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難題”帶來的思考

“誰人不是高加林，誰曾不負劉巧珍”——恐怕是大多數讀者未必說出口的一句心里話。每位讀者在閱讀《人生》時都有基于不同歷史經驗的代入感，但總難免以這樣矛盾的態度打量高加林和我們自己。一個“負”字標舉了良心，是在現代版陳世美故事里表達忠貞與責任，在追求個人實現的價值版圖里留存自我審視，將高加林與我們切割，把他的“命運悲劇”歸結于“性格悲劇”。但“誰人不是”，又預備好了某種自我開脫，是共情于令高加林不平的社會現實，是以經不起考驗的人性為名，帶著告別純真的傷感和一點猶豫與悔恨，在“正確”計算得失后，作出人生選擇。

四十多年過去了，路遙筆下的“高加林難題”仍在，并且不再是專屬于農村青年的進城故事。在一本有關“小鎮做題家”的教育社會學著作中，作者謝愛磊就在前言部分提到了路遙。如果說在《平凡的世界》所勾勒的奮斗故事里，“物質生活的苦難和精神層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約、實現社會流動的雙重注腳。如今，社會面貌和階層跨越者的流動故事又是另一番圖景。物質方面的進擊并未一定帶來精神的富足。”研究者注意到，來自農村和小鎮的名校生雖然看似靠“學業”實現了向上流動，經濟上基本自足，卻仍然承受著難以融入的情感壓力，面臨著持續“改造自己”的焦慮。他們都在以一種或戲謔、或無奈的方式，續寫著高加林的故事。

這種“不過時”，首先當然是因為路遙著意于“尋找社會生活中矛盾沖突比較尖銳的部位”。他用“社會的斷層”一詞形容轉型期的中國，“舊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還沒消失，建立的也還沒建立起來”，“不論生產上，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的意識都處于過渡、轉折、斗爭、矛盾的這種狀態”。這也是路遙所說“交叉地帶”的涵義。《人生》看起來只是一個由愛情抉擇生發道德訓誡的故事，但其實有更豐富的內涵。

《人生》題記引自《創業史》，但柳青筆下改霞進城支援工業化建設與梁生寶扎根農村互助合作最終達成的矛盾統一，在《人生》中再度被還原為未解的“趙樹理難題”：是農村知識精英流失與本土轉化的困境，是如何消滅三大差別、改變傳統名利觀的難題。當高明樓以權謀私讓兒子頂替了高加林民辦教師的位置，當高加林到城里擔糞被同學張克南的媽媽言辭侮辱時，《人生》開篇就寫出了面臨的一系列新的挑戰。這就是為什么路遙明確說要“給習慣了看好人與壞人或大團圓故事的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形象，一個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壞人’的人”。路遙一面看到了高加林渴求自我實現的合理性，一面又為他“于連式”近乎以惡抗惡、迫切從生養他的土地上剝離出去的野心感到不安；他召喚保爾·柯察金式的崇高精神，想要以巧珍“金子一般的心”與德順老漢關于勞動的教諭“穩”住高加林，但又在高加林最終帶著內疚之心返鄉的結尾一章標題下注明了“并非結局”。雖然《人生》首先表現的是1980年代初農村的改革，但其意義更在于揭示鄉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動力機制與實踐、理想之間存在的沖突。

除此之外，新的時代感覺又在發明新的讀法。如今再看高加林尋求自我實現的道路，問題倒不是“走后門”，而是不挑戰既定模式的競爭。《人生》中頻繁使用了將外在裝扮與身份意識關聯的人物塑造法。比如高加林被迫回村勞動時，刻意穿上一身最破爛的衣服，拼命把自己“化裝”成個農民。路遙這樣寫，是為了突出高加林與農村的格格不入，讓人思考鄉村現實無從安放高加林對高級文化的向往與追求。但是，當路遙寫到高加林希望巧珍穿上那件米黃色的確良短袖，用一塊紅頭巾把巧珍“裝扮”成一張外國油畫上的漂亮姑娘；當高加林進城之后，又必須按照黃亞萍的審美觀點被“打扮”一番，穿上咖啡色大翻領外套和天藍色料子筒褲，提前“實習”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即便路遙只是著眼于戀愛中的關系，也在必須以物質標識身份等級、文化趣味的無意識中，寫出了“脫不掉的出身”。高加林的雄心勃勃打破了城鄉區隔對個人向上流動的限制，但他最終只是從生活的外形上占據了一個城市中的位置。

相較路遙寫作《人生》的1981年，如今，各類教育普及程度明顯提高、鄉村振興戰略凝聚返鄉人才等現實狀況的改善，似乎足以支撐高加林們走出不一樣的路，但我們并未擺脫高加林故事引發的不安與困惑。路遙不僅凸顯了單單依賴經濟主義邏輯、著眼于“發展”的制度設計并不能完全解決精神倫理方面的問題，路遙在《人生》之后對高加林命運的“重寫”與追問，也為我們留下了路標，如何在時代中活出不同的人生？

尋找“羅曼蒂克”

“幸福”一詞在《人生》中共出現了十七次。幸福感究竟如何而來？回想起1980年代初的“潘曉討論”，路遙的創作無疑回應著時代命題。路遙對青年人的苦悶是有切身體驗的，寫作《人生》期間，路遙正揪心于弟弟“農轉非”的工作。路遙也敏銳地察覺到，不能將青年人的狂熱與虛無簡單歸因于“文革”。恰恰是因為改革開放賦予個體新的活力，青年人迫切的意義感追求才格外需要新的、穩固的支點。

然而，理想主義的老調重彈是否可行？

《人生》成功之后，路遙在許多場合都提到當時社會上大興“講實惠”的風氣，甚至想專門寫一部題為《尋找羅曼蒂克》的小說來反映這個問題：“尤其是在一個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會中，羅曼蒂克能帶來一種生活的激情。想想戰爭年代，那時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質的享受？但他們那么年輕，有的人在二十多歲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為一種理想，為一種精神，而使青春激蕩。”雖然路遙沒有寫成這篇小說，但《人生》同期涉及青年題材的作品都在探索這種羅曼蒂克精神的構成及可能。

《在困難的日子里》副標題是“一九六一年紀事”。在這部準自傳體小說中，主人公馬建強險些因貧困輟學，在主要由干部子弟構成的“尖子班”里遭受歧視與冷遇；但路遙的敘述重心是“友愛”，是鄉親們湊“百家姓糧”供他讀書，是老師的關心和同學間跨越階層的友誼。這些都是路遙的親身經歷。他有意強調故事發生地是黨群關系開展很好的老根據地，干部子弟吳亞玲和鄭大衛的父親都是戰爭年代的革命軍人，由此才有結尾師生合唱《游擊隊之歌》繼承“父兄們”的革命精神。小說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等書目的出現，也是在調動紅色經典構成的集體記憶。如果說這些還是在外部環境及歷史資源上支持人物的理想性追求，那么路遙對馬建強心理活動的描寫，則試圖在人的意識能動性層面，說明人何以能在困境之中仍追求心靈的高尚與美好。馬建強因屈辱感而分外嚴厲地要求自己，最終通過發奮學習和拾金不昧的品德贏得了尊重；他因強烈的自尊心把一切幫助視為憐憫，顯得脆弱和乖戾，卻也因為這種極度敏感，能夠更自覺地去反省自己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去成就別人。貼著人物性格、心理動機及行為邏輯去把握現實，這種被稱作心理現實主義的寫法，以及向歷史中探求可繼承轉化的理想主義資源，都成為路遙讓羅曼蒂克精神生根的著力點。

《你怎么也想不到》繼續《人生》中進城故事與愛情故事的矛盾沖突，分別以薛峰和鄭小芳這對昔日情侶的視角講述二人畢業后分道揚鑣的人生選擇。薛峰為了實現自己的詩歌理想留在城市，成為一名文學刊物的編輯；鄭小芳則志愿去建設比家鄉更貧瘠荒涼的毛烏素沙漠。兩人身上都有路遙的影子。薛峰的文學夢與編輯身份更貼近路遙，但路遙用反諷的語調寫這個以趣味區隔階層的“文學圈子”，以薛峰和城市姑娘賀敏間不對等的關系，讓薛峰一再反省作為農民的兒子無法割舍的鄉土情。鄭小芳的人生觀則直接繼承了革命理想主義教育，表現為為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命運奉獻的精神。“毛烏素情結”背后是一個個具體真實的扎根故事，是上世紀50年代帶領公社社員十年栽林二十畝的牧羊女寶日勒岱，是1974年開始扎根大漠的陜西榆林市補浪河鄉女子民兵治沙連，是上世紀80年代初農校畢業投身家鄉林業事業的徐秀芳。1983年，路遙同樣北上毛烏素，以“沙漠誓師”“餐風露宿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形容自己如何斬斷過去取得的成績，從浮躁中轉向更高的追求。

路遙對兩個青年人命運的處理都比《人生》更進一步，在“返鄉”之外思考知識的用途，然而小說的開放式結局又隱含了新的問題。薛峰認為自己應該作為一個詩人去漫游，而不是成為土地上永久的居民，但鄉村會不會只成為詩人筆下的風景？鄭小芳認為人總不能為了得到感情上的滿足而背叛生活的原則，但“生活往往不能如人愿的遺憾”，又如何才不會消磨掉勞動與創造的激情？

可以說，路遙在《人生》之后一直在“重寫”《人生》。《痛苦》中的大年因高考落榜被小麗拋棄，又在復讀考取大學后，反省自己只想在小麗面前證明“莫把人看扁”的報復心理；《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中的劉麗英不惜離開丈夫孩子也要嫁給教育局局長盧若華，最后才在精神富足與生活富裕、家庭親情與個人私欲的心理斗爭中痛改前非。盡管從題材角度看，路遙聚焦的仍是城鄉差別中的青年出路問題，但他更意在用高加林式“脫軌”的人物，去測繪時代轉折中的人心世界，在小說中重新安排被動搖了的價值規范與倫理秩序。

相較《人生》中敘述者對高加林既同情又憂慮的態度，路遙在這些作品中更堅決地表達了他的道德理想。但這一階段嘗試沒能像《人生》那樣獲得廣泛共鳴，又凸顯重構理想主義的難題。挑戰在于，如果作家不能夯實人物心理意識與時代、社會條件之間錯綜復雜的中間環節，從中確立人物命運和現實生活如是發展的可信性，小說中的歷史回響和價值信念就只是作家一廂情愿的道德說教。

而《平凡的世界》要突破的正是這一點。這也是“柳青傳統”之于路遙的意義。能否像柳青一樣一手拿著顯微鏡，一手拿著望遠鏡，將對生活細部的逼真描寫與史詩式的總體性追求結合起來，將對某個人物人格理想的描繪與對社會整體性發展的勾勒關聯起來，這不僅僅是現實主義的風格問題，還決定著“尋找羅曼蒂克”只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還是可以經由文學對現實感的重構，去真正改變個人與世界之間倫理和行動的關系。

從“普通人的道路”到“世界之路”

關于《平凡的世界》題目的由來，有著三種說法。一是《黃土·黑金·大城市》，對應路遙原定寫作計劃中孫少平進城的路；二是海波回憶路遙原本要借用他的題目《走向大世界》，但覺得太過張揚，不如“平凡的世界”平穩、大氣；三是《平凡的世界》卷一26-28章曾初刊于《延河》，“編者按”稱其節選自長篇小說《普通人的道路》。

重心落在“平凡”與“普通”上，儼然確立起與《人生》不同的基調。一方面如孫少平所說“普通人并不等于平庸”“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顯示出一個人人格的偉大來”，路遙在孫家兄弟身上開展出了與高加林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學。另一方面，套用巴赫金關于成長小說的理論，“人在歷史中成長”，人的現實性與可能性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進程，“他已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寓于他身上，是通過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平凡的世界》一邊廓清1975至1985年這十年間的社會變遷，一邊寫新人的成長問題。新人所具備的素質因而不僅僅是作家理想觀念的投射，更來源于現實本身所內蘊的自反性力量。

可以從許多角度談《平凡的世界》對《人生》的改寫。其中關鍵一點是個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高加林更像是一個孤獨的英雄，在他實現自我價值的進城道路上，農村代表著愚昧與落后。《平凡的世界》中鄉村則是具體的、歷史的。比如高加林的民辦教師被“拿”掉，是因為鄉村權力的濫用，作者意在為高加林的反抗增加合理性；孫少平失去教師職務回家種地，則是因為包產到戶后各家勞力不足，學生輟學務農，隱含了農村改革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可能造成新問題這一重要歷史信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并不急于在文明與愚昧的新啟蒙話語中審視鄉村，也不滿足于表達鄉愁，他更意在深描從“革命”到“改革”，鄉村在家庭結構、政治組織、經濟運作、人情世故等方方面面的常與變。因此，雖然雙水村的貧瘠閉塞也壓抑著孫家兄弟的精神追求，但他們與環境的關系不是對抗性的，家庭以及鄉村內外形成的人情紐帶，會在制造困擾的同時，也成為他們自我實現道路上的助力乃至不斷調適其價值追求的回心之力。

當孫少安輟學務農甚至放棄與潤葉的感情時，是作為長子對一家人的責任，讓他不后悔成為農民。當孫少安的磚窯廠生意紅火起來后，賀秀蓮因為負擔重而鬧“分家”，路遙一面敏銳捕捉到農村改革帶來的活力與問題，一面又馬上通過破產的情節，讓少安體會到家人如諾亞方舟一般共度時艱的溫暖。當孫少安因雇工感到政策支持下農村出現貧富分化時，從樸素的鄉親意識升騰起幫扶貧弱的責任感，從“為利潤”的擴大再生產轉向“共同富裕”的集資置業，從“夸富會”到建學校，更凸顯路遙試圖用從“小家”到“大家”的情感聯結，給改革初期小生產者的發家致富安裝一個倫理道德的基座。

同理，盡管孫少平代表了對鄉土社會的背離，但路遙也始終強調家庭以及底層出身之于孫少平成長的意義。例如卷一25章寫到田曉霞對孫少平的知識啟蒙，當他在閱讀的精神滿足中感到階層的束縛時，父親孫玉厚突然找來，因少安去山西娶親，需要少平回家添一份勞力。正是這一次回村遭遇“搶水事件”，把孫少平從個人的精神熬煎轉移到與同村人休戚相關的命運上來。而少平為自食其力和供養妹妹上學成為一名攬工漢，更逐漸翻轉了最初與田曉霞之間被啟蒙者與啟蒙者的關系。田曉霞原本認為世俗生活必然拖累精神追求，孫少平卻反過來“教導”了她，“他們既不鄙視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他們自己對生活的認識達到更深的層次”。孫少平“苦難哲學”的核心是勞動，就像孫少安的“勞動”致富，并非僅僅是物質匱乏中的勵志或隱忍，也不是核算勞動報酬后對人的定價，而是通過勞動去過“具體的生活”，去體認蕓蕓眾生雖平凡卻偉大的努力，再從中確證自己的尊嚴感與自豪感。當孫少平對妹妹說出“永遠不要鄙夷我們的出身”時，《平凡的世界》完全扭轉了高加林證明自我價值的方式。高加林的世界要么是他的負累，要么是有待征服的領地，孫少平則不再將占據這世界中的某一個位置作為人生唯一的目標，而是不斷在世界的游歷中讓自己通往生命的未知與可能。

《平凡的世界》仍在“尋找羅曼蒂克”，但相較最初從《人生》“后退”的努力，一方面，路遙更著眼于細致描繪社會轉型過程中情感結構的變化，從中汲取有助于建設理想社會的文化資源，如傳統鄉土社會重家庭、人情的禮俗規范，強調集體主義與平等訴求的革命倫理，以及尊重個人權利與日常生活價值的新時期意識。另一方面，路遙更自覺地把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放到一個可轉化的位置上去，看他們如何能在對他人、對人與人關系的認識反思中，不被一時一地的經驗、情緒所困。

例如，當少平到詩人賈冰家去，賈冰的愛人“看來相當不歡迎他這個不速之客，少平并不因此就對賈冰的愛人產生壞看法。他估計這家人已經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這樣來黃原謀生的親戚和老鄉，天長日久，自然會生出點厭煩的情緒來”。再如，《人生》中寫到高加林的幾次改裝都是對其身份意識的表達，《平凡的世界》中也寫到“換裝”，卻是為了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體貼。潤葉特意換了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制服罩衣，因為“她知道少安沒有一身像樣的衣服，她的衣服要叫他看起來不拘束才行”。少平去找金波前“先收拾和‘化妝’一番”，不想自己攬工漢的“破爛行裝‘驚嚇’了他的朋友”，而當他見到金波一身工裝、弄亂頭發，立刻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目前的真實處境是什么樣子，因此，為不刺激他，才故意換上這身薄衣服，顯得和他處在一種同等的地位”。

《平凡的世界》中有許多類似“將心比心”的細節描寫，使得人與人之間有可能超越物質差別、階層隔閡，在思想、情感上彼此尊重、達成平等。如果說高加林的敏感，體現在他始終沉浸在自己委屈、憤怒、痛苦、喜悅等多種情緒交織的風暴之中，那么孫少平等形象同樣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則常常是“由己及人”，因而能夠更加辯證地去把握現實中所遭遇的不理想狀態，以互相支撐而非競爭、沖突的方式尋求對現實制約的突破。

正是人與人之間互通的普遍情感，成就了《平凡的世界》里那些格外動人的段落。如卷一第九章，孫玉亭為完成批判會的任務，把憨老漢田二拉來。即使是孫玉亭這樣有點自私、做出不少荒唐事的人物，路遙也耐心、細密地去寫他的心理活動，寫人與人之間自然而發的同情。當孫玉亭看到田二父子與自己一樣冷得索索發抖，“一種對別人或者也許是對自己的憐憫，使得孫玉亭心中泛起了一股苦澀的味道。他遲疑了一下，走過去對這父子倆說：‘快走吧！’”“三個穿破爛棉衣的人一塊相跟著，回田家圪嶗去了……”這種普遍情感并不全然來自路遙對人性的美好期待。如同少安結婚時，孫玉亭不忘請侄兒夫婦到家里吃頓飯，連少安都禁不住感慨，“以為二爸只熱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還記得這個鄉規”。路遙始終不忘在人心中寫歷史，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同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層累，也就能成為人心轉變與重構的現實依據。

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遙由對高加林命運的疑慮，構筑起了讓羅曼蒂克精神落地的方案。若以后見之明來看，無論是對勞動者尊嚴的確證，還是對現代知識教育的肯定，時代發展中的困境都越來越溢出路遙的樂觀信念。如果說潘石屹們還曾經以“勵志型”讀法從《平凡的世界》中獲取精神力量，依靠個人奮斗改變命運，那么當讀者越來越感到小說中“理想的世界”“純真的人”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距離，當讀者越來越難以被苦難的崇高美學所感染時，對于路遙提出的“尋找羅曼蒂克”的功課，時代的確在召喚新的答卷。

而當有讀者認為《平凡的世界》只是“鳳凰男精神指南”時，又令人震驚這種讀法背后對社會問題和人的雙重簡化，讓人感慨究竟是路遙的作品“過時”了，還是我們不再相信世俗生活中的任何理想主義追求？

文學是否還能夠重筑我們透視現實的眼光，照見“人”的可能？畢竟這曾是路遙對文學的信念。寫出普通人的道路，也就是在寫理想中世界的創生之路。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