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為救亡圖存，以語文運動的形式開展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反圍剿”斗爭。這一年一浪高似一浪的語文運動中，最為人矚目的當屬大眾語運動。1930年代初左翼文化陣營開展“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周揚、瞿秋白、茅盾和陳望道等人已經開始論及語言形式問題。到1934年，由于復古風起，提倡文言復興、反對白話文的論調甚囂塵上，由此討論的方向也自然轉向并聚焦于語言問題。

在左聯領導下，陳望道、胡愈之、葉紹鈞、陳子展、夏丏尊等十二位滬上知名文士發起保衛白話文的運動。他們商定采用“大眾語”名稱，以《申報·自由談》等為陣地發表系列文章。第一篇陳子展的《文言—白話—大眾語》（6月18日）推出了“大眾語”的概念：大眾語是“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第二篇陳望道的《關于大眾語文學的建設》（6月19日）對概念作進一步完善，指出“寫也一定要顧到”，大眾語要讓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乎，看得明白”。第三篇胡愈之《關于大眾語文》（6月23日）進一步在內容層面予以充實：大眾語應該“代表大眾意識”。至此，大眾語成功引起公眾關注，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于是在1934年的盛夏溽暑中，各界讀者圍繞著大眾語和文言、白話的關系，如何建設大眾語及大眾語文學等問題展開討論。隨著討論的深入，“普通話”之名也被多次點出，對大眾語中“大眾”的理解也逐漸接近其中的“普通”。可以說，大眾語為解放后普通話標準的制定奠下了學理的基礎。

幾乎同時登場的還有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漢字難學、難寫是當時的共識，為快速掃除文盲、普及文化，瞿秋白、吳玉章等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創制了拉丁化新文字，并在旅俄工人中小范圍推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大眾語運動促進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國內的研究和推行。《中華日報·動向》先后發表張庚《大眾語的記錄問題》（6月24日）、葉籟士《大眾語·土語·拉丁化》（7月10日）等文介紹拉丁化新文字。可喜的是，拉丁化新文字得到魯迅先生的關注和支持。他連續發表了《答曹聚仁先生信》（8月2日）、《門外文談》（8月16日前后）、《漢字和拉丁化》（8月23日）、《中國語文的新生》（9月4日）、《關于新文字》（12月9日），熱情予以推薦。他說：“和提倡文言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

這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研究和推廣團體紛紛成立，為不同方言“量身定制”的新文字紛紛出臺。可以說，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為1958年頒行的《漢語拼音方案》積累了經驗，作了必要的準備。

這一年興起的手頭字運動也值得一書。在《太白》1934年的創刊號上，胡愈之刊文提倡用別字和詞兒連寫的辦法來寫文章，作為從方塊字到拉丁字的過渡階段。為了實踐他的觀點，文章從題目（“怎羊打到方塊字”）、署名（“胡芋之”）到正文充滿了別字，引起了廣泛爭議。陳望道等也認識到拼音文字不可能立即取代漢字作為大眾語的記錄工具。他們把眼光投向民間流行的“手頭字”，即“民眾手頭書寫的字體”。因為這些字“手頭上大家都這么寫，可是書本上并不這么印”，所以如果能用到印刷上去，使得文字易識、易寫，則更能夠惠及大眾。1935年春，陳望道聯合豐子愷、葉圣陶、郭沫若、胡愈之等各界人士二百余人以及太白、世界知識社、讀書生活社、文學社、新生活周刊社、現代雜志社等15個雜志社發表《推行手頭字緣起》及《手頭字第一期字匯》（收字300個）。《論語》《太白》《譯文》等刊物率先響應，采用手頭字印刷。推行手頭字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次重要的簡化漢字運動。手頭字促進了1935年《第一批簡體字表》的頒行，大部分為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采用。

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語文運動的本意，就是通過運動的方式將語言長期積累的變化釋放出來，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語境。九十年前的部分主張今天看來也許過于激進，不合時宜，但正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如陳望道所說：“我們要保白話文，如果從正面來保是保不住的，必須也來反對白話文，就是嫌白話文還不夠白。他們從右的方面反，我們從左的方面反，這是一種策略。只有我們也去攻白話文，這樣他們自然就會來保白話文了。”文化思想領域是沒有硝煙的戰場。有時只有通過這種貌似激進的策略，下一番猛藥，庶幾才能推動語文的一點點進步，促進思想的解放。大眾語運動促進了普通話的誕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催生了漢語拼音方案的誕生，手頭字運動使得簡化字的概念深入人心。1934年可稱得上是“語文運動年”，它是中國語文現代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值得紀念。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