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漢詩的輿論場里，對當代詩有種常見的不滿，是詩如何才能勾連文本與實踐，走出歷史的風景化，而不僅僅是將一切消化進語言內部，鎖進一間“當代詩的籠子”。這既是新詩邊緣化所帶來的焦慮——牽涉復雜的文化資本、詩人的身份認同，還有真切的關于詩的出路和社會問題的擔憂。

詩該怎樣與社會行動融合？又如何與其他知識領域產生聯系？這些關于詩和社會行動的沉思，不僅發生在中國詩人和知識分子身上，新西蘭詩人詹姆斯·巴克斯特（James K. Baxter, 1926-1972）在文學與社會實踐兩個場域都留下了深遠影響。近期出版的《與四季和解：巴克斯特詩精選》，讓這位詩人的作品被更全面地譯介，也提供了一次考察巴克斯特作為詩人和活動家留下的遺產和陰影的契機。

作為新西蘭富有盛名的詩人、民間英雄、酒鬼和社會活動家，巴克斯特的后期作品與他的社會實踐密不可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他前往毛利人居住的旺阿努伊河，試圖建造新西蘭的耶路撒冷，他 “周旋于毒癮者、酗酒者、無家可歸者和失業者之間”，認為自己看到“一種真正急迫而明顯的需求”，希望“小鎮上被撕成碎片的人們”，能夠“擁有一處避難所”（約翰·威爾，《巴克斯特：矛盾中的真實》，張桃州譯）。但也因為他極端的宗教興趣、流浪漢的生活模式，有一些評論家將他視為江湖騙子（Iain Sharp, Interview with Les Murray, Landfall, 42 [1988], 150-68.）。如果對比巴克斯特年輕時與40多歲后的照片，讀者也很難想象他的內心到底經歷了什么，會從一名無神論的英國紳士形象，刻意將自己變成一個留著長發，嬉皮士裝扮的天主教新教徒。

James K. Baxter。 圖片來源： Writer's Files ? Read NZ Te Pou Muramura

他身邊的許多朋友也為此表達過困惑，甚至認為他的皈依行為愚蠢至極。因為在他朋友看來，巴克斯特健康惡化的原因之一來自他赤腳的苦行。巴克斯特本人在詩里以虔誠的語調描述過這種生活：

“當我離開托羅·普蒂尼的屋子，走下山來

裸足踏在尖利的石頭上，一陣疼痛

那是一種恰當的苦行。”

雖然身處新西蘭，作為定居殖民者的后裔，巴克斯特的文學教養深受英語文學傳統影響，他的早期作品能看到許多浪漫派的痕跡，比如華茲華斯、拜倫、威廉·布萊克、迪倫·托馬斯、哈特·克蘭和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等。經由迪倫·托馬斯，巴克斯特對生與死、輪回的思考，最終與他的宗教信仰、對當地土著毛利文化的強烈興趣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種奇特的、屬于新西蘭的文化產物。

同時，他作為蘇格蘭后裔，彭斯對他的影響深遠，在巴克斯特看來，這位蘇格蘭詩人的作品，幫助他繼承了祖先的語言，辨識出了英語中蘇格蘭語的方言特質，在詩里，巴克斯特會自覺地使用許多毛利語，強化他所認同的新西蘭人身份。

詩歌主題上，巴克斯特喜歡原初的主題，無論是他的童年，還是地理和祖先的過去。雖然在這個時期，他曾自述，對于修辭的迷戀，也讓他寫下了一些浮夸和矯揉造作的句子。

浪漫派留下的文學遺產不僅讓年輕的巴克斯特在詩學上獲益，也是生活上的療愈。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些詩歌像被儲存進密封的陶罐，跨過太平洋，成為他和他家人的寄托。這個全球動蕩、戰亂不斷的時期，巴克斯特的父親在一戰中因其和平主義者的立場而受到懲罰，被人綁在無人區的木樁上，巴克斯特后來在《豬島書簡》里追憶了這件事：

當我只是腺體里的精液

或比那更低，我父親被掛在

馬德農場的一根刑柱上

由于他不會被殺。看守們

煎著香腸，當雪暗自降臨時

1951年，巴克斯特的詩讓他成為公眾人物。與奧登關于詩毫無用處的想法不同，巴克斯特認為詩人得置身于這個世界，積極地與周圍生活打交道，成為這個社會提供新鮮和美好事物的細胞。他相信詩人可以通過寫作和行動，以身作則地改變這個已經在腐爛的社會，去抵制非人化的權威。

另一方面，他對毛利文化的興趣，對新西蘭人身份的尋求，讓他將身份認同與地方聯系，在地區經驗和鄉土經驗中尋求真實，以吟游、喜劇的方式去反對社會不公。他的作品里，時常表現出對毛利人行為的理解，對毛利文化的追尋，并同情那些深受毒癮折磨的人。

但所有這些美好的想法在實踐中又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偏差，巴克斯特的社區活動逐漸失敗，他本人后來也放棄為貧困青年提供廉租房的斗爭。他在社群里所扮演的精神導師角色，在近年也受到質疑。這或許也提醒我們，當社會活動與詩融合時，可能是詩的無用的那一面，能發揮出更深遠的作用，并將那些實踐吸收進詩歌內部。

巴克斯特的浪漫主義，更大眾化和強調平等。這可能也是他獲得大眾聲名的另一個原因：這既能激起定居殖民者想要在異國創造新生活的渴望，也能引發毛利人去思考自身的困境，表達對日益不公的社會的不滿。

二十世紀的新西蘭是一個文化移植的“盆栽”社會，許多定居殖民者后裔，文化上不斷擠壓當地土著毛利人的自有文化，對英國習俗和英國教育有近乎瘋狂的效仿。但在巴克斯特看來，他們這些白人移民者失去了自己的上帝，而毛利人有庇護他們的神。

雖然巴克斯特始終積極地把自己看作新西蘭人，但也拒絕單純的民族主義，并不斷與新西蘭的文化依賴作斗爭。在《毛利耶穌》（Maoris Jesus）這首詩里，他改寫了創世紀的故事，創造了一位土著基督。詩里對末日的描述是抹去土著基督的記憶，而失去文化記憶，對毛利人而言其實也意味著世界的末日，他們會成為一個沒有歷史、沒有過去的人，是一個不斷被重新塑造的群體。失去過往，也是定居殖民者內心的恐懼，這些白人殖民者需要不斷找回自己遺失的文化。在這首詩里，原本的宗教故事被逆轉，毛利人被語言重新打撈，在巴克斯特看來，毛利人有必要講述自己的故事，去面對長期以來的東方主義陰影，避免被客體化為異國情調。

20世紀50年代中期，社會批判開始在巴克斯詩中占據中心位置，他在詩中批判各類社會問題。在他看來，新西蘭社會作為英國社會的移植物，是一個不公正、不幸福的社會，身在其中的生命都在失去生機和陷入無意義的沼澤，個體沒法從中找到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愛”。他曾給一份左翼雜志寫過一篇題為《富人與窮人》的手稿，在近些年被重新發現。

文中，巴克斯特的批判不僅指向新西蘭的官僚系統，也針對那些只在口頭上信仰宗教的人，和那些不愿與窮人分享財富的富人。文章參考了圣經里的《路加福音》，講述富人終日奢華，貧窮的拉撒路在其門口乞討，最后富人因對他人缺乏幫助去了地獄，在火焰中受苦，渴望得到一滴水來解渴，窮人則去了天堂，得以解脫。這篇文章體現了他一貫以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富人剝削窮人的憤怒。這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但沒有深入的理論討論（后來這本雜志因為資金問題停滯，文章也被擱置，直到最近才被重新發現）。在許多其他詩里，他的社會學傾向也在他的神秘學面前止步。浪漫派的詩歌，作為“語言部落的禮物”，塑造了他對詩歌的理解。即便作為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對詩的看法，在本質上仍是浪漫派的，在他看來，日常發生的事情要么毫無意義，要么就是神話。

到《耶路撒冷十四行》和《秋之書》這兩組后期詩作，詩與社會行動的融合體現得更加明顯，詩人處理的主題牽涉更多的社會群體，而不只是詩人孤獨的自我。這些詩內化了社群網絡，不同的行動者、宗教徒在一個問題層出不窮的社群里的生活、互動和發聲。這是一個更復雜的社會脈絡，包括社區里的酒鬼，“希望擊碎教育之石的學生們”，還有麻風病人、警察和被毒品折磨的巴里，這些“無父的部族”的有接近兩千人：

“在一個共同夢想的蛛網里面

被他們各種各樣的需求所占住

毒品，工作，金錢。希安，凱特，

多恩和弗蘭茜，現在和我在家里

在禮拜堂”。

在這些詩里，詩里的發聲者不再僅僅是某種局外人的觀看和猜想。這是一種常見的浪漫派模式，在現代漢詩，這種局外人的觀看也時常出現，從周作人到當代詩人那只想伸出卻無法伸出的手，知識分子的“稻草人”困境始終存在。他們擔憂，卻又只能在陽臺上往外觀看，無法真切地參與具體行動中，進入社區編織成的“蛛網”。另外，現代詩常見的美學特征之一是通過對世界的體悟，來產生美學愉悅，但在巴克斯特晚期的這些作品里，詩歌中的發聲者和行動者，處于一個關系網絡里，在詩里想象人與人之間能否有不同的關系。這是一種參與其中進而生成的領悟。他想要在詩里尋求多重的聲部，在他表現最好的時候，他的詩會邀請讀者加入這個話語共同體，并與普通人的悲歡離合關系密切。

雖然詩歌是巴克斯特眾多關切事物的一部分，但作為詩人，巴克斯特年輕時就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他有種弗洛伊德式的對名聲和歷史的構想，想要在新西蘭的民族潛意識里留下某種隱秘而不可磨滅的印記： “也許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仍會在她的睡夢中縈繞，就像失去的東西，就像一個無法辨認其主人的聲音，在電視和鎮靜劑之間滑動”（James K. Baxter, “Shots around the Target”, Chaff, 2. [September 1966], 1. ）。在某種意義上，他實現了這種想法，并留下了一個矛盾、多變、復雜的男性詩人形象。

他的矛盾不僅是詩與行動之間的張力，他晚期的天主教信仰，也讓許多他的朋友困惑，在這些朋友們看來，巴克斯特對宗教是一種矛盾的復雜態度，他放達不羈的行為模式讓他去布道時常常帶著不情愿。巴克斯特自己也會寫下，“深吸著/ 這黑暗的香草，寧要極樂而非天堂。” 對于信仰，巴克斯特本人在去世前似乎也有所動搖，“凱爾，我已經厭倦了聽一個我知道是傻瓜的人說話，但因為他是牧師，我還是覺得不得不聽。” “我還沒有到懷疑我的宗教信仰的地步，但我已經意識到懷疑的可能性存在。”

1972年，耶路撒冷社區實踐的失敗，長期艱苦的生活，年僅46歲的巴克斯特在奧克蘭去世。他的死亡引發了新西蘭全國的哀悼。但幾年前，隨著巴克斯特的信件在新西蘭被公開出版，這位去世五十多年的詩人，突然成為了新西蘭的新聞焦點，讓新西蘭發生了一場文學地震。巴克斯特的詩人形象也變得更為復雜。

在信件里，巴克斯特以自白的方式敘述了他的婚內強暴。這激起了許多人重新審視這位詩人的實踐，他和女性的關系，以及他留下的文學遺產。他的一位朋友在關于他的回憶錄里寫道：“在他的信件出版之前，他的形象是新西蘭文學界的一位巨人。可悲的是，現在主導人們對他的印象卻是他那低效的性暗示和萎靡的性欲。”那些創作出詩意且富有人性作品的作家們，也會在生活里做出許多糟糕惡劣的事，不是一件新鮮事。但每當有我們所喜愛的作家發生這種事時，這仍然讓人痛苦，像今年的愛麗絲·門羅。提及這件事，不是要摧毀巴克斯特留下的文化遺產，但能幫助我們厘清一件事，這位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詩人、社會運動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個“神圣導師“，或智慧的“絕對源泉”。巴克斯特不該被放置在神壇上，也沒人應該被放到神壇上。他寫出過杰作，但身上也有著重大且難以忽視的缺陷。雖然在他的一位友人看來，巴克斯特的優點在于他愿意自我審視，無論這個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聲譽。這也是他忠實的好友，最終決定出版這些信件的原因之一。但巴克斯特對待女性的行為，與他想要尋求耶路撒冷，幫助他人的形象，無可避免地復合在一起。他的“自白”，既是過去男性作家的病例，也是窗口，針對巴克斯特的作品和留下的獨白，遲來的審視和批判或許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