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真 藏族，四川省作協副主席。20世紀90年代從西南民大畢業，返回家鄉工作。創作有“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園》）等。《康巴》獲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根據其改編的廣播劇《康巴》獲中宣部第十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改編的電影《金珠瑪米》獲第十七屆中國電影華表獎提名；《家園》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報告文學《幸福歌聲傳四方：雪域講給世界的脫貧故事》入圍2020年度“中國好書”。

《家園》，達真著，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

記 者：達真老師好！隨著《家園》的出版，您的“康巴三部曲”終于完結。從出版時間來看，《康巴》是2009年，《命定》是2011年，《家園》是2024年。三者間的時間間隔不是很均衡，前兩部感覺是同時進行寫作的，第三部則隔了較長時間。所以，“寫一個三部曲”，是您在寫《康巴》之前就有的觀念，還是寫著寫著慢慢形成的？

達 真：在《康巴》出版發行的時候，我就有這個想法了。《康巴》寫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為外界更深入了解康巴地區開啟了一扇窗。《康巴》一寫完，就立即接著寫《命定》。《命定》聚焦的是康巴戰士參加抗日遠征軍的故事，講述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往事。實際上，《康巴》中就有一段涉及這個題材，我當初也收集了非常多的相關資料。所以，《命定》寫起來非常順手，很快就完成了。2014年，我寫了《“康巴三部曲”的總體構思》一文，關于《家園》的構思已經基本完成。《家園》取材于長江源頭和源尾漢藏兩家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情感互動，初稿于2018年底完成，但是經歷了漫長的修改和出版流程，今年才與讀者見面。這部小說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很多不平凡的事件，涉及更加宏闊的歷史和空間。

記 者：四川文學有濃厚的“三部曲”寫作傳統，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等。他們的寫作會不會對您構成一種潛在的影響？另外，“三部曲”幾乎都有其內在的聯系，您的“康巴三部曲”有何內在關聯？

達 真：經典作家對我的創作，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影響。具體到個人的寫作，主要還是取決于自己的生命經歷以及收集到的寫作素材。我花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來寫“康巴三部曲”，是因為這些素材集中在我這里了。三部小說的內在關聯性主要體現在：都以康巴地區為重要背景，都以民族融合為核心主旨。這三本書都曾開過研討會，還記得當時《康巴》研討會的背景板寫的是“康定情歌的當代變奏”。康定是川藏茶馬古道的重鎮，是豐富文化遺產的聚集地，眾多民族在這里貿易、交流，相互吸納、包容。《命定》研討會的背景板寫的是“記住那些用鮮血和生命為國捐軀的人”，小說通過講述漢、藏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故事，證明了“抗日戰爭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作用，絕不僅僅是打贏了一場戰爭，它的偉大作用是各民族都參與其中，共同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重新塑造的過程”。《家園》研討會的背景板寫的是“大海要成為水的寶庫，必須匯集所有的江河”，這是藏族《薩迦格言》中的一句話，與我們常說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異曲同工。小說講述長江源頭源尾普通人的故事，同時涉及國內外不同文明間的互動，以此觀照人類的命運共濟。這三部曲，從“藏人”（《康巴》）到“中國”（《命定》）到“人類”（《家園》）的不同視野，完成了我的創作夢想。簡言之，《康巴》是“把一座城變成一部文學作品”，《命定》是讓“一個人的戰斗融入到整個民族的抗爭”，《家園》是“用文學演繹偉大格言‘大海要成為水的寶庫，必須匯聚所有的江河’”。如果再把這三句話濃縮成一句話，就是“為和平而歌，為人性而歌，為人類命運與共而歌”。

記 者：從《康巴》到《命定》再到《家園》，每一部小說都有關于民族元素的書寫。您總是在一種開放融合的大視野中來談論民族性，而不是封閉地去書寫。這種寫作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在三部作品中又有哪些不同的體現？

達 真：“包容”“融合”是康巴地區的重要特性。在這片土地上，雪山與祥云同在，草地與牛羊同在，包容與多元同在，剛烈與柔情同在……借助一條綿長的茶馬古道，貿易成為各族人民之間交融、溝通的黏合劑。康定的鍋莊猶如這條大動脈上的心臟，不停傳輸著南來北往的新鮮血液。獨特而豐富的地理和人文因素，造就了康巴人勇敢、率真、善良、包容、英武、堅韌的精神氣質，成就了這片大地說不完的故事、道不盡的歌謠。

如何用文學作品反映康巴眾多民族的人生、人性，以及他們對生命的理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命題。我深刻地意識到，不能將民族元素進行封閉的或者風景化的描寫。“蠻荒、神圣、神秘”，這是很多人對康巴地區的印象。很多人在精神陷入空虛的時候，會背上行囊，踏上這片曾經蠻荒的土地，見到寺廟就進香，見到雪山就磕頭，見到湖水就跪拜。可是，其中大多數人到頭來還是頭腦空空的過客，靈魂像風一樣漂泊無依。作為有著藏族和漢族雙重血統的寫作者，我得益于康巴地區本身具有的這份開放包容，更傾向于從一種總體性的視野去挖掘這片土地的獨特魅力以及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精神風貌。在《康巴》中，不同的人物代表著不同的文化身份，我盡量真實地呈現了這片大地的豐富性。如果說《康巴》還比較強調自身民族的元素，那么，到了《命定》，民族敘事讓位于國家敘事，我努力以更大的視野來彰顯康巴戰士的精氣神。到了《家園》，民族元素也還有，但我著重從文明的視野去考察其流變性和當代性。

記 者：回到您最新完成的《家園》。這部作品在《命定》出版13年之后才推出。除了出版流程的原因，在具體創作的過程中，您經歷了怎樣的甘苦？

達 真：為創作這部作品，我用5年時間，沿著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的這條胡煥庸線，在東北、西南等地進行游走。恰好這條線與我國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線大致重合，高于400毫米大多是農耕文明，低于400毫米大多是游牧文明，也被學界稱為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被稱為“美麗的中國弧”。在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交融中，中華文明不斷繁榮發展，中國文學也結出豐碩的成果，誕生了《詩經》《楚辭》《史記》和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典范性作品。

當然，少不了的是，要深化對青藏高原自然和人文的理解。我所處的這片大地，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指導下，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我的家鄉恰好是亞洲水塔的所在地，川藏茶馬古道的咽喉。它所囊括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值得在更廣闊的視野下進行書寫。

《家園》的主要角色有6名。出身上海“資本家”家庭的王本昌，他在畢業后遠赴川西高原，支援祖國的邊疆建設，并在這里結識了一生所愛。改革開放后，他帶著妻子孩子重歸上海，成為氣候生態專家，致力于青藏水系的生態保護工作。出生、成長在桑戈縣的達瓦志瑪愛上了遠道而來的王本昌，隨后者來到上海后，參與到居委會、街道辦的工作中，成為一名出色的社區工作者。土司頭人家的曲扎少爺在20世紀50年代末隨家族出逃海外，在臨行前他對心愛的少女斯郎措許下諾言；之后曲扎漂泊輾轉多個國家，一生都活在對故土的思念和對斯郎措的愧疚之中。作為差巴（仆人）的斯郎措有著“天降神授”的說唱技藝，在獲得自由身后，她成為一名高原上的赤腳醫生，撫養了王本昌和達瓦志瑪的孩子琪加達瓦，終生沒有嫁人，一直在等待為她許下諾言的曲扎少爺。斯郎措的哥哥土登為躲避仇家，深入海拔6000米的無人區生活了12年，他奇跡般的事跡被琪加達瓦拍進紀錄片之中。作為漢藏混血的琪加達瓦在青藏高原長大，成年后前往美國留學，在見識到國外世界的種種后毅然決定回國，在祖國的大好河山和絢爛的精神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歸宿與使命。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試圖以這6位主人公的生命歷程為線索，嘗試一種“百川歸海”式的鏈式結構。故事中的每個角色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尋找“家園”，其情節互相關聯，最終匯聚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又暗中契合小說背后的宏觀隱喻，即民族融合的歷史大勢。

記 者：您在《“康巴三部曲”的總體構思》中曾寫到，“水之鏈”是您想在《家園》中表達的觀念。這一觀念在小說中是如何具體呈現的？

達 真：我曾表達過自己對“水之哲學”的思索：“水的脈絡與生命的脈絡是宇宙留給人類的永恒密碼，水的涌動又像人體的血液在生命體上延展、鋪開，形成奇妙的生命網絡、命運網絡、文化網絡；它又像樹葉的經脈，交織出密如蛛網的鏈接，舒展著生命的靈性、自由。”我認為，在中國，如果不以水為坐標，來思考和講述我們身邊流淌了5000年的故事，我們的認知和記憶就是殘缺的。

從民族融合的層面來講，我們各個民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系。在我的家鄉，大家喜歡吃腌青菜炒牛肉，再就著酥油茶泡米飯。這三樣東西混在一起之后，三個民族的飲食就混在一起，這就是康定。而在青海祁連縣大山深處，有一個自稱“托茂人”的群體，他們頭戴回族白頂帽，腳蹬蒙古族長靴，口說蒙古語、藏語和只有他們自己才能聽懂的“方言”，信仰的又是伊斯蘭教。這同樣體現了各民族之間的水乳交融。因此，我舉雙手贊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念。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那么，整個人類的命運又是休戚相關的。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他指出：“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經濟上的合作，直觀體現了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而我們的文學，也要書寫不同國家人民、不同國家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交流。

《家園》以上海青年知識分子王本昌和藏族姑娘達瓦志瑪的愛情為中心，鋪展開從20世紀50年代到千禧之年半個世紀的故事，以及他們后代的生活圖景。我想通過此書，站在更為寬廣的高度和視野看待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講述長江源頭喝第一口水的人和源尾喝最后一口水的人，在百般錘煉中所形成的偉大共識：有水才有家園，保護好養育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的天然水塔，需要各族人民凝心聚力。這種一衣帶水的依存關系，應該成為刻在中華民族每一個個體心靈上的永恒胎記。相較于“康巴三部曲”的前兩部，《家園》的顯著特點是地理版圖的延伸，從上海溯江而上直到青藏高原，又沿著青藏之水奔向南亞、東南亞；在作品中人物的旅途中，英國、瑞士、美國也一一出現。《家園》關注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中的位置，及其與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互動關系。這樣寫的目的是，通過對不同命運個體的生活軌跡、生存環境的觀照，最終幫助我們看見更加美好的未來。

書中每個人都在尋找家園，尋找生存的家園、文化的家園和精神的家園，如一滴水經大氣環流，從江河到湖海，蒸發降落，循環往復。不僅如此，小說貫穿的內核始終是“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形成了中國的氣質，養育了世世代代中華兒女，孕育了綿延不絕的文明與文化。

記 者：您一直在強調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家園》塑造了藏族青年的代表琪加達瓦，這一形象是不是集中體現了您對這一命題的思索？

達 真：琪加達瓦的父母分別出生于長江源頭和源尾，這讓他得以用多元視角來透視血液里的多元融合。偶然的天象令他頓悟：閃電是龍的化身，是投影在大地的長江黃河。由此他想到，青藏高原以水的形式滋養東方的圓融，迥異于西方的文明。這樣的人物形象設置，其實有很多的現實元素作為基礎。我之前在電視臺工作，有一次拍到閃電，那道閃電就像龍一樣。由此我想到我們的長江和黃河，想到我們文化中的海納百川，所以，琪加達瓦身上寄寓了我很多的現實思考。再比如，琪加達瓦的父親（即王本昌），也是有原型的。他原來是一個革命青年，跟家庭決裂，然后跑到高原。達瓦志瑪從藏區嫁到上海，也有現實生活的影子。我愛人的姐姐就嫁到上海了，所以我對上海算是比較了解。所以寫這些人物的經歷時，我總體感覺比較從容。

通過琪加達瓦等人物，我想表達的是“民族文化融合”“慈悲與寬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主題。當然，作品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夠吸引讀者，關鍵是看寫出來的書有沒有魅力、感染力。文學創作要融入藝術家的獨特個性、審美旨趣。尊重藝術規律，就是要回到故事藝術本身，寫出不同生命個體的生命形態，寫出他們面臨困難時的選擇，以及經過掙扎、磨礪、奮斗所呈現出的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進而薈萃成時代的情感、民族的圖景。因此，我試圖讓讀者讀作品時，最終不會覺得人物很悲苦，因為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始終有一種力量在“牽引”著。盡管他們有時身臨困境，但始終葆有一種自信的、從容的氣度和姿態。這種力量中藏著中國人抗爭、不屈和向善的力量，凝結著命運與共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