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小說作者而言，談起小說的種種是一件有點危險的事情。談論一種事物，即意味著要充分展示對它的偏見、疑惑與不解。正因為不解，所以企圖尋出一條可供挑戰(zhàn)、說服、進而理解自我的路徑。這條路徑有時是經驗和數(shù)據(jù)，有時是心理學，有時也是折返跑，留下倉促且混亂的諸多痕跡。倘若對這些痕跡加以辨析，想必也會無功而返，那是敘述以外的再次講述，呈不穩(wěn)定態(tài)，比其本身更加多疑、善變。保羅·克洛岱爾在評價他的朋友紀德的早期作品《帕呂德》時，曾說過，“《帕呂德》中的宣敘調就像中國人用半透明瑪瑙制成的小玻璃瓶，用來裝各種霧的樣本：江霧，海霧，陽光輕灑時的晨霧”，在這個支離破碎、充斥著現(xiàn)代主義意味的故事里，似乎所捕捉到的只有語調和感受。小說里，主角蒂提爾（與維吉爾詩中的牧羊人同名）想要寫出一篇名為《帕呂德》的小說，那段意味深長的對話出現(xiàn)在小說開頭：他問道：“咦！你在工作？”我答道：“我在寫《帕呂德》。”“《帕呂德》是什么？”“一本書”“寫給我的？”“不是。”“太深奧？……”“很無聊。”“那你寫它干什么？”“我不寫誰會寫呢？”“又是懺悔？”“幾乎算不上。”主人公所寫的小說即作者完成的這一篇，二者同名同義，而它既不是懺悔，亦非獻給某個人的禮物，之所以要寫下來，只是因為小說本身就在那里，如同幽靈那般，一種交錯著、非時空性的迷亂展示，只存在于文字的行進之中。這篇小說或許流露出來這樣一種觀念——文學作品本身可能是完滿無缺的，如一枚精巧的圓形銀幣，正面與背面，徽章或人像，不停旋轉導致的閃爍，最終掉落在地的聲響，均為一種早先于經驗、想象的存在：寫作即揭示。從而消解了部分被評價或者再次論述的正義性。如主人公所言，“一首詩存在的理由，它的特性，它的由來，難道你就始終一竅不通嗎……對，一本書，于貝爾，就像一只蛋那樣，是封閉的，充實而光滑的。塞不進去任何東西，連一根大頭針也不成，除非硬往里插，那么蛋的形態(tài)也就遭到破壞。”當然，這也不是說，詩歌或者小說具備著一種近乎神話的天然性，安穩(wěn)地誕生于上古時期，毫發(fā)無損地穿越多個世紀，只待發(fā)掘出來，重見天日，射出奪目的光彩，震懾或者教育世人。這是一種過于虛無、刻板的傾向，紀德在小說的結尾，寫到主人公的美學原則是“反對構思小說”，而在友人再次拜訪時，場景與開篇幾近一致，“天氣涼下來，我回到家，將窗戶關上，開始寫作”，他在寫著的便是這篇《帕呂德》的續(xù)作。由此，具體的作品原地轉變?yōu)榱艘环N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