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歌舞，被譽為“中華戰舞”或“中華街舞”。冠以“中華”的定語，“英歌”就從一個地域專屬、特征鮮明的民俗傳統，成為代表中華文化中某一類型民間藝術的大IP。從“英歌舞”到舞劇《英歌》，廣州歌舞劇院以敏銳的創作感知，將“英歌”這個或許為很多人所關注的題材“據為己有”。然而，選材容易成品難，有鮮明舞蹈特征的英歌，如何在一部舞劇當中戲劇化地呈現，藝術總監史前進、總編導錢鑫與王思思等主創，突破了以往類似題材創作的慣性思維，跳出舒適區，在創作帶來的痛苦中“破繭”，實現了舞劇創作的時代創新。

兒子、父親和母親，是舞劇《英歌》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春節，闔家團圓的時刻，母親照例將一碗牛肉丸，盛放在餐桌旁一個空座前，那是兒子從未見過面的父親的位置。自幼父愛缺席的委屈，終于讓兒子爆發，與母親發生激烈爭執。悲傷的母親拿出當年父親留下的英歌槌以及遠從南洋寄來的幾封“僑批”。回憶的閘門逐漸打開，兒子漸漸明白了父親當年離家的大義選擇，也終于放下了心中對父親的怨懟……整個故事簡單易懂，這正是舞劇創作所需要的。當然，簡單的故事如何通過舞蹈藝術實現豐富的表達，考驗的是編導對題材內涵、敘事方式、舞蹈語匯的綜合掌控。

舞劇《英歌》是廣州歌舞劇院關于廣東傳統文化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此前兩部是由同一主創團隊創作的頗受好評的舞劇《醒·獅》與《龍·舟》。然而，與前兩部采取現實敘事的創作思路截然不同，《英歌》為心理敘事，將戲劇主場交給兒子的心理時空，并充分發揮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力，讓兒子不僅了解了父親當年為何離家，以及離家后做了什么，同時，讓兒子置身于其中，“成為”父親經歷的一部分。虛實間，在兒子的心理世界中，父子間沒有了時空的隔膜，兒子對父親的誤解逐漸化解，曾經受傷的心也得以療愈。作品讓戲劇在人物的心理時空中發生，極大地拓寬了戲劇表現的路徑，同時，“英歌”的本體也能最大程度地進入具體的戲劇行為中，不再局限于現實的真實，并將所有的不可能變為可能。

象征和暗喻，是本劇戲劇敘述的重要手法。木雕是廣東潮汕建筑當中最重要的特征元素，木雕的人物形象往往和傳說中的神明、英雄有關。劇中有一段專門的木雕舞，以矩形門框作為表演空間和支點，身著土金色調服裝的“木雕”們，倚門懸梁姿態各異、造型逼真、動靜相宜。兒子與父親在這些“木雕”間逡巡穿梭，以舞“對話”，父親似乎在給兒子述說著什么。這段可以看作是由兒子腦補出來的與父親在一起的親子時光，表現了兒子對于童年時期缺失的父愛的渴望；而通過父與子對古老木雕的欣賞，似乎又在告訴我們，中華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就是如此代代相傳下來的。

承載木雕的門框拆分開來是三組。當父親與妊娠中的妻子告別時，三組門框在舞臺上斜向分別側立，夫妻二人在其間穿梭，暗示紅塵世界三重門的幾多坎坷。樂池也可以升降，升起時，帶來的是戰無不勝的勇士，如“天兵天將”突然下凡；降落時，帶走的是禍害人間的邪惡，如滌瑕蕩垢般毫不留情。劇中的“英歌槌”則被編導賦予了原本功用之外的更多寓意，比如不止一次出現人物將英歌槌用雙手握住舉過頭頂、仿佛敬香膜拜的姿態，或可理解為對先輩英雄及文化傳統的致敬。

母親房間的鏡子里時常會出現父親的身影。這面鏡子是專屬于母親的時光機，她能在其中看到曾經的幸福與離別的悲傷、經年的思念。幾段和鏡子有關的舞編得也極有特點，特別是通過特殊手段處理過的鏡面，讓父親恍惚的身影時常出現在鏡子和母親的眼中，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凄愴而悲涼。特別是那場主視覺為圓圈的笸籮舞中，笸籮的反面也是鏡子，所謂“破鏡重圓”，這面圓鏡又成為母親期盼團圓的心理投射。戰斗場景則都由全副武裝的“英歌”隊伍完成。這些當然是兒子的想象。那些英姿威武的戰士，腰插護背旗，頭頂雁翅翎，加之整齊劃一、錯落有致、剛毅律動的舞蹈，足以立刻調動觀者情緒，令人血脈僨張。扮演邪惡勢力的白衣人，是編導從英歌舞本身祛祟避邪功能生發出的聯想，是“英歌”對立面具象化的呈現。他們一水兒的白色裝扮，其陰鷙的舞蹈語匯，不僅調劑了整部劇的視覺色彩，同時也極大豐富了作品的戲劇情緒。劇中出現的鐵枝木偶，同樣是潮汕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劇中的人、偶共舞，也可以看成是兒子在心理時空當中的夢境，亦即“夢中之夢”，在木偶表演、人物舞蹈的同時，通過光影的有機運用，更加延展了觀眾視域。那只活潑、善良、溫柔的藍色麒麟，顯然是兒子與父親得以神交的重要媒介，在富有神性的麒麟引領之下，兒子一步步接近曾經的真相，而那只惟妙惟肖、活靈活現、萌態十足且讓人忍不住想要上前與之親近的麒麟，是由兩位青年演員聯合飾演，整場演出中，他們為藝術甘愿隱身，可欽可敬。

舞劇的本質是以舞蹈演繹戲劇，錢鑫與王思思的創作突出的優點，也正在于他們充分尊重和把握了這一本質。事實上，在二人合作的所有舞劇作品中，舞蹈與戲劇的融合、平衡都做得不錯，而在舞劇《英歌》中，他們則抵達了極富當代審美融合表達的新高度。

首先，“英歌”作為主導戲劇情節發展、人物情感進階的核心驅動力，由外而內、由想象到現實，傳統英歌的文化意蘊得到了全面、深刻的挖掘與表現，最終，經過編導的“存故納新”、精心編排，呈現在舞臺上的“英歌”，既凸顯了民間英歌剛勁拙樸、熱烈張揚的特征，又將傳統戲曲、民族舞蹈、現代舞蹈的表演程式有機地、戲劇化地融入，帶給觀眾以視覺沖擊力，實現了藝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能“反哺”生活的目的。

其次，該劇的舞蹈編排和表現立于根本又不拘一格。獨舞、雙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均是為戲而舞、與戲相融，卻又不失獨立呈現的可能。核心在于，處處皆是富有動感和舞蹈技藝的舞之表演，而非場面或生活動作的靜態造型。全體演員的表現都令人稱道，幾位主演的技藝、技能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展示。

第三，該劇的音樂表現也令人耳目一新。以英歌為題材的音樂創作并未囿于純民族化的表達，而是將民族的、交響的、現代的音樂表現方式交相融匯。特別是人聲的融入，女聲無詞吟唱表現的是夫妻思念的情愫；以潮汕語演唱的極富律動和節奏的說唱，深刻強化著以英歌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威武不屈的精神品格。簡潔、有效、開合自如且處處有傳統文化內涵的舞美，融氛圍感、色彩性于一體的燈光，以及精致典雅又不失傳統質樸的服裝造型等，都成為準確表達戲劇情境與內涵的重要依托。

舞劇《英歌》既富有神秘、雅致的意蘊，同時又不乏煙火人間的趣味與浪漫。舞臺藝術是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光大的重要平臺，然而，如何傳承，如何光大，并不是將現實生活照搬于舞臺那么簡單。該劇的藝術成就，在于找到了一條將傳統民俗文化與當代審美融合的路徑，并在突破、創新中取得了成功，在中國當代舞劇的歷史上留下了極富價值的一筆。

（作者系上海歌劇院藝術創作部主任、《歌劇》雜志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