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牛漢

牛漢自畫像

一

一九五一年，對詩人牛漢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間，他出版了自己人生中最早的三部詩集。而這三本詩集，或直接，或間接，與胡風有關系。

第一部是《彩色的生活》，本年一月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第二部是《祖國》，由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一月十日出版，印數三千，售價五千元（當時幣制）。此書是作為“現實詩叢”第一集第一種面世的（從該書封底目錄可知，第一集另有徐放《野狼灣》、賀敬之《笑》、賀祥麟《再見了，美國！》三種。后又增加了公木《哈嘍，胡子！》等八種同列在第一集中，最后一種為魯煤《撲火者》）。倘從嚴格意義上以面世先后為序論，此兩種詩集出版究竟孰前孰后，還真不好說。但《彩色的生活》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即由胡風編成，列入“七月詩叢”第二集，且已打好了紙型。后因時局變化胡風遵“命”赴香港，致使此書出版延宕，直到玄黃底定的一九五一年才得以正式與讀者見面。

牛漢在本年出版的第三部詩集是《在祖國的面前》，在這一年的十月，由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這本詩集很薄，有著那個時代詩集出版的通常形態，頁數（包括后記）總計才八十三頁。篇章不多，僅僅十六首詩即構成了詩集的全部。內容題材全部是表現抗美援朝的，因此有著極其鮮明的時代特色，也符合當時的革命詩歌主動且積極配合政治形勢上的短、平、快特點。這本詩集雖然并不是最早反映抗美援朝題材的詩集，但以時間軸看，也應該是最早一批的主題詩集。如，比此書出版更早、同樣作為抗美援朝主題，胡風在本年一月即在天下出版社的前身天下出版公司出版了《為了朝鮮，為了人類》詩集。同年七月，胡風詩集在已改為天下出版社的出版機構出版了第二版。一九五三年八月，同名詩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這次的印數是兩萬冊。

在一九五一年，牛漢應該算是詩壇的新人。一年里連續出版了三本詩集，也贏得了文藝界的關注。在第一、二部詩集出版的時候，他尚在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具體工作崗位是做副校長兼任研究部主任成仿吾的學術秘書（但他自己認為應該是作為華北大學保衛組成員派去的）。據牛漢晚年口述回憶，當時大約因為他政治底色的清晰和被視為立場最堅定的黨員，有一個“核心組織”想要吸收他加入。他猶豫再三并含蓄（因需保密）征求了成仿吾的意見后，還是以自己“個性強、浮躁、沖動”以及“還是想搞創作，可以更好地為黨工作”婉拒了。他事后想想，這也許是一個改變自己命運的關鍵節點。假若當初不拒絕，尚不知他此后是否仍會因歷史悍強的慣性無端被卷入“胡風集團”的泥淖。然而，歷史從來沒有建立在時間之河倒流上的假若！

很快，抗美援朝事起，牛漢積極報名要求加入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投入戰斗。被批準后，一九五零年十月，他前往沈陽報到。但人民大學來的一眾人等，都被分配到志愿軍司令部門，他被分到東北空軍直屬政治部文化部的《空軍衛士報》，旋被調往東北空軍直屬部隊文化學校做教務主任。他自述：“1951年底整黨（小整風），讓我擔任東北空軍直屬政治部黨委文教委員兼文教辦公室主任，主管學校、文工團，提為團級，穿軍呢服。”第三部詩集出版后，一時好評很多，但也有例外，好友阿垅是其一。牛漢回憶：“我在部隊出了書，寄給他（阿垅）。我的一本詩集《在祖國的面前》，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間寫的，請他指教。他不像別的人那樣只贊揚、肯定，有批評。說得很誠懇，說結構不完美。”

牛漢自己對于這本詩集，在晚年自述中回憶極少。但從當年與胡風來往書信中，倒很是留下了一些痕跡。在信的抬頭，牛漢對胡風的稱呼從“胡風先生”“胡風同志”一直到“胡風兄”“胡兄”與“風兄”，兩人關系在師友間，對胡，他是很尊重且信任的。

雖然牛漢本人沒有直接的文字證實，但從現存的牛致胡的信札中，可以肯定這本詩集中的全部或大多數，都曾在寫成后寄給胡風看過。鑒于胡風與天下出版社的老板葛一虹的熟識程度，即便詩集的編者另有其人，但胡向葛舉薦或助力，應該也是大概率的。

十月二十三日，牛漢從沈陽有致胡風信。此前因胡風赴西南下鄉參加土改有五個月的不通音信，牛漢在信中寫道：“……這期間，愛你的人，是更懷念你，感到見不到你的寂悶；討厭你的人,是希望你永遠沉默下去……真誠的人，是永遠有人思念著的。我在這期間，證實了這句格言。”又：“《在祖國的面前》也許日內即可出版，看過后，給我好好地寫來些意見，只有你能擊中我的要害。因為你最理解我。”

此信還披露詩集原擬刊胡風的一篇代序，但不知何故未被出版方同意。此書最后有一篇署名為“紀初陽”寫于六月二十日《付排小記》，也是通過信中內容的披露，可以得知“紀初陽”即為此詩集的編者徐放。徐放《付排小記》中說：“我很喜悅我能夠為作者把這些小詩集攏成冊，雖然，這些小詩比起抗美援朝這一莊嚴偉大的斗爭，還只不過是一脈世紀的血流與一首雄壯的戰歌的音波而已；但是，作者使我感到了他對于生活和工作的真誠，以及對于黨、祖國和人民的深厚的愛情。”

徐放是牛漢的朋友，也是詩人，時在人民日報社編“人民文藝”星期專刊。他與嚴辰共同主編了《現實詩叢》，因此，他也當然是牛漢《祖國》詩集的編者。據徐撰文披露，在每一種詩集封面醒目印著的“現實主義”手寫體即為胡風所寫。在《祖國》出版前，牛漢也曾希望徐放將詩集的出版大樣送給胡風一看，并敦請其費心修改一番。

《在祖國的面前》出版后，牛漢對詩集的印刷很是不滿，他在十一月給胡風的信中甚至連帶也吐槽了一下出版方的老板，信中說：“印得太簡陋了，紙質太壞。心里挺悶。我是一個十分愛美的人。老板一定會賺錢。”一個詩人愛惜自己的作品，本無可厚非。但只要看看同期出版的“大眾文藝叢書”其他種書籍的設計與印刷，相信他會認同出版風格的一致也是一種風格，天下出版社應該沒有厚此薄彼。當然，牛漢也知道，詩集最關鍵的還是在于其中的詩篇。他在自己的床上翻閱了幾十遍后，確認其中的詩作比前一個詩集《祖國》要好些，內心才釋然了一些。他自我評價：“這個詩集，我總感到還不夠很熱，很壯實。頭一篇，我就感到太輕薄了。后面的幾首，《想念》《我會回來》《前進的時候》，我比較喜歡。《塔》我修改了一點，但還不滿足。”

牛漢熱忱盼望胡風能對他的詩歌做些批評，因此，在致胡風數封信中，牛漢都提出了這個愿望，但胡風或是需要斟酌,或是只是忙碌，應該是沒有立即對此請求做出回應。在數十年后河清海晏后，對自己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這三本詩集，牛漢又是如何自省的呢？一九八三年，他在給梅志（胡風夫人）的信中說：“……我盡量寫得深些，因為五十年代那些詩歌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指我的那些詩），心里一直內疚。胡先生解放初曾多次向我提醒！”可見，胡風當年對牛漢的請求，是有過回復的。

牛漢和朋友們（前排左起：魯藜、曾卓，后排左起：徐放、杜谷、牛漢、冀汸、綠原、路翎。1985年1月，北京）

二

牛漢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這三種詩集，我有其一，即《在祖國的面前》，書得自網絡。以書上舊印尋跡，可知此本原是“云南軍區政治部圖書館”的藏書，品相尚好。從書后的借書登記表頁可得知，自入藏圖書館，此書總共只有三次的借閱記錄。這本蓋有“部隊圖書，不得外傳”藍印的詩集，在一九五五年“胡風案”風起后，自然被徹底打入冷宮。從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有關部門發布的相關文件可以獲知，牛漢出版的四部詩集（除了一九五一年所出三部外，另有一九五四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愛與歌》），都在“應停售和停版”的書籍目錄中。已在圖書館中的存書，則“一律不得公開借閱”。

詩集《在祖國的面前》一九五一年十月由天下出版社正式出版，被收入該社“大眾文藝叢書”，印數五千，書價為舊幣制的三千八百元。這個印數，固然不算多，但也決計不算少的。天下出版社由原在上海的天下圖書公司轉制而來，所出版的“大眾文藝叢書”涵蓋了諸多來自解放區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國的初年影響應該是不小的。天下圖書公司搬遷到北京后，改名天下出版社，社址曾先后在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和草場胡同二十七號，負責人葛一虹。這個私營的出版社，后在一九五三年底被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除葛一虹妻子陸一旭（黨員，被調任某女中校長）外，出版社其他十一人全部加入了人文社。

合并的原因可以從當年出版總署關于兩社合并情況向有關部門的報告覷見一二，報告稱：“三反運動以后，私營天下出版社負責人葛一虹表示，因資金周轉不靈，要求歇業；但從另一方面了解，主要原因是葛不愿意繼續有資本家的名義。為了保證出版力量，我署意見，可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并，以加強后者的力量。馮雪峰、葛一虹表示同意。從（1953年）7月中旬起，即進行這一合并工作。9月間，我署知道文化部電影局有成立電影出版社的意思，又提出擬用‘天下’人力，由電影局成立電影出版社，后因條件談不妥（電影局要求只出電影書，葛還要出戲劇書），葛一虹表示不愿意去作，作罷；仍與文學合并。”兩社合并的來龍去脈在此基本說清，且可看到出版總署對這個私營出版機構的耐心。

牛漢在信中私下向胡風吐槽“一定會賺錢的”天下出版社老板即是葛一虹。葛是老資格的話劇人，曾在一九三零年代初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也還是在出版總署的報告中得知，天下出版社遷到北京后，曾有兩處房屋，一處讓售給了人文社，一處仍留自用。馬未都與葛的兒子熟稔，曾在自己的書中為葛一虹速寫，文中提及：“葛小剛家原來在北京火車站的胡同口，一九四九年剛進城時他爸花七根金條買的獨門獨院，蓋國際飯店時被強行置換了一些樓房，老宅子便不復存在。”此說不遑考證，如確，“會賺錢”之說也大抵不虛。另有胡風回憶錄亦可旁證，述及一九四六年時的上海：“葛一虹自費頂了一層樓房，約有三、四間吧，有很大的客廳，還有大衛生間，很氣派。二、三十人開會沒問題。”

在兩個出版社合并之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抗美援朝結束牛漢退伍回京，他不愿意回人民大學，遂應馮雪峰之招，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

牛漢與胡風的關系，終于在一九五五年招禍。五月十三日，牛漢從報紙上看到了舒蕪署名的《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和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次日，牛漢被正式拘捕。五月二十四日，報紙上發表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其中就節選了胡風致牛漢兩封信中的語句。

據牛漢自述：被關押后，需“繼續交待問題，寫全面的自傳”，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始被釋放。一九五七年五月，被公安部通知可以回家了，“以后由派出所管”。同年八月，其原單位開黨支部會議，會上通知本人，說“經中央審查，歷史清楚，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回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一九五八年二月，牛漢恢復上班。但其身份，應該仍是“分子”。據同在人文社亦是“胡風分子”的綠原回憶，一九六五年人文社為牛漢、綠原兩人摘掉了“胡風分子”的帽子。比起之前的境遇，此時已算是有相對平靜生活的好景，但如此好景并不長，之后就是“史無前例”的大運動洶涌而來。糾纏、逶迤至“五七干校時期”，大約所有人都概莫能外的同一命運了。

牛漢（后中）和朋友們為胡風（前中）慶賀八十壽辰（1982年，北京）

三

文化部系統的五七干校，就在以后被眾多文化人紛紛回憶的湖北咸寧向陽湖。在牛漢的回憶中，在“干校”有兩件事他覺得頗可“自豪”：一是自己干體力活從不含糊，二是從未寫過任何的“大字報”。他說，他對“干校”的感受，與同在咸寧“干校”的臧克家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在向陽湖，“倒霉”了的郭小川認識了牛漢，并主動道歉自己曾在一九五五年為并不相識的“胡風分子”牛漢寫過一首《某機關有這樣一位青年》的諷刺詩，此詩被收入次年出版的《投入火熱的斗爭》詩集。但郭小川的道歉，并沒有馬上得到牛漢的回應，他說自己當時“很謹慎”。關于“干校”歲月，牛漢曾寫過一組《關于向陽湖的札記》，其中一節題為《那些年》，大抵可作為“很謹慎”的注解：那些年我沒有記過一天日記沒有郵過一封信沒有被人握過手， 沒有叩過誰家的門……

雨過天霽，牛漢晚年回憶起胡風，說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尊胡風為先生。他在初二最早讀到的兩本新詩詩集，一是胡風的《野花與箭》，另一是田間的《呈在大風砂里奔走的岡衛們》，時在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際。與胡認識后，他的稱呼是“胡先生”。牛漢說：“這個先生的稱謂和它的內涵，不是幾十年來已被異化了的那個表示人與人之間嚴酷距離的符號，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先生。”

在這篇題為《對胡風先生形象的一些理解》的文章中，談及胡風對他的影響及形象，他說：“胡風，在中國（不僅限于文藝界），是一個大的形象，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現象。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間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夢，大詩，大悲劇。他給我最初的感應近似一個遠景，一個壯麗的引人歌唱的夢境……”無疑，牛漢的觀點是鮮明的、詩意的。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職業關系我訪問過一眾文化老人，但與牛漢先生始終緣慳一面。但回想起來真要細究的話，與他也算是見過一面的。我翻查了早年的日記，得到了準確的時間。時間：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地點：北京的政協禮堂；事由：“端午詩會”。主辦方在日記中失記，但想來應該是“詩刊”雜志社。我與同事小查（海子）都收到了請柬，那天便一同從學院路四十一號坐公交車前往。“詩會”結束之后，遠遠看到了起身準備離場的牛漢。他個子很高，望之巍然，在那個嘈雜場景中頗有些鶴立之姿。當時因他主持的《中國》雜志所發詩歌，頗合青年愛詩人的口味，故我與小查想趨前請益。但才走近幾步，就發現他已被眾人團團圍住。既如此，我與小查相視一笑，便默契地止步、并反身離開。近四十年前的微末小事，記在此處，既是對詩人牛漢，也是對一九八零年代詩歌背影的再一次遙望，同時，也是對亡故多年的詩人海子的一種緬懷。

牛漢在年輕時說過：“中國需要詩，好詩，真正的詩，不只是需要一行，需要幾百萬行。”晚年，他在自述中曾說：“我從不喝酒，從不抽煙，幾十年來，只嘆氣，嘆氣真舒服！我年輕時愛唱歌，后來不唱了。嘆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在另一處文字他有相似表述：“有時我喜歡嘆氣；但這種嘆氣是很痛快的，跟唱歌相似。所謂‘慨嘆不已’吧，非常任性、深情的大聲慨嘆。”

在牛漢所著的一本書扉頁上，醒目地印著一行字，相信大概率是作者授意所加。查了一下出處，句子出自牛漢一九九六年在日本第十六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式上的一個發言。那行字是：

“謝天謝地，謝謝我的骨頭，謝謝我的詩”。

2024年10月20日七章園

牛漢在白洋淀（1994年，劃船者為詩人芒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