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繼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龔萬瑩、朱強、李知展、何榮、王姝蘄、傅煒如、葉燕蘭、李唐、楊天天、康雪、 吳清緣，敬請關注。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出版長篇小說《上京》《身外之海》《月球房地產推銷員》，小說集《菜市場里的老虎》《熱帶》，曾獲十月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等。

李唐是“90后”里自覺承載先鋒余緒的作家。他并非是形式探索的執著者，但鐘情于精神的再造。李唐的小說輕情節、重氛圍，夢境、迷蹤、聲響是縈繞在他不同的敘事中顯著的文本事件，同時也內在地結構著作品的主題。顯然，這是一位對細瑣極度敏感的寫作者，善于從細小的情緒點染人物，當這些情緒足夠清晰時，也就有了小中見大之感。李唐筆下的人物有異質性追求自覺，他們和她們的失眠、嗜睡、失語、妄想、恐懼都通往與真實世界相悖的虛幻，疊加的虛幻塑造出牢固不可破的消極自由。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在他筆下都呈現為困惑的他者或神秘的客體。但沒有人可以抓著頭發把自己扔出地球，相應的，致力于這種路徑的寫作也就呈現出別樣的難度與野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李唐廣泛的和普遍的不及物完成了另一種現實主義的介入，以猶在鏡中的姿態和位置予以讀者警示。如果說上述的說法有些過于抽象，當大家認真讀完李唐的小說往往會有更一致的意見：他是一個詩人。

陳澤宇：李唐你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和你聊聊。我們曾有一段時間不長的共事經歷，在那之后，似乎見面的機會并不多。作為前同事的我們經常拜讀你的新作，不過大家更關心的是：李唐現在去哪兒了？李唐這會兒又在哪兒？至少，我對常換工作的作家很好奇，你是在體驗生活嗎，還是單純喜歡這種“逛游逛游”的感覺？所以很想從這里開始聽你講：過去幾年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李唐：澤宇好！其實從我最開始想寫作的時候，就覺得邊工作邊寫作是件很酷的事。那時我迷戀的是卡夫卡、佩索阿和耶茨、卡佛這樣的作家，他們平日里都有自己的工作，與常人無異。只有在工作完或下班后夜深人靜之時，才會一頭鉆進文字的世界里……這讓我覺得寫作者像是地下工作者，有不同于表面的身份，同時又是隱藏的，仿佛多了一重人生。

不過寫作確實讓生活多了一重維度。我根本想象不到如果沒有寫作，自己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從心理層面上或許要比現在艱難許多。所以我感謝寫作，即使它也帶給了我痛苦。

工作于我而言可能是一種保護吧，因為我確實沒有信心完全依靠寫作為生，這讓我有點害怕。我不想讓寫作這事跟生計掛鉤，這樣會壓力很大。因此我早早就已下定決心，要用其他工作來養活寫作，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我還沒找到既不用工作，又可以不靠寫作為生的途經。至于說換了幾份工，有各種各樣的緣由，有些亦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只能說，寫作者的身份有時會將我帶入一種尷尬的境地：要么領導會擔心你不夠專注本職工作，要么會給予你不切實際的期待。工作時，知道你寫作的人越少才越好。

陳澤宇：與許多從外省來京的寫作者一樣，北京對我特別有身體感的經驗是不確定、猶疑和大——它的確太大了，允許每個人從中把自己稀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孩子，你筆下的北京經驗和“北漂”們所感受到的有顯著不同，但也不處在京派或京味傳統的延長線上。你愛惜的那些人物似乎和具體的地方性是脫嵌的，同時又在整體上具備了有效的模糊性。身外之海，仿佛萬人如海。從成長和寫作來看，北京對你意味著什么？你的精神原鄉和這座日新月異的都城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

李唐：其實我一直覺得北京本土寫作者在寫作上是吃虧的，因為我覺得本土作者和外來作者的經驗沒什么本質不同，這樣的話本土作者反而相當于缺少了一種故鄉經驗。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幾乎不會寫北京，而是寫一種更“普遍”性的城市經驗，也就是你說的拒絕“地方性”。現在依然是如此。

北京對我的意味并不復雜，就是我的家，以及我的一切。我根本就從沒真正離開過。但是我在文字中一次次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某個具體的城市，進入了更為廣闊的世界。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謝寫作。創作是一種包容度很高的行為，無論你離開家鄉還是待在一個地方，無論你過著怎樣的人生，都值得去書寫，也都能形成你自己的風格。

陳澤宇：依稀記得六、七年前的某天下班后，我們在辦公室有過一次長談。你說正在寫一個不一樣的故事，關于民國時期的舊京，關于“勁松”和“架松”，關于一個刺客和萬牲園門口的巨人……《上京》的確是一個與你先前寫作不太一樣的故事，城市青年身上的那種去歷史化的隔膜感被投射到了城市的歷史性上，體現出主體的挪移。但從主人公“夢生”這個名字來看，《上京》的時空置換背后也有著變化的限度。當時你怎么想到要寫這個？這么多年來，你的寫作有過下意識的變化嗎？

李唐：《上京》在我的寫作里確實算個異類，因為它某種程度上算是“歷史小說”。我當時是受到兩個影響的疊加：一個是姜文的電影《邪不壓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北京的魅力，像是一個“異世界”，使我非常著迷；一個是無意中讀到了我所住的勁松地區的歷史，知道原本是叫“架松”，這個“異世界”就蔓延到我家門口了。于是我想寫一個“顛倒”的北京城——還是同一個地方，但仿佛是當下北京的“影子”，如同《EVA》里那個倒著建造在地下的城市，因為那個北京確實已經消失了。

寫作上我一直在求變，但說實話變化不大，我還為此苦惱過。現在想來有點自大了，根本還沒到我該苦惱的時候，于小說而言我才入門而已。我希望我的每個小說都不一樣，所以有時會有人問我，為什么我一會兒寫老北京，一會兒寫科幻，一會兒又寫魏晉。我只能說我想要體驗不同的世界，越多越好。

陳澤宇：對于你的創作之路來說，寫作是從詩開始的，小說是后來的事，現在這兩副筆墨也都在。但感覺你寫詩的數量在減少，還有些深夜發在朋友圈的詩翌日失蹤……詩和寫詩對你意味著什么，在最初的時候，以及今天？

李唐：我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詩，小說最好的那部分也是詩。詩并不是一種形式，只有分行才算。詩歌數量的減少主要是因為小說寫多了……但這個問題我確實前幾天還在反思，我確實很想多寫一點詩，至少保持一種寫作的狀態。我的詩大多是閑暇時寫的，而這兩年我總是放松不下來。

陳澤宇：想聽你談談爵士樂，隱約感到它對你藝術敏銳度的形成有著較重要的影響（雖然我對這塊一竅不通）。

李唐：爵士樂是一種即興的藝術，我其實也基本上一竅不通。最開始聽爵士是大學時候，一個叫做“喬治男爵”的鼓手，感覺像是非常抽象的畫，臟兮兮窮兮兮的，沒那么多花哨，也沒那么多裝飾。鼓就是鼓，鋼琴就是鋼琴，一切都是那么赤裸。尤其我之前聽了大量搖滾和后搖，炫技炫得我快吐了。爵士樂也炫技，甚至更厲害，可爵士樂即使炫技也很質樸，你能聽出音樂是從樂手的肉體里迸發出來的。自由爵士的先驅Ornette Coleman說過：“次中音薩克斯是最能吹出人的靈魂的。”（大意）我想整個爵士樂也是如此，它是最貼近人性的，仿佛就是在街頭巷尾的流浪藝人的作品。它帶給我極大自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寫作也可以像爵士樂那樣自由、無所畏懼，當然還差得遠。

陳澤宇：在“90后”作家里，你是成名較早且一直保持創作的。從什么時候開始，你有了關于“作家”的自我認知呢？還有，你怎么看待“xx后”代際劃分，在你看來“90后”作家是否有某些可堪把握的共性？后面這個問題或許是有些無聊的。

李唐：我現在也沒有自己是個“作家”的實感，如果有人當面說我是作家，我會非常羞愧。我更愿意稱自己是“寫作者”，可能因為“作家”后面有個“家”字，成“xx家”一般是旁人的認知，哪有自己這么說的。關于“xx后”的問題，我覺得年齡相近的寫作者會有一些天然的親近感，尤其等更年輕的寫作者不斷出現后，這種親近感可能會更強烈。除此之外，“90后”寫作者幾乎沒有什么共性，大家努力的方向也不盡相同。

陳澤宇：世界正在變化，其中一點是媒介。在地鐵上，我發現前兩年許多年輕人的手機屏上是網絡小說，近幾年基本變成短視頻或微短劇。視聽時代的全面到來對你有影響嗎？對寫作呢？

李唐：影響還是很大的。紙質書的銷量今年下滑很明顯，原創小說的出版受到了很大沖擊。許多選題前兩年還能做，今年就做不了了，未來會怎樣也沒人知道。許多出版機構壓縮了文學類選題的數量，這是對寫作者最直接的影響，尤其是我這樣的非暢銷書作者。

對寫作本身倒是沒多少影響，該寫什么還寫什么，要不還能怎么樣呢？

陳澤宇：世界正在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變化”需要在“注視”和“行動”中才得以實現。有相當一部分的寫作者對與自己看似無關的生活很漠然，我知道你不屬于此列。但仍有疑問：雖然說實踐和參與型的知識分子生活與更純粹的“紙上生活”并無價值的高下之分，但從一種社會分工或職志的角度看，文學人在當下何以介入“時代”呢？盡管這可能并非屬于文學的理想。

李唐：我確實經常關注社會問題，不是作為一個寫作者，而是一個正常人本該做的。但我對文學介入時代本身一直是持悲觀看法的。文學什么也解決不了，甚至影響也有限。文學對時代的影響是間接的，甚至是間接的間接。我以為，每個寫作者只要真誠地寫出最打動自己的事物，就已經足夠了，至于會產生什么影響，非人力可知。

在此我想直接引用一段黑塞的話：“一位喚醒您、帶給您認知的作家，并非亮光本身或是舉著火炬的人，他最多代表一扇窗戶，亮光可以通過這扇窗到達讀者那兒，而這與英雄主義、高尚的意愿以及理想的政綱沒有絲毫關系。他的功績僅僅在于他是一扇窗戶，他不擋住光，亮光射入時他不會關閉。如果他積極想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成為人類的救星，那么很可能正是這一愿望會使他跌倒，阻止他讓亮光透過。高傲或者極力追求的謙虛都不該是指引他或推動他的力量，這力量只應該來自對光的愛、對真實的開放、讓真正的東西有穿過的可能。”

陳澤宇：2024年，中國作家網設置了一個欄目，叫做“我的‘關鍵之書’”，請不同領域和類型的寫作者來談談對自己影響最大一本書，這種影響又不局限于寫作本身。也想把這個問題拋給你，你的“關鍵之書”是什么？還想請你給朋友們推薦幾本最近的手邊書，有趣的或耐讀的皆可。

李唐：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一本80年代出版的《葉賽寧詩選》，是我初中時無意中從書架找到的，薄薄的一個小冊子，艾青作序。如果沒有這本書，我可能就不會去嘗試寫詩，因為當時葉賽寧的句子實在太有意思了。

我最近在看智利作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的三本：《盆栽》《回家的路》和《我的文檔》，很有意思的一個作家，對我也有啟發。另外還想推薦阿根廷作家塞薩爾·艾拉，他的每本書都像是爵士樂。拉美文學就很有爵士樂氣質。

陳澤宇：或許年齡增長對寫作者處理內面的自我有所幫助，但從小十年前到現在，感覺你外貌幾無變化。當同齡人已經開始面對脫發啊、皺紋啊、發福啊這些時間的饋贈，你看起來停留在了大學時代。所以最后一個“靈魂發問”是，你如何做到永葆青春的？？畢竟你如此高產，又如此喜歡熬夜……

李唐：呃，我也不知道，但是這也不見得是好事。自己已經三十多了，卻經常被認為還在讀大學，這種感覺并不美妙，因為人們會覺得你還年輕，因此輕視你。不過我確實有意不使自己變胖，我一直記得村上春樹說身體是心靈的圣殿之類的話……而我很懶，不愿多運動，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晚上別吃主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