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剖析紅色經典文學作品與國家敘事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以史為鑒、把握當下、開創未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也是新時代文藝工作者必須肩負起的文化使命。

在羅廣斌誕辰100周年之際，本文以《紅巖》為例，探討新中國敘事的內在邏輯、時代特征與文化價值，為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提供借鑒。雖然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個人感受的產物，但只有那些匯聚了時代記憶的文學，才能夠成為經典。無論多么優秀的旁觀者，都不如躬身入局的人的感受真切。知行合一是中國共產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的優良傳統，老一輩革命家都是既拿筆又拿槍的戰士。理論戰線是如此，文藝戰線也是如此。作家參與生活的深度與廣度，直接影響了文學作品的張力和影響力。

長篇小說《紅巖》對當代中國的幾代讀者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毫無疑問，它也載入了當代中國精神的史冊。作品代表了一個時代對新中國歷史的敘說，構成了相對獨立、完整的思想和審美意識體系，反映了人們對新中國豐富多彩的藝術想象。

1961年12月，紅色經典長篇小說《紅巖》初版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迄今經過多次印刷，總銷量已超過1500萬冊，成為中國文學出版史上一個難以超越的出版奇跡。這背后有著深層的創作密碼。《紅巖》是一部經歷了三次升華的經典：由個人感受向時代記憶升華，由歷史事件向文學經典升華，由人文情懷向民族精神升華。

第一次升華是由個人感受向時代記憶升華。眾所周知，《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都曾被囚禁于重慶集中營，是1949年重慶“11·27”大屠殺的幸存者，那時羅廣斌25歲，楊益言24歲。當時還有一位參與者劉德彬也是渣滓洞大屠殺的幸存者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在共青團重慶市委的要求下，大力宣傳重慶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跡。三人以親身經歷的真實事件為素材進行演講，深受廣大聽眾歡迎。因此，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便決定將其在獄中與敵人英勇斗爭的切身經歷寫出來。1950年6月，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合作，在重慶《大眾文藝》發表了長篇報告文學《“中美合作所”回憶片斷：圣潔的血花——獻給九十七個永生的共產黨員》，產生了一定的反響。眾多讀者在來信中表示：熱切期盼能讀到更多的有關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斗爭的真實故事。故而，他們三人又撰寫發表了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可以說，他們所經歷的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和光輝歲月，是小說《紅巖》最重要的創作基石。他們作為親歷者，逐漸成為那個時代共同記憶的講述者。楊益言曾在1979年撰文說：“報刊編輯部曾多次要我們談談創作情況，我們都沒有照辦，這是因為第一，我們總覺得，正如許多同志知道的，嚴格說來，這部小說的真正作者不是我們，而是無數犧牲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里的無產階級戰士，是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寫出來的。我們只不過做了一點記錄整理工作。”

第二次升華是由歷史事件向文學經典升華。1956年，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到四川出差時，聽了幾位年輕人講的故事，感到非常好，就鼓勵他們把故事寫成小說。除了朱語今，還有四川省文聯兼作協主席沙汀、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張羽等也給出了很重要的意見，鼓勵作者們“為了烈士的囑托，完成一個幸存者、一個革命者應盡的義務，把筆拿起來，完成一部長篇小說”。

講述親歷的故事是一回事，寫成文學作品又是另一回事。羅廣斌、楊益言后來談到，他們在創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首先，從重新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的。通過學習，進一步明確認識到文藝作品來源于生活，但它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要把普通的生活變成作品，需要有一個再認識、再創作的過程，即是說，需要按照小說的需要，有一個集中、概括、典型化的過程。但我們一進入創作實踐，便被創作過程中的種種矛盾所淹沒。除了創作愿望和創作實踐之間總是覺得矛盾重重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具體的矛盾。

這個小說是著重寫獄中斗爭的，又是寫共產黨人在獄中斗爭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學的新課題，這不能不迫使我們從古今歷史、從國內外寫監獄斗爭的作品中去對比分析，尋找它的特殊性，以及怎樣在這一作品中去表現它。小說的背景是在解放戰爭年代，但不能脫離黨的整個斗爭而孤立地加以描寫，也即是說，在寫監獄內部黨的斗爭的同時，必須兼顧我們黨在獄外的整個斗爭。這一點，我們過去基本上就沒有想過，更缺少這方面的生活積累。同時，從作品典型化的需要出發，除了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之外，還必須補充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比如，對敵特的認識問題。我們在集中營里都和敵特斗爭過，解放以后在“鎮反”中也和敵特多次打過交道。我們仇恨敵人，見過不少敵人，但細細一想，便覺得并不真正理解敵人，要描寫他們，還得重新學習。

我們先后提審了一批在押特務，翻看了200多萬字的敵特檔案材料，特別是查看了一個老牌特務連續十多年的日記以后，才對敵特那一套思想感情、相互關系有了進一步地了解，才終于覺得可以寫他們了。又比如，我們發現寫共產黨人監獄斗爭的作品太少，可供我們參考的東西不多。

小說人物，特別是幾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孕育時間就更長。那些在生活中曾經給了我們強烈、深刻印象的人和事，在寫作中自然會強烈地影響我們，要求我們去表現。正因為這樣，可以說，這部小說是從當年重慶集中營激烈的敵我斗爭中開始孕育，在參加群眾的口頭宣傳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它的許多細節、語言、人物、故事，許多重大事件，都是從生活中來的，歷史上實有過的。但是，實際生活中的許多人和事，往往不那么集中，作為文藝作品來要求，則需要更集中更典型。小說《紅巖》，同樣不可免地經歷過這樣一個集中、補充、再創造的過程。比如小說著重描寫的英雄人物之一的江雪琴，是以英勇犧牲在“中美合作所”的江竹筠烈士作為生活原型塑造的。她在獄中的表現，曾經給了獄中戰友，包括我們以極深刻的教育。羅廣斌同志入黨，也是她介紹的。我們向青少年口頭宣傳時，曾經成百次地講過她。但是，一當我們把她當作小說人物江雪琴來塑造時，就總覺得缺少了什么，還需要集中、補充、豐富。江竹筠烈士的精神狀態以及她在刑訊、就義前后的細節、語言，我們都盡可能地移植到小說人物江雪琴身上去了，但還顯得單薄，于是，又給她增添了下鄉、獄中繡紅旗等情節，增添了她身邊的一批人物關系。在一些細節的描寫上，體現了被英雄人物感動了的作者和編輯經歷過的那個時代的英雄們的思維和情感。特別是在江姐上山時的感情變化的描寫中，作了必要的增補和發展。

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張羽建議作者補寫的重點是她在看到愛人彭松濤的頭顱和布告時的悲痛感情，以及見到雙槍老太婆后的感情交流，目的是突出她知道老彭犧牲后的感情激蕩，雙槍老太婆見到江姐后對戰友的負疚和關懷。在那個年代寫小說有個清規戒律：英雄是不能哭的。《紅巖》中卻讓雙槍老太婆坦直地說出：“在親人面前，你放聲痛哭一場吧。”她把千言萬語凝聚成有力的一句話：“剩下孤兒寡母，一樣鬧革命。”編輯建議加在她身上表達的感情，是編輯十年前訪問中央蘇區時，閩贛邊的革命老媽媽留下的不滅的印象，編輯深信也符合雙槍老太婆的感情。作者接受了編輯的意圖。這種從血的代價中萌發的階級情誼，通過她們的感情交流，也把讀者帶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形成了文學的典型形象。

第三次升華是從人文情懷向民族精神升華。盡管有了這么大的進步，而且廢棄的稿頁早已超過百萬字以上，但羅廣斌、楊益言總覺得結構不起來，感到缺少了什么，又說不出來。他們從這批稿頁中選留了30多萬字，作為初稿排印出來，送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和有關方面征求意見。老作家馬識途看了這本暫名為《禁錮的世界》的初稿說，作者“好像還是坐在渣滓洞集中營里寫的”。這個意見一針見血、十分中肯——馬識途、沙汀等老作家也多次主動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但是作者當時卻一點不知道究竟應該怎么辦才好。作者后來回憶：排印稿送走以后，實際上，我們早已弄得精疲力盡，不想再改下去了。從他們從講故事轉向文學創作，已經過去三年了。幾個月后，中國青年出版社熱情約作者到北京討論初稿。重慶市委安排他們去北京參觀十大建筑，開闊眼界。1960年夏，兩位作者終于成行。沒有想到，到北京以后，卻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時候，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在內部展出毛主席指揮解放戰爭的全部電報手稿。兩位作者一走進展覽館就立刻發現，小說里缺少的重要東西找到了：就是我們對解放戰爭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實，因而不敢放手描寫那個時期瞬息萬變、錯綜復雜的敵我斗爭。那么尖銳復雜、變幻無窮、規模空前的戰局，毛主席、黨中央了若指掌、指揮若定，這一下，羅廣斌、楊益言二人的心境頓覺豁然開朗，覺得小說中再復雜的斗爭也可以組織了。盡管當時展覽館嚴格規定不許拍照，不許抄錄，但羅廣斌、楊益言二人還是站在玻璃櫥窗前，把電報稿擇要背誦了下來，然后走到休息處，再默到自己的本子上。羅廣斌一再興奮地說“看見了這些電報手稿，就好像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在迷霧中突然看見了燈塔！”

1960年秋起，作者重新結構、從頭再寫時，就覺得順當得多，心里踏實多了。1960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當時他們看過的許多電報都收錄進了《毛選》。對作者們來說，是思想上一次大的解放，對這部小說主題、結構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確定闕道隆、王維玲、張羽等三位同志為這部小說的責任編輯。編輯看到這次稿以后認為，小說面貌大變，還有潛力可挖，要作者再到北京修改定稿。

至此，《紅巖》中所描寫的監獄斗爭就成為了當時整個解放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刻展示了解放戰爭時期各方面的情況，特別是這一時期黨的政策的發展變化。小說著力塑造了一個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在秘密監獄的特殊條件下，堅持斗爭的戰斗集體。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的黨，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長期革命斗爭，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一直沿著黨的正確路線，前仆后繼、不怕犧牲，敢于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并取得全國勝利的黨。這樣所有邏輯都貫通了，作品由人文情懷向民族精神升華，真實地再現了偉大的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紅巖精神。正如羅廣斌后來談創作思想時所一語道破的那樣：“材料多少，都是量的變化；而思想高低，才起了質的變化。”

除了作者的升華，出版社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出版社編輯必須支持作者的這些轉變，推動上述升華，這才是出版社的價值所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個重要的創舉，就是將個性化的創作與社會化生產緊密結合，把個人感受與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緊密結合，把廣大工人、農民、戰士等群眾作者隊伍與專業化的編輯出版隊伍緊密結合，在短時間內探索出一條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生產方式的新路。這些經驗是寶貴的，至今仍然有效。

一是站穩創作立場，這直接決定了情感的基礎。決戰時刻，是生死考驗，眼看著戰友們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倒下去，他們最后告別時的一個眼色、一句囑咐，都給活著的人留下特殊的、終生難忘的印象。這一切，現在都要由活下來的人單獨承擔回憶和描寫的重任了。作者對于革命烈士的描寫，描摹出了莊嚴、神圣的革命情感——這是文學作品不可替代的地方。盡管影視作品更具感染力，但現在很多影視劇表現不出這種內在的神韻，是一種遺憾。比如許云峰為了掩護同志們脫險，他迎著叛徒走去。成崗承受了一切酷刑的考驗，當敵人提他出獄的時候，他以為是赴死刑，坦然無畏地向許云峰告別說“老許，我先走一步。”江姐面臨死刑時候的從容，莊嚴 ……都體現了這些革命者英勇犧牲的特點。他們為了偉大崇高的事業去犧牲，在別人看來是壯烈的、崇高的，而他們自己卻視為平常，表現得極為平易。這才是真正的英雄精神，但卻不易在影視作品中體現，一定要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用心去體悟。

又比如，《紅巖》里革命英雄的頑強精神，不只是表現在用肉體去抵抗敵人的酷刑上，而更主要的是表現出了真正精神上的頑強：這種頑強的革命意志，與清醒的革命頭腦是連在一起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于革命的事業和自己應盡的義務，都保持清醒、冷靜的思考。比如華子良裝瘋，是羅世文在赴刑場的路上冷靜布置的。即使在這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都是神態清醒、鎮靜如素。這是一種超凡的頑強意志的表現。很可惜，現在很多革命題材的文學作品，由于作者達不到這種思想與精神境界，因而寫不出這么感人至深而又催人奮進的紅色經典了。

二是對現實的深刻把握，特別是對各種關系的整體把握，直接影響了作品的結構、表現力。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文化意義即在于：作為一個作家，是“能夠抓住一個人的總的特點，井且用淡淡的三兩筆，勾畫出他的內在的本質來。”他不是用外在東西迷惑讀者的眼睛，相反，要賦予讀者一雙慧眼，看清事物的本質。《紅巖》描寫上的簡潔與作品人物的行動性強是聯系在一起的。作者從不需要自己出來介紹他的人物和環境，人物是通過自身的行動展示自己，環境是通過人物的眼界、感受表現出來。比如許云峰對敵人的冷嘲，江姐素愛整潔的習慣，以及龍光華對自己軍衣的酷愛皆是如此。

三是人物的逐步豐富，是文學典型形象創作的必由之路。《紅巖》描寫的這個革命集體，不是用一個城市的地下組織可以包括的。這就有一個再創作的過程。編輯張羽特別提出要他們學習《青年近衛軍》和《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又比如戰士龍光華從一個“受人照拂的病友”，到一個“保衛難友利益的戰士”，最后成為一個搏擊敵人、死不倒下的英雄的動人形象這種神來之筆，也說明了在作者思想發展之后，審美情趣也有了相應的提高，因而從這個普通戰士身上，開掘出閃耀著奪目光輝的革命精神，使他成為來自武裝斗爭戰線為人民利益犧牲一切的普通戰士的光榮代表。

《紅巖》問世后，新華社、《人民日報》《文藝報》等媒體都加以報道和推薦，曹靖華、華羅庚等均先后打來電話表示贊賞和祝賀。北影、長影、天馬等電影廠紛紛派人來聯系拍攝電影事宜。全國各地出現了《紅巖》熱。不僅僅在國內，該書很快銷往柬埔寨、日本、蒙古、聯邦德國、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古巴、巴西等許多國家，皆獲得很高評價。紅色經典特別是革命文學的國際影響力，是相當巨大的，這在今天仍不能忽略。

“小說《紅巖》和歌劇《江姐》是我心中的經典，我最愛唱的是《紅梅贊》，受革命先烈影響，受黨教育多年，我把黨的聲譽看得很重，把共產黨員這個稱號看得很重。”在2021年“七一勛章”頒授儀式上，云南省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的一席話，打動了億萬觀眾，也打動了小說《紅巖》作者楊益言的小女兒楊小誼，那一瞬間，她淚流滿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楊小誼說，她被張桂梅深深感動，要送她一本自己珍藏多年的《紅巖》，這本書的扉頁上有她父親的印章。

對于一件成功的事情，我們可以總結的太多了。可以從結果找原因，可以從現象看本質，也可以從流溯源，以枝尋本。如果讓我們總結究竟做對了什么，還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在有《紅巖》的歷史作為參照，更能看出事物的本真來。從《紅巖》的創作過程可以看出，一本好書的出版，要求編輯始終在現場，和作家、讀者在同一個現場、同一個時代。好作品需要時間的積累，絕不能急功近利。

（作者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