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平凡的一年，也是不該被忘卻的，因為有太多的重要作品伴隨作家們的辛勤勞作帶著墨香走進書店，走向網絡，走向我們的書桌。當評論家們翻檢2024年的文學作品和現象，竟然發現，有那么多重要作品和若干珍貴的記憶，已經逐漸被歲月蒙塵。我們需要記錄，需要梳理，需要記下這些片斷，因為它們曾經打動我們的心靈，也將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

創獲豐富多樣 景象令人欣喜

白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回望2024年的文學與文壇的狀況，總體感覺是以“繁忙”的方式從一個側面折射了“繁榮”的境況。被人們看作是年度文學成就主要標志的長篇小說，比較好的作品在明顯增多。2024年在長篇小說創作方面，創獲是豐富多樣的，景象是令人意外欣喜的。

中國作協及其相關部門持續推進的有關長篇小說的兩個創作計劃，在2024年都有顯著的推進和重要的成果。“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2024年有劉慶邦的《花燈調》、老藤的《草木志》、津子圍的《蘋果紅了》、忽培元的《同舟》、楊逸的《東山坳》、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相繼出版。這些作品以各有妙韻的故事敘述，既體現了作家個人長篇小說寫作的新追求，也顯示了鄉村題材小說寫作的新水準。“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2024年推出了劉醒龍的《聽漏》、呂新的《深山》、張楚的《云落》、葉兆言的《璩家花園》、張煒的《去老萬玉家》、麥家的《人間信》、格非的《登春臺》、楊少衡的《深藍》、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馬金蓮的《親愛的人們》、達真的《家園》等作品。這里大都是文學名家和實力派作家的小說新作，都是作家基于長期生活積累的苦心經營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閱讀生活的深度、表現生活的力度等方面都有藝術突破。在這些創作計劃之外，也不時有令人眼睛一亮的長篇力作出現，如王安憶的《兒女風云錄》、高建群的《中亞往事》、邱華棟的《空城紀》、石鐘山的《愛情永遠是年輕》、王十月的《不分晝夜》、張欣的《如風似璧》、韋敏的《叢臺別》等。這些作品都因具有獨特的內涵使人讀來感覺別樣，多有所獲。

在紀實與報告文學方面，2024年也有不少可圈可點的佳作力構，讀后印象較為深刻的，有徐劍、李玉梅的《強國記》，李發鎖的《熱血：東北抗聯》，朱虹的《小平小道》，劉大先的《去北川》，高洪雷的《海上絲綢之路》，盧一萍、趙郭明的《尋找甘宇》，紀紅建的《大興安嶺深處》，丁曉平的《秦山里的中國》等。這些作品在題材、主題的運營上，以小處見大，以細節取勝，體現出作者在報告文學寫作上，以求真求新獲取報告與文學的雙重特性的可貴追求。

2024年的文學創作不僅堪稱“豐年”，而且也呈現出某種重要的趨向，這就是從一些主要的題材與體裁領域來看，在向著作品的高品位、創作的高品質方向發展和邁進。無論是年度文學創作，還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最為重要的標志，應該是持續推出“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盡管距離這樣的標準和要求還存有較大的差距，但朝著這個方向和路徑不懈努力和砥礪前行，就很讓人欣喜，頗令人期待。

2024年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壇現象，是《延河》雜志提出“新大眾文藝”的話題，開設“新大眾文藝”論壇專欄。“新大眾文藝”涉及到近年來文藝創作領域里出現的一些新群體、新現象、新特點，如“打工者寫作”、“視頻化”閱讀、“移動化”傳播等等。2024年間，與此相關的文學作品，就有王計兵的詩集《低處飛行》、王柳云的小說《風吹起了月光》、胡安焉的《我比世界晚熟》、袁凌的紀實作品《我的皮村兄妹》等。這些有關“打工者”的文學寫作聯袂而來，從業余作家積極投入寫作實踐的角度，給“新大眾文藝”的說法提供了實在而生動的例證。“新大眾文藝”現象以及相關的問題，可能是當代文學在時代演進中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一個重要跡象，值得予以切實關注，需要加以認真研究。

回望歷史與感受當下

張清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

歷史上一個年份可能是普通的，也可能會影響遙遠的未來，甚至過去。2024年目前只能這樣理解，從大歷史看，發生的事情太多，從我們周身的局部看，似乎又是一派平靜。

文學就是回憶，不斷在重寫中回憶，在回憶中重寫。本年度給我最深印象的長篇小說有鬼子的《買話》、張煒的《去老萬玉家》等，都是重述歷史的作品。

鬼子的《買話》是一部令人難忘的作品。它所敘述的乃是“返鄉者的失落”。這是永恒的悲劇，如同魯迅的《故鄉》，返鄉者劉耳已失去了歲月、丟掉了故鄉，找不回心靈，返不回過往，而只“留下了耳朵”，但這耳朵要想聽到點兒什么，還要花錢來買。他通過一個年少而狡黠的未成年人，逐漸厘清了自己的來龍去脈，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融入這片土地，這群人。

《買話》幫我們梳理最近四十年所走過的路。它最終將與過往那些優秀的作品一起，構建起我們時代的“集體記憶”。

本年度批評界的重要話題，是方法論的討論，還有“地方性寫作”的問題。方法論的討論由來已久，是“歷史化之后怎么辦”的問題，文學研究越來越走向社會學的方法、文化研究的方法，文章越來越注重“史料”，形貌越來越“學術”，越來越“厚古薄今”，也越來越失去了現實感和歷史感。好像我們歷經四十余年所取得的變革，那些關于文學觀的成長已一夜歸零，某些文章的觀點一下又回到了四十年前。

所以在歷史化的同時，我們的研究還要內置一個“文學性標準”，還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在加深歷史化研究的同時，不至于讓我們的文學觀發生蛻變。

另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是“南方寫作”，批評界將大量南方地域和氣質的作品，甚至海外華文寫作，都歸于這一現象之中，似乎是找到了一個新話題。但要想真正理解這一現象的要義，要看到它在文化上的底層邏輯。這就是，現代性在中國近代的開端，一開始就表現為地方性，即“南方性”，改革開放也是起源于“地方性中的南方性”。所以文學的新風氣其實一開始就始于南方。如此來看近些年南方敘述的特點，諸如地方性、邊緣性的文本實驗，民俗與方言的注重（如《北流》），歷史細節材料的挖掘（如《煙霞里》），風格的輕逸或清新，都是文學不斷發生內在變革的推動與表征。

AI時代，文學有義務糾正科技神話的癲狂

孟繁華（評論家、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原主席）

這是一個科技神話無處不在的時代，也是這個神話恣意橫行的時代。在互聯網的神話漸次消失之后，AI又粉墨登場。AI或許無所不能，它可以改變世界，可以創造未知的一切，但文學更有義務糾正科技神話的癲狂。文學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文學可以改變世道人心，可以在更深遠處做到AI永遠做不到也看不到的事務。因此，我們的文學并非無處可去。2024的長篇小說創作，仍然能有很多優秀作品。

柳青的《在曠野里》、陳繼明的《敦煌》、葉兆言的《璩家花園》、張楚的《云落》、老藤的《草木志》、津子圍的《大遼河》、呂新的《深山》、馬金蓮《親愛的人們》、董立勃的《尚青》等，在不同的題材領域都有新的創造性，特別是在藝術上的新探索，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個多世紀，鄉村在文學中的變革一直是文學創作的主潮。柳青的未完成稿長篇小說《在曠野里》的發表，無疑是文壇的一件大事。他的文學經驗仍然是當代中國最寶貴的文學經驗之一，但無可否認，這是一部未完成稿，小說的“未完成性”顯而易見。比如情節、細節以及敘述的細部等，都還有粗糙的痕跡，人物以及人物之間的關系還略嫌簡單。鬼子《買話》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風輕的講述中，生活的力量無比巨大。對普通人來說，他們就生活在歷史的皺褶里，歷史不會講述他們，但細節構成的歷史是難以顛覆的；彭學明的《爹》是一部威武雄壯的湘西傳奇，與其說這是一部關于“尋父”的小說，毋寧說，這是一部試圖表達中華民族半個多世紀歷史風云際會、國家民族社會歷史發展的小說；麥家的《人間信》本質上是一部批判前現代鄉村文明的小說，也是一部啼血書和懺悔錄。父親蔣德貴不是完人，甚至有很大缺憾的人。但他終是一個大勇者，孤勇者，他性格的最后完成，才是麥家要講述的。葉兆言的《璩家花園》，表面波瀾不驚，但在日常生活的變化中，通過兩個家庭、三代人的生活軌跡講述了70年社會歷史的變遷；張欣的《如風似璧》萬丈紅塵處，飲食男女一樣不少。在這樣環境中既要寫得趣味盎然，又要樂而不淫，小說的難度可想而知；李修文的《猛虎下山》，是一部寫當下工人生活的小說，在一個稀缺題材中寫出了與眾不同的人物和世風。在小說藝術的探索上，既有現代感又有中國性。

非潮流性題材的小說，陳繼明的《敦煌》有諸多好評。敦煌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莫高窟、月牙泉以及回響千年的駝鈴和馬隊，記錄也講述著敦煌的前世今生；敦煌更是一個想象的存在：那是飛天的故鄉，是東西文化交融的驛站，在各種藝術形式的想象中，建構了另一個如夢如幻的敦煌。從某種意義上說，想象敦煌的意義已大大超出了真實的敦煌。邱華棟的《空城紀》以繁復的歷史，蒼茫的廢墟，復雜的人物，瑰麗的風情和奇異的傳說，構成了西域兩千年的史記、傳奇和贊美詩。他要找到打開千年歷史的鑰匙，更要描繪新時代升起的信號。可以說，邱華棟的這部小說取得的成就是極為引人矚目的。陳眾議的長篇小說《冥合天人》，在當下小說創作的整體格局中，顯得特殊而奇異，無論題材還是寫法，都極為稀缺。

帶有某種蘇醒跡象的一年

宗仁發（吉林省評論家協會主席、《作家》雜志主編）

2024年的閱讀記憶中，格非的長篇小說《登春臺》總有余音繞梁之感。這部小說所講述的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的人生故事，具有一種對現實生活寬廣的涵蓋性和深入的觀照。在成熟的讀者面前，作家必須是真誠的，你有什么值得以文學的方式傳遞給別人，是要經得起追問的。除了讀者的檢驗，更殘酷的是時間的檢驗，記得2012年在研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時，《作家》刊發發言紀要時用的標題：《格非〈江南三部曲〉：確有可能成為一部偉大的小說》，這個判斷本身也和作品一起仍在經受著檢驗。《登春臺》的魅力在于，你在一個個吸引你的人物身上都會找到自己，同時也會愣怔一下，想想這個世界。作家完全打通了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歷史與現實以及先鋒與寫實之間的隔閡，使小說擁有了讓人能夠不斷重讀和體悟的巨大空間。

亦夫的《巨石鎮》在雜志首發時題目為《婚姻生活白皮書》。這部長篇試圖透過幾個不同的婚姻家庭故事來解鎖人的情感密碼，作家像一個超級偵探一樣，把每個人物內心深處褶皺里藏匿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拿捏出來，正視那些自私、嫉妒、狹隘等人性中卑劣的存在，又盡力呵護著那一絲將熄未熄的良善火苗。

暌違多年的鬼子今年有長篇《買話》面世。這是一部新“鄉土人情”小說，主人公劉耳年老體衰時重回故鄉，卻因他留給村子里人的冷漠和自私形象而遭到排斥，他想要找回的美好記憶對于他的鄉親而言則是深深的傷害。《買話》構筑了“桃花源”一樣的鄉村倫理場域，以抵抗物欲橫流的功利社會。而新近特別活躍的魏思孝繼“鄉村三部曲”和《沈穎與陳子凱》之后，又出版了《土廣寸木》，一位“85后”作家能把鄉村寫得如此扎實透徹，足見功力。

上述幾部作品看上去都是認真寫實的，同時也是非常荒誕的，這是否意味著今天的小說已無需用哪種主義、思潮和流派來標記了呢？或者說明這些作品已達到了某種超越的藝術境界。這些走向大概也可算是“尋根文學”發端以來持續有力的回響，或許這也正是在“尋根文學”發端四十周年之際“新杭州會議”召開的深意所在。借用李敬澤給這次會議致辭中的話說：“1985年4月韓少功在《作家》雜志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這是中國當代思想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被引號照亮和提高的‘根’，以革命性的隱喻力量召喚出巨大的思想動能，‘尋根’不僅命名了上世紀80年代重要的文學潮流，更在時間和空間上內在地修正了中國文學的主體構造。2024年距《文學的‘根’》發表已近四十年，大地與根性，文化與傳統，何為中國和何以中國，在當下時代的宏大主題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思想者的洞見、勇氣和力量……”

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文學期刊在文學變革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可或缺。今年8月，由《花城》和《當代》雜志主辦的“重塑文學期刊傳播力和引領力——全國名刊編輯交流會”28家文學名刊的編輯人共同探討了新的時代環境下文學期刊如何應對挑戰和把握機遇的諸多問題。近一兩年，文學期刊對青年作家的關注度普遍提升，年內《收獲》《人民文學》《鐘山》《十月》《青年文學》《山花》《天涯》等雜志紛紛推出青年作家的專輯和專欄，一大批“90后”“00后”作家脫穎而出。此外，《草原》對“自然文學”的大力倡導，也使生態文學形成勢頭，成果可期。

先鋒之風拂面而來

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評論家）

2024年讀到了不少好作品，但我覺得最值得一說的是，這一年吹拂著先鋒之風，它帶給文壇一番清新。

有兩部先鋒性凸顯的作品都來自山西，令我對這一內陸地區的地理意義不得不重新認識。一部是呂新的長篇小說《深山》，一部是張銳鋒的長篇歷史散文《古靈魂》。

呂新是最早將先鋒小說帶入鄉土敘述的作家，《深山》一樣是以先鋒小說的方式進行鄉土敘述的，他更為直接地依據自己青年時代在鄉村的體驗，具有更為突出的主觀色彩。小說寫的是晉北太行山溝里的一個山村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所表達的主題可以說是延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主題，他也許是有意要追隨魯迅關于國民性的思考并試圖將這一思考再向前推進。“深山”其實也是一個時代的寓意，呂新的意思是說，知識分子即使不再處于時代的中心，他被排擠到深山，但他在深山仍然應該像一個知識分子那樣去思考。

《古靈魂》的先鋒性突出體現在作者的讀史方式上和歷史觀上。張銳鋒認為，讀史就是讀人，他的每一篇是通過寫人來寫史。但他寫人又不是從客觀的角度寫這個人物的生平和經歷，而是采用這個人物的視角，以第一人稱敘述寫這個人物的感知和內心活動。因此張銳鋒的讀史可以概括為：讀史就是讀人，讀人就是讀心。他為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歷史觀。

具備先鋒性特質的作品還可以舉出邱華棟的《空城紀》和魏思孝的《土廣寸木》。

《空城紀》講述的西域與中原的交流史，邱華棟的歷史敘述是從廢墟出發的，所有的時間都壓縮在一個廢墟里，以一種相對、多變的時間視野去觀照歷史，就能發現歷史更為復雜的層面。他通過重述歷史的方式建構起一個將文化、藝術和文字作為歷史發展根本動力的新的歷史圖景，他告訴人們，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靠刀槍和武力建構起來的，而是靠文化、藝術和文字建構起來的。《土廣寸木》則是一個嶄新的鄉土敘述文本。作者打通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像一部文字的紀錄片，紀錄了辛留村的日常生活，卻又有一個歷史幽靈在陽光的陰影下顯現。

先鋒性從根本上說，是擺脫既有秩序和習慣約束的沖動和意念。先鋒性訴諸于行動，就會溢出河道，尋找到新的出口。先鋒性也許能夠引導大河開辟出一條新的河道。事實上，2024年還有一些作品可以納入先鋒性的視野，它們只是先鋒性強弱的區別。我希望這是2024年帶來的好兆頭，它將讓先鋒之風持續地吹拂下去。

那些屬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文學

楊揚（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

很多年前，在一次討論賈平凹的小說時，我提到“晚期風格”與賈平凹小說創作的問題，這是受到德國美學家的“晚期風格”概念的影響，希望對包括賈平凹在內的一批年齡相近、經歷相似的作家作品有一種類別和風格上的概括和抽象。“晚期風格”并不意味著沒落和終結，而是對那些持續創作時間很長的作家寫作的一種風格上的重新界定和美學審視，尤其是與他們一以貫之或成熟期的創作形成一種鏡像式的對照。當代文學系列中，有不少作家只有過去，沒有現在和未來，很多人寫著寫著，就消失了，而只有少數作家有過去、現在和可能的將來，他們不斷地寫，不斷地用文字延續著自己的文學生命，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到不久的將來。在“晚期風格”之下，有不少作家作品都可以歸入其中。2024年出版的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兒女風云錄》，或許就是這樣的。

王安憶今年從復旦大學中文系辦理了榮退手續。不少評論家和讀者可能還喜歡津津有味地談論《本次列車終點》的閱讀體驗，而更多的今天的讀者喜歡那個帶有懷舊氣息的《長恨歌》中的王琦瑤，沒有人注意到王安憶和她的同齡人一樣，不知不覺進入到了創作的“晚期風格”。《兒女風云錄》從已有的一些評論看，基本上都是把它與此前的《長恨歌》作互文對照，認為《長恨歌》是寫了一個上海名媛30年間的風云歲月，而《兒女風云錄》是男版王琦瑤。這當然是一種解讀，但我以為，放在2024年中國文學的背景下來看這部小說，這應該是王安憶70歲時奉獻給讀者和中國文學的一部作品。或許作者創作時，不一定有這樣的意識，但機緣巧合，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間來到了一個人的生命的后半段。“晚期風格”與《兒女風云錄》不期相遇。

還是說說這樣的小說放在2024年有什么意義吧。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要素應該是記憶。在“晚期風格”之下，她緩緩打開記憶的閘門，讓那些能夠進入自己歲月記憶的東西流淌出來。這些在記憶褶皺中漸漸浮現的東西，無論形式還是內容，沒有與以往脫鉤，但已經不再是文學青春期所關注的東西，而是與那些青春期文學風格形成對照的生命體驗和歷史回響。還有，“晚期風格”之下的《兒女風云錄》有自己的價值指向，文字與情感有了某種節制和掌控，留白較多，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體驗，甚至用想象去連接。

我們還可以擴大一點，將“晚期風格”作為一個美學概念來觀照2024年中國作家的一些創作，張承志的作品集《先知與解放》、莫言的作品《不被大風吹倒》以及王蒙的短篇小說《高雅的鏈繩》等，或許都會讓人感到有一些相似性的內容和表達形式上的接近，這是在21世紀即將過去四分之一時，一些跨越20世紀后半段的中國作家留下的文字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