觀察、感悟和人類存在的反思。布克獎的“圖書推薦專欄”稱：“薩曼莎·哈維的這部緊湊而又宏大的小說探討了我們這個星球脆弱的美麗。隨著銷量的飆升和廣泛的贊譽，它似乎是一個受歡迎的贏家。”作為“受歡迎的贏家”，《軌道》承載了一些鮮明的布克獎式的特征，比如，新穎和開創性的敘事題材（《軌道》是首部以宇宙為背景的布克獎小說），學院派作家身份（哈維在巴斯大學教授創意寫作），以及探討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問題（時間、人與地球的關系、孤獨、母親等主題），“我們不是要尋找問題的答案，而是要探尋變化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布克激增效應”，《軌道》在獲獎前的銷量就超過了前幾年獲獎小說銷量的總和。可以說，《軌道》的成功，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展現了布克獎的兩類“變化”，即在文學創作和獎項運營上，不僅能夠順應時代的變化，還能指引變化的發生。

1969年，英國出版商人湯姆·馬希勒（Tom Maschler）發現，在海峽對岸的法國，凡是獲龔古爾文學獎的小說，圖書銷量立刻攀升，馬希勒嗅到了商機，并寫信給布克—麥康奈爾公司（Booker-McConnell）請求每年一萬英鎊的資助，馬希勒在信中自信滿滿地表示：“要設立全英迄今為止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獎項，因為目前為止國內沒有什么對手。”他也的確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今天的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歷程，獎項已從馬希勒的靈光一現成長為英語文學的第一大獎，也是少有的影響力可與諾獎媲美的文學獎，布克獎和布克國際文學獎為諾獎輸送了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和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等國際知名作家。

回顧獎項的發展壯大的歷程和關鍵，重中之重可謂是“變化”。布克獎的每一次變化，以近年為例，有主動的，如評獎規則的調整（2015年將評獎范圍拓展到所有用英語寫作的小說）、獎項的增設（2016年布克國際獎的調整）、周年紀念（2018年的五十周年慶典）、特別獎項的評選（金布克獎和布克中的布克獎等獎項）和贊助商更迭（2019年由英仕曼集團更換為Crankstart基金會）；也有被動的，如評委對獎項規則的挑戰（2018年開出“雙黃蛋”獲獎者）、獲獎者對獎項的批評（2019年約翰·班維爾對于獲獎者的選擇過于考慮“政治正確”的指責引發輿論）以及學術界對于獎項運作機制和評獎路徑的解構與闡釋（《文學：文學闡釋理論》期刊2025年即將推出布克獎研究專欄），都是高話題度的，一次次引發文學界、圖書出版界和學術界的探賾索隱。

總而言之，一方面，面對作家、創作、出版、傳媒，讀者、閱讀方式、文學氣候與時代精神的發展，布克獎不斷調整自身，適應戰后英語文學和文化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方面，布克獎也逐漸成長為英國小說的主要文學贊助者之一，戰后英國文化外交中文化價值的守護者，進而成為英國乃至整個英語世界文學制度的重要一環，成為全球化英語文學潮流與變化的引導者和發起人。

作家與創作：

懷舊、后殖民與世界主義

二戰后，英國小說進入了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所言之“小說不再是小說”的階段，而英國小說家則來到了一個戴維·洛奇（David Lodge）所說的“十字路口”。然而，就在1969年洛奇發表《十字路口的小說家》一文的數月前，首屆布克獎在悄然進行中，獎項頒發給了名不見經傳的P.H.紐比（P. H. Newby）的《需要負責之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雖然紐比獲獎后的小說銷量超過了他先前銷量的總和，但布克獎的首航并沒有在文壇激起多少水花。紐比自稱：“我并不把自己當做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因為我太了解過去的文學了，很容易受到他們的誤導，但任何當今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都需要認識到文學和歷史的價值。”

實際上，這里紐比提到的“過去的文學的影響”和戰后英國小說趨于保守和懷舊之勢密不可分。英國雖然是二戰的戰勝國，但卻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淪為一個普通的歐洲國家和美國的盟國。面對綜合國力的衰弱，英國迫切希望通過語言和文化優勢進行“文化外交”，維持國際影響力，但引以為豪的文學創作在戰后的保守、低迷和懷舊的時代精神下日趨狹隘。英國文壇甚至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斷檔期，雖然上世紀50年代出現了“憤怒的青年”文學運動，仍無法望喬伊斯、伍爾夫和勞倫斯之項背，戰后英國小說亟需新生代作家和新的寫作方式。

1981年，印度裔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ir Salman Rushdie）以《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擊敗D.M.托馬斯（D. M. Thomas）和麥克尤恩（Ian McEwan），可以說是布克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標志布克獎開啟了“后殖民文學”之路。《午夜之子》的獲獎過程非常具有布克獎式的戲劇色彩：書稿在初期就被坎普出版社的編輯拒絕，最后在老板馬希勒的賞識下得以出版；此外，1981年的評委會主席正是布克獎的“老熟人”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他不僅當評委，還當過布克獎管理委員會成員、入圍過獎項短名單，且是布克獎“孵化基地”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項目的負責人。布拉德伯里在頒獎詞中明確指出了作品的新鮮之處：“《午夜之子》是一流的實驗作品和出色的政治小說……這是一位杰出新作家的真正的國際小說。”之后，這部“國際小說”成為布克獎的絕對寵兒。1994年，《午夜之子》又擊敗了諾獎作家威廉姆·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獲得布克獎25周年紀念獎項“布克獎中的布克獎”（Booker of Bookers），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布拉德伯里又坐在評委席上，對此，拉什迪稱“這是我作為一個作家所得到的最大的贊揚”。可能作家本人也沒想到，2008年，《午夜之子》又獲40周年紀念獎項“布克獎40年最佳”（Best of the Booker）。布克獎對拉什迪的“加冕”，實際上奠定了一個新的小說體裁——后殖民小說在英國文學中的地位，為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所言之“懷舊情緒、歸屬感、帶著幾分疑慮的寄居生活，還有異議、嘲弄、自我憎恨、叛逆和異化”的“小”英格蘭文學注入了來自英聯邦的新鮮空氣，為大合唱帶來了新的聲部。自此，一大批來自英聯邦和移民到英國的“后拉什迪”們通過布克獎的“第一桶金”效應進入到主流英語文學的視野，如翁達杰（Michael Ondaatje，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庫切（J. M. Coetzee，南非）、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澳大利亞）和石黑一雄（日裔）等，這些作品不僅模糊和重塑了英格蘭文學、英國文學和英語文學的邊界，并且合力形成了一種布克獎式的文學審美——全球化的英語文學。

布克國際文學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的增設也在程序層面上印證了布克獎的全球化發展布局。布克國際文學獎設立于2005年，最初是一個終身成就獎，兩年一次，并且沒有規定作品必須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寫作。因此，早期的布克國際獎得主包括愛麗絲·門羅和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等英語作家，2015年，隨著布克獎取消了對作家的國籍限制，布克國際獎逐漸演變為布克獎的鏡像。自此，該獎每年頒發給用非英語寫作并翻譯成英語、且在英國或愛爾蘭出版的小說，獎金5萬英鎊（約42萬元人民幣），由作者和譯者平分。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布克國際獎的關注度一直不及布克獎，但從2016年修訂規則至今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已經預判了兩位諾獎作家，分別是2018年的諾獎獲得者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同年獲布克國際獎）和今年的韓國女作家韓江（Han Kang，2016年獲布克國際獎），某種程度上賦予了布克獎與諾獎一爭高低的底氣。更重要的是，也為更多的非英語小說進入英國文學市場和廣義的英語文學范疇打開了渠道。

就像馬希勒在給布克公司的信中說的，布克獎對于延續英國的文學自信和文化自信有重要意義：“英國人在文學領域的成就要高于其他任何藝術領域。我們沒有培養出莫扎特或貝多芬，也沒有米開朗琪羅或倫勃朗，但是，英國擁有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莎士比亞。” 布克獎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作家的創作方式和審美趣味，如石黑一雄的近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雖然已轉向科幻，但仍混合著幾分早年布克獎作品《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中布克獎式的歷史回望敘事的味道；作為這一重要文學制度的價值守護者，布克獎也代表了英語文學體制的權威聲音對世界文學的疆域進行有偏好的布局和排序，其能否完全代表世界文學的“多元”也在不斷受到質疑。

回到《軌道》，這部披著科幻小說外衣的“太空現實主義”（space realism）作品。哈維這樣解釋“太空現實主義”：雖然所有人物置身于太空之中，她卻沒有按照傳統小說的寫法，建構人物之間的沖突和戲劇性的情節來推動情節的發展，而是將太空作為宇航員的“家庭環境”進行書寫。《軌道》的“太空現實主義”在很多層面上可以理解為“世界主義”的變體，來自美國、日本、英國、意大利和俄羅斯的宇航員們在國際空間站共同生活和工作，每24個小時看到16次日出和日落，他們一邊共同見證了地球的壯麗景色，一邊也體驗人世間普通人的煩惱——在空間站第434天的Roman對家鄉的思念、日本宇航員Chie得知母親去世后的悲傷種種。當空間站窗外宏大的地球風暴和人類渺小的煩惱交織，通過哈維田園牧歌式的語言，以一種感官式的體驗將“太空現實主義”傳達到讀者面前。

運作與傳媒：

從“丑聞”說開去

《軌道》的商業表現也相當出色，在11月初，《軌道》共售出2.9萬本，在《書商》的銷量榜單上名列前茅。獲獎后第一天，《軌道》在水石書店的銷量比前一天增長了近3000%，超過了過去十年所有獲獎者的總和，達到暢銷書《舒吉·貝恩》和《送奶工》的兩倍多，而且需求沒有放緩的跡象。《軌道》優異的商業表現離不開布克獎精湛的運作與傳媒手腕。

再次回到P.H.紐比和布克獎不算成功的開局，獎項剛設立初期，出版商不愿意支付入場費，邀請的評委也不愿參與評審，管理委員會召開了多次緊急會議，布克公司甚至也開始考慮終止贊助，就在山窮水盡之時，布克獎的轉折點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了。1971年的評委會主席馬爾科姆·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一位直言不諱且有爭議的偶像破壞者”，抨擊自由主義和“搖擺的六十年代”的羅馬天主教徒，馬格里奇批判大部分候選作品“純粹是色情作品”，沒有任何藝術美感，他感到“惡心和驚駭”，憤而退出了評獎。馬格里奇此舉讓布克獎管委會措手不及，擔心糟糕的公關讓本已不景氣的布克獎雪上加霜，管理者只能對外宣稱馬格里奇對入圍作品“普遍缺乏同情心”。他們也沒想到的是，這樁風波開啟了“布克獎爭議的崇高傳統”——依靠爭議和丑聞吸引公眾和媒體注意力。

嘗到了甜頭的布克獎沒有讓媒體失望，馬格里奇退出之后，另外兩位資深作家評委索爾·貝婁（Saul Bellow）和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質疑V.S.奈保爾（V. S. Naipaul）的《自由之國》（In a Free State）是否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因為它是由一個共同主題聯系在一起的故事和中篇小說的合集。雖然奈保爾獲獎，但貝婁卻透露授予的是“最佳作家，但不是最佳作品”。翌年，獲獎作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頒獎典禮上中批評了贊助商布克—麥康奈爾公司在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剝削，“加勒比地區的極度貧困，現代社會的貧苦，就是布克這樣的公司剝削的直接后果”，并宣布他將把一半的獎金捐給英國黑豹運動，另一半用于研究歐洲移民工人的情況。對此，布克獎管理者的應對相當嫻熟——“最好的行動方式就是不作出評論……這只是作家非常個人的言論”。

后續，隨著“文學狐貍”馬丁·高夫（Martyn Goff）加入布克獎管理委員會，這位布克獎背后的“優雅且精明的幕后黑手”，擅長操縱媒體，并制造轟動性的、能產生公眾關注的泄露信息，高夫管理布克獎長達36年，在他的精湛手腕下，布克獎與爭議、輿論和公眾關注度逐漸劃上了等號，如若某個文化獎項通過炒作輿論來獲取關注度，這類行為就會被稱作“布克獎化”。

布克獎的傳播策略除了制造爭議以吸引公眾注意外，還包括敏銳地利用新興媒介進行傳播，突破文學獎的內部活動的限定。1976年，隨著電視的普及，布克獎的頒獎典禮首次由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電視轉播，布克獎的頒獎典禮由此成為了一個標志性的英國文化事件，普通讀者也可以在家觀看這場文學界和圖書界“滿是戲劇、悲悼和愚蠢”的年度晚宴。布克獎與電影的跨媒介合作也相當矚目，布克獎“孵化”了一連串熒幕經典：《辛德勒的方舟》（1982年獲獎作品）于1993年被改編為著名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由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執導，橫掃7項奧斯卡獎、7項英國電影學院獎與3項金球獎；1992年的布克獎小說《英國病人》于4年后被改編為同名電影，獲9項奧斯卡獎，5項英國電影學院獎以及兩項金球獎；2002年獲獎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同名改編電影于2012年全球上映，全球票房火爆，成為當年度的現象級影片。截至2023年9月， 已有19部布克獎獲獎小說、36部短名單小說和4部長名單小說被搬上熒幕，還有6部影視作品在制作過程中。從近半個世紀的數據來，英語文學市場問世的小說被改編為電影的平均概率僅為0.1%，但對于布克獎獲獎或提名小說而言，這一概率飆升至21%到23%。此外，被改編為電視劇和戲劇的布克獎小說的體量也相當可觀。近年，改編的步伐不斷加快，2020年獲獎小說《舒吉·貝恩》改編的同名電影2023年已在英國上映。

此外，布克獎的紀念活動也是布克獎擴大影響力的有力手段。獎項在2018年迎來了50周年，布克獎的50周年慶典活動可謂相當有布克獎的特色。首先是“自曝家丑”的敘事方式，《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發布了曼布克獎50周年紀念專刊，文學總監蓋比·伍德（Gaby Wood）以長文《幕后一瞥：布克獎五十周年》回憶了布克獎歷史中鮮為人知的一面。當年10月，BBC為其制作了紀錄片《吵鬧，圖書與爆發：布克獎五十周年》，紀錄片的標題就相當具有刺激性，且片中朱利安·巴恩斯、約翰·班維爾等前獲獎者和前評委的一系列“大膽發言”再次將布克獎的話題度推上云霄，諸如“這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文學界的世界小姐評選”、“這是個相當小的地區性獎項，適合頒發給相當小的地區性小說”等等，打破了讀者對于文化獎項應該保持體面和文雅的印象，而是將藏在背后的爭議和評判直接放在讀者面前，這份直面缺陷的“不完美的坦率”是布克獎適應變化的秘密之一。

其次，布克獎近年的一系列數字化轉型和讀者互動的嘗試在這次活動中也可見一斑，除了官方網站發布信息和社交媒體平臺互動等常規操作，布克獎基金會還通過視頻、直播和播客提供支持，同時在曼布克網站上舉辦在線展覽。對于讀者而言，50周年慶典活動的重頭戲是特別獎項金曼布克獎，因為和先前只能圍觀的評委評審制不同，獎項是通過一個月的網絡投票評選，由讀者投票決定金曼布克獎的獲得者，最終翁達杰攜《英國病人》享此殊榮。此外，獎項與文學節和讀書俱樂部的互動降低了大眾讀者對“嚴肅小說”的“準入門檻”。布克獎不僅在倫敦南岸中心舉辦了名為“曼布克現場”的慶典活動，還在世界各地的國際文學節上舉辦曼布克作家活動。

就像第二任贊助商英仕曼集團的時任首席執行官盧克·埃利斯（Luke Ellis）在白金漢宮的招待會上所言：“關于曼布克獎，最令人欽佩的一點是它并沒有停滯不前，沒有固步自封。自從這個獎項設立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小說本身也發生了變化。這個獎項應該反映這些變化，這是正確的。”略顯諷刺的是，就在說完這段話后幾個月，英仕曼集團主動發起了一樁新變化，宣布2019年起不再贊助布克獎，由新贊助商美國Crankstart基金會接手，曼布克獎也因此改回了原名布克獎，布克獎在21世紀20年代將如何適應和應對這一新階段的變化？包括《軌道》在內的獲獎作品或許會給我們答案。

（作者系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