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與汪兆騫先生結識已不知不覺將近十年。幾乎每隔一年半載，都能收到他的一本新書，效率之高，題材跨度之廣，創作精力之盛，令人每每暗自嘆服。筆耕不輟，是對一個寫作者之勤勉的褒獎詞，而對年逾八旬的汪老來說，卻實實在在是退休二十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民國清流》七卷本、《文學即人學》《啟幕：中國當代文學與文人》等大河群像式作品之后，這兩年，他的目光漸從群體轉向歷史中個體命運的細部探微，接連寫出了《李叔同傳：從風華才子到云水高僧》和《紅豆遺夢：柳如是小傳》。恰在此二書寫作出版的間隙，我曾去拜訪汪老，那時他便提到未來有“寫寫梁啟超”的計劃，沒想到（或者說果然）不出一兩年，這部《梁啟超在飲冰室》就以成書的形式出現在眼前。超一流的執行力和毅力真是不由人不敬佩。

從李叔同到柳如是，汪老從浩瀚歷史中擇一二個體人物為之作傳，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及傳奇性，按他自己所述，總還有些私人的緣由，或緣分。追溯起來，寫梁啟超亦是如此。以前就曾聽他約略說過童年在津門的往事，汪家老宅就在天津舊意租界馬可波羅廣場之東，離梁啟超的飲冰室很近。此番讀過書跋，才知其中有更深的人事淵源：那時梁啟超的遺孀（即其第二位夫人）王桂荃還健在，就住在飲冰室故居，每到逢年過節，幼年汪兆騫都會被祖父領著去給這位“王奶奶”拜年，有一次還遇到梁啟超三女兒梁思懿。稍長些他才知道，王奶奶不僅慈祥，內里更兼深明大義，她在與兒女們協商后，將梁任公留下的珍貴手稿全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后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汪兆騫祖父一生推崇梁啟超，受祖父影響，他也從少年時讀梁氏文，更與其故居“為鄰”，這讓梁啟超這三個字對他而言，是遠比課本政治歷史人物更為親切的存在。歷史總是因與現實相系而有溫度。

因而也不難理解，汪老此書，何以起于飲冰室，終于飲冰室。飲冰室，與一般文人起字號的邏輯相反，乃是先有名號后有空間實體——“飲冰室主人”梁啟超1912年自海外流亡歸國后，在天津意租界買地，前后自行設計建造住宅與書齋“飲冰室”，在這里生活直至1929年逝世，可以說是一部梁啟超的后半生。世人皆知梁啟超，然而大多數人“知”的主要是其前半生，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中國慘痛近代史中一次奮起改良的嘗試，一場注定無力回天的失敗試驗。當維新黨們或被戮或逃亡后，近代史的目光漸從這些失敗者身上移開，聚焦到了更為激進的革命者們身上，后來者們的反復抗爭直至終于勝利，既映襯出先行者們的不易之功，同時也更加映襯出他們的“失敗”。很長時間以來，在近代史的敘事邏輯里，他們是被作為“錯誤”的悲情例證或“正確”的前史來講述的。

近些年來，隨著歷史敘述從一元向多元發展，梁啟超獲得了或者說恢復了他本應有的復雜性。他在紛繁歷史歧路中流質般的“善變”，及這種“善變”所折射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內外求索的迷茫與徘徊，為他拓展出巨大的闡釋與書寫空間。這些年不斷有來自不同世代作者的多版本多角度的梁啟超傳記及研究著作問世，梁啟超漸有“顯學”之勢，亦可以說是對其精神遺產的大規模的重識與重估。汪兆騫先生的《梁啟超在飲冰室》，截取其后半生涯，以事跡與信札交織的編年史寫法，向我們呈現了此一階段梁任公的生命形態。在這個時期，那個為人所熟知的政治的梁啟超逐漸向人們不太熟知的文化的、教育的梁啟超轉變，因而與其他全景式傳記作品相比起來，因告別了前半生易代之際的大風大浪與青壯年的慷慨悲歌，仿佛驟然顯得沉靜甚至瑣碎了許多，然而仔細讀去，海面下依舊綿延火山，無論如何選擇如何行路，一以貫之的依舊是“十年飲冰難涼熱血”。而也正是通過這個試圖遠離政治的梁啟超，方能更加理解那個政治的梁啟超。

梁啟超的轉變，經由外界抵達自身。百日維新后流亡海外十三載，讓梁啟超放眼世界、自我意識革新，曲曲折折地從保皇黨轉變為了共和派，中華民國成立后，袁世凱和張勛的兩次復辟倒行逆施，他都堅決參與了討逆護國的行動。這是梁啟超入飲冰室之初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兩個高潮——然而也幾乎是結束，是他起念遠離政治的開端。時代的晦暗重合個人認知的局限性，從青年到中年，他接連把希望寄托在錯誤的人身上，從光緒到袁世凱到段祺瑞，然后落空，繼而陷入失望。故而入飲冰室，頗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之意愿。只是，如他這樣興趣和熱情都無限的人，“小樓”又如何能束縛住他：他持續著述、講學，辦講學社邀請羅素和泰戈爾訪華，擔任清華四大導師之一，成立松坡圖書館，等等等等，為文化教育事業貢獻著成績，同他青年時一樣，依舊忙碌，依舊奔走，也依舊持續觀照、思索、議論著政治局勢。或可以說，他只是遠離了政治或說政權中心，卻依然孜孜實施著“自我的政治”，尤其是踐行著1902年以來的“新民說”理想。啟蒙開化、為中國培養適應世界潮流的“新民”，是梁啟超一直以來政治構想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其一生變動不居的政治理念中不變的內容。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親身的實踐者，一生在“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的不斷斗爭中更新著自己，縱然是有限度的。

梁啟超與乃師康有為，正是一組對照，也是書中令人印象頗深的一筆。梁啟超自青年起仰慕、追隨康有為，但康有為這個思想上的先行者漸卻泥古不化，后來師生二人在“保皇”還是“共和”的問題上漸行漸遠，直至在張勛復辟事件中，一是復辟鬧劇的策劃者，一是討逆軍的參謀，徹底成為對立的雙方。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學生與老師為敵，是大逆不道，康有為為此寫下“鴟鸮食母獍食父”“逢蒙彎弓專射羿”這樣的句子，既傷悲又可說狠毒。然而1927年康有為猝然逝世，身后蕭條，還欠著債，梁啟超不計前嫌匯錢助其成殮，并寫下情深意切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稱贊“吾師視中國如命”“吾師以孔子之道為己任”。這里面，中國讀書人尊師重道的傳統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梁啟超的認識和眼界，想必也深知一代人有其難以超越時代局限的道理。老師康有為如此，我們后來人看梁啟超當然也如此，但在時人所處時代里，能盡己之力努力超越上一代，超越“昨日之我”，最大程度地去克服局限，代代相歷，終是進步。

就以梁啟超自己來說，身為改良派，從辛亥到五四，他對“革命”的觀感始終是復雜的，但大勢不可逆，甚至連他的兒女后來也被感召而投身其中（三子梁思忠從西點畢業后任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在淞滬會戰中表現出色，不幸在前線因病早逝；三女梁思懿是燕京大學“一二·九”學生運動骨干，并影響動員四妹梁思寧加入新四軍，姐妹皆加入中國共產黨）。人們常常稱羨梁門九子女個個英杰，文理武人才兼備，而之所以能如此，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梁啟超能夠超越中國封建傳統的“嚴父”，不以父權強壓，而給孩子們自由自主的充分空間。兒女們各自奔其所向，即使后來與父親的研究方向甚或政治理念有異，但那種對萬事萬物的興趣、對公共社會的熱情和使命感是繼承乃父的，愛國、報國的血脈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分別是其二子梁思永、三女梁思懿、幼子梁思禮的120周年、110周年、100周年誕辰，梁思永是我國現代著名考古學家，梁思禮是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科院院士，都在各自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些子女們赴海外留學后都歸國報效，將畢生所學貢獻給祖國。

飲冰室對梁啟超而言，是生命的最后驛站，早初的激情在這里漸漸化作沉思，惟有熱血不涼。汪老寫梁啟超亦是如此，他用白描的筆法、大事記的結構，記述了梁任公晚年的生命狀態。盡管從祖父到他本人皆與飲冰室有緣，欽服梁氏之天縱健筆，卻依然照史據實寫之，沒有增添太多修飾與個人化的議論，只有每每在緊要處，補充幾筆恰到好處又公允的評價（如指出梁啟超對孫中山的偏見等），將傳記作者常常容易滿溢的“自我”隱藏在了傳主梁啟超的身影背后。隨著梁啟超的另一半人生在紙上顯現，我們也因之重新看見、認識了歷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