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2-23日，由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文藝批評研究院”和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跨界性與世界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蘇州大學、南開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匈牙利佩奇大學、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崇實大學等國內外高校，以及《文藝研究》《學術月刊》《浙江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的5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大會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數十位來自全國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參與青年論壇發言。

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陳先春出席開幕式并致辭。他認為，文藝批評研究院聚焦創新中國文藝理論話語、產出重要學術成果、服務地方文藝建設等領域，在新媒介文藝理論、浙江文藝史料建設、中外當代文藝批評前沿等方面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研究特色，也產出了一批重要成果，希望文藝批評研究院深度聚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論述，為推動中國當代文藝發展提供某些重要的浙江經驗。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藝批評研究院主任洪治綱在致辭中表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跨界性和世界性問題，將是全面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中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要論述的重要領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跨界性，既是學界關注的視域，也是我們不斷重返中國文化整體性的一種努力。我們在探討文學審美價值的同時，也要深入探討文學的認知價值，從社會、歷史與文化的不同維度，深入到文學創作和理論實踐之中，拓展文學研究的內在疆界，揭示中國當代文學在中國文化的創新性發展中所承載的重要作用。而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及其發展路徑、成功經驗的探討，將有助于我們深度思考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和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人類文化共同體的豐富內涵。

開幕式由杭州師范大學教授斯炎偉主持。此次會議圍繞中國當代文學的“跨界性”和“世界性”這兩個核心議題，設置主題發言環節以及三個平行分論壇，涵蓋了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文學的融通互鑒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吳俊高度評價翻譯文學作為文學史建構過程中跨文化書寫方式的重要意義，認為翻譯文學的可能性、現實性、傳播方式、價值定位決定了民族和國別文學獲得世界文學身份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從而使得文學研究成為中國文學放眼世界（世界文學）的開放性人文學術實踐。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東亞系主任宋明煒從科幻文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科幻作為一種文學思維的方法，可以幫助文學跨越學科壁壘，科幻小說作為打開新巴洛克文學宇宙的方法，指向一種超越任何單一烏托邦、人類中心視點、以及超越任何性別、階級、種族、物種和身份二元論的新的行星尺度的生命意識。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千野拓政從文學的邊緣化、閱讀文本方式的變化等方面，分析了新世紀以來東亞城市青少年文化的跨國共通現象，以此考察東亞城市文化變化的真面目，并且指出它在近代以來的文學文化的位置以及和當下世界的關聯等重要信息。韓國崇實大學教授吳淳邦以19世紀基督新教與晚清民國五四時期所發行的報刊及歷史文獻為對象，考察了晚清民國知識分子如何接受西洋文明，改造中國發展成現代文明國家的建構方案。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近現代中國小說啟蒙運動采納東西方啟蒙運動交融的經驗，以理性與科學的研究精神，通過以破舊立新的除魅工作，試圖建構文明國家的國語文學模本。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以1940-1950年代的材料為研究對象，闡釋了全球化時代的尋根文學與全球化危機時代的新地方文學特征，以此審視地方性資源與世界文學資源的互動。湖南社科院研究員卓今以折疊、流動和跨界為關鍵詞，講述了全球化與地方化文學分類標識概念發生的新變，認為文學研究內部概念系統的轉換也應該得到研究界的重視。暨南大學教授申霞艷探討海洋文學、都市文學與世界性的關聯，認為我們面對海洋，不能停留在由《奧德賽》或者《老人與海》開創的將海洋對象化、客體化征服的書寫上，而要理解海洋的復雜性及其歷史的、當代的意義，它具有比陸地更大的敘事空間及開放性。杭州師范大學教授郭洪雷聚焦于《世界文學》目錄，通過詳細的史料考察，透視中國當代文學對世界文學資源汲取的偏好，從知識論的視野敞開當代文學研究的閱讀史路徑。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劉楊從反思“機械復制式”的學術生產方式、警惕“泛文化式”研究的理論迷思、避免抽離體系的“橫的移植”三個角度出發，探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如何走出西方話語的“陰影之谷”。浙江大學博士后朱鈺婷以雨果獎對于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的影響為研究對象，認為其評獎原則和標準涉及到意識形態傾向、經濟因素以及語言翻譯等問題，反思了中國科幻文學走向世界的熱望及背后存在的問題。

文學跨界的多維觀察

匈牙利佩奇大學教授彼得以美國作家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才能的寓言》為例，指出后啟示錄敘事對人性的刻畫通常受霍布斯哲學影響較大，而實際上，人類是需要集中權力來處理災難性事件。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討論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跨界現象，認為在當代寫作中存在著多種類型的跨界，并且互相之間有所關聯，跨界性為當代文學書寫提供了新的思維形態與審美范式。蘇州大學教授王堯指出跨學科研究是當代文學發展的一種趨勢，從文學、歷史、社會等不同學科交叉的視野出發能夠充分激發文本潛在的內涵與活力，與此同時也要求研究者具備相應的跨學科素養。《學術月刊》編審張曦分析了晚年張愛玲文學創作及審美心態的變化，文體上主要以雜文、隨筆為主，落筆相當謹慎，文風嚴謹，樸實，喜用成語典故，明顯呈現出從才華到學識的轉變。而作家早期小說對于人生荒涼的強烈悲劇感，也逐漸被一種達觀、平和、和解的態度取代。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張鴻聲提出要注重對于新時代社會背景與文藝形態發展的關聯與影響研究。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媒介、科技形態變遷的考察，深入探究文藝形態的基本規律，從而在理論上建構新時代文藝新的特征、新的審美內涵，以及新時代文藝發展的嶄新愿景。浙江大學教授陳奇佳認為當代文學研究需要引入生命理論，這一理論具有較強的跨學科性，它在基于人的生命反思基礎上，對既有世界的秩序構造邏輯，如倫理、道德、法律等底層設計進行批判。生命理論對經典主體理論的反思，以及試圖超越西方傳統文化觀念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方式，對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很有啟發意義。復旦大學教授金理結合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野，探討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史上青年形象塑造的“角色化”主流機制及其成因、演變與效用。浙江工商大學教授郭劍敏以老舍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七次出國訪問為例，考察了作家出訪活動對當代文學生產的意義，作家的出訪活動不只是文學領域的交流，他們在諸如反對國家霸權、聲援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等方面都有著廣泛的參與。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劉小剛分析中國新世紀非虛構寫作中的虛構性研究，認為張揚真實是中國新世紀非虛構寫作的核心特質，但虛構性卻是非虛構寫作產生文學肌理、達成作者敘事目的、獲得自我文類身份的重要因子。杭州師范大學講師呂彥霖闡釋“新東北作家群”小說中的經濟問題，認為在經濟劇變對生存環境的改造中，文學的意義遠非“現實對應物”所能簡單涵蓋。相反的，它更應被視為以文學的實感凝結轉型時代生活秩序，個體際遇以及情感結構的復合載體，“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創作刻畫了經濟劇變下個體生活秩序的轉向。南京郵電大學講師劉亞群從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理論視域出發，認為黃錦樹（們）對中國文學/“中國性”所謂“大漢沙文主義”的批判誤入了某種類似“后殖民”的理論視角，如何越過后殖民理論視域反思馬華文學中的異質性文學現象，并反觀其與中國文學的復雜關系，或許可以為華文文學理論建構提供新的理論視點。杭州師范大學講師徐兆正闡釋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的克服問題，認為兩者的差異集中在對語言的使用上：前者將語言作為傳遞情節和意義的工具，后者的意義端賴語言自身生成。但由于現代主義最終沒有放棄意義，所以仍屬于現實主義的自我更新，或者說是一種“超級現實主義”。

媒介技術與文學研究新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認為，媒介融合為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熱點，接受者不僅要面對傳統形態的文學，并且要考量數智時代新的寫作技術對于文本組織的滲透，以此來重建文學新的倫理內涵。南開大學教授盧楨從“范文本”的視野考察新時代文學研究，認為應該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當下多元化的文學創作趨勢，并且講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及可能解決的路徑。杭州師范大學教授詹玲從“非虛構”寫作的反思出發，認為先驗的理真羈絆著作家事真的選擇與情真的流動，從而影響了“求真”的表達，提出新技術時代的文學“求真”與“及物”關鍵在于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論現代理性思辨和概念先行的驗證式推理，探討了文學創作建構整體性視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浙江工業大學教授王姝通過對AI時代的文學何為，文學如何與AI共進以及文學如何信任技術這三個問題的追問，指出不同AI系統的競爭，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競爭，更是沒有硝煙的國族政治，我們應該擁抱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實現文學敘事的擴張，突破表象的沉浸，制造真正的敘事沉浸。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王賀剖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給當代文學帶來的影響，試圖比較研究目前國內外多款主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產品——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簡稱“大模型”）在簡體中文寫作中的表現水平（實際為其處理、利用簡體中文這一自然語言時的理解和生成能力），進而將這些機器生成的文字、內容，與優秀的人類創作進行對照分析，以期作出較為恰切的評論與分析，并且從總體上對人類與人工智能如何共同協作、展開文學想象這一課題展開新的探討。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周敏探討了網絡文學的感官敘事與現實主義問題，認為網文的模式化/模塊化敘事以及對欲望/感官的超量滿足與激發，雖不是“再現之真”，卻是“情感之真”，體現出整體性現實已經散落成各種微觀的、流動性更強的情感片段現實。《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李楊認為就當下的文學創作而言，“重返經典”呈現出更多元豐富的樣態，由文本創作延伸到電視作品、動漫電影、綜藝表演等多個賽道，以“再創作”激發活力。而對人的主體性形成沖擊的人工智能文藝，解構著圍繞文學創作所形成的諸多“牢不可破”的觀念，要求文學研究者不斷調整思路和方法，探索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和文學創作的新的可能性。

文學傳統的現代生成

浙江財經大學教授周保欣將魯迅“國民性”思想的起源與晚清東南賤民社會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從現代作品所呈現出的“國民性批判”人物形象來看，其身份、職業、習俗、精神、心理和行為特征等，大多與晚清中國的“賤民社會”有復雜關聯，特別是以魯迅、巴人為代表的浙東“墮民”書寫最典型。他提出需要用新的認識論，對待現代中國思想與文學領域的“國民性”問題，不能刻舟求劍地否定中國文化傳統。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孟慶澍介紹了《紐約時報》《星期六文學評論》《洛杉磯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對老舍、郭鏡秋的《離婚》合譯本之評價，對合譯本的翻譯、出版、發行、宣傳等運作過程進行初步的分析，總結其成敗得失，以此審視域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經典形象及文學傳統的演變問題。山東大學教授趙坤從歷史學與文學的關系入手，梳理了“最近二十年”文學的歷史化問題，對文學歷史化潮流的內在邏輯、精神訴求及其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梳理，剖析文學與歷史之間辯證互動的共生關系。浙江科技大學副教授李立超從“時間”“空間”“倫理”“方法”四個層面入手考掘王德威的“抒情傳統論”，認為王德威“抒情傳統”論述中所涉及的“史詩時代”的提法，“海外”“南方以南”等空間都暗指了一種抒情的政治學，其“歷史的審美化”傾向值得反思。杭州師范大學講師王海晗分析魯迅雜文的古典淵脈，認為魯迅之所以在2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轉向雜文寫作，并不僅僅是因應歷史形勢的動機亦或心理感受的催化使然，也包含著其本人對曾經轄制自身的現代性文學觀念/裝置的某種反向思考，他自覺地將文藝寫作的語境關聯到更為切身的中國本土歷史文化，在雜文的創生過程中隱含著一條源自古典資源的內在理路。以魯迅雜文為個案提出應該充分重視古典語境對現代文學的影響，許多原本習慣在西方敘述學、小說修辭學等概念框架中去討論的問題，同樣可以放置在中國傳統的文章學、文體學等范疇中去理解，從而激活出新的內涵。

除了專家學者會場之外，與會碩博研究生結合會議議題，從文本闡釋、文學史考察和文學現象分析以及劉慈欣等科幻作家作品和當下科幻文學熱點現象等話題，展開認真細致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