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篇小說《香河》，到《浮城》、《殘月》，我完成了以“香河”為基地的長篇三部曲的創作，拿出了70多萬字的《香河三部曲》，由此被著名學者丁帆先生譽為用長篇書寫里下河歷史變遷的第一人！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的短篇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在全國獲獎，到2019年由《喊工》《大瓦屋》《罱河泥》等15個系列短篇所構成的短篇小說集《香河紀事》出版，再到2020年發表中篇小說《月城之戀》《相逢何必再相識》，并由此出版中篇小說選集《香河四重奏》，我不僅完成了“香河”書寫在小說體裁上的全面涉及，而且完成了對“香河”這一文學地理的更深入更深情的挖掘。

在我的長篇小說《香河》的扉頁上有這樣一句話：“謹以此書獻給故鄉死去的和活著的鄉親們”，到了2019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香河紀事》的扉頁上也有一句話：“向生我養我的故鄉奉上痛切心扉的愛”。有評論者對此這樣評價：“當中國進入現代化轉型的時期后，鄉土文明的整體性開始漸次破碎，甚至逐漸消逝。劉仁前深切地意識到這一點，他選擇了一種自然實在的文風書寫故鄉,以極為質樸的文字將鄉土世界的整體性經驗記錄下來，讓那些平凡的香河人在日常生活中煥發出獨特的光芒，建構出一個獨特的香河世界。”

我致力于“香河”文學地理的構建，其足跡可追尋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中后期。當時的我，也才二十六七歲。因短篇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參加《中國青年》雜志舉辦的全國小說征文獲得二等獎，才有機會第一次去了首都北京。第一次去了，就到人民大會堂領獎。這對于一個二十六七歲的農村青年來說，無疑是幸運的。讓我感到幸運的還有，《故里人物三記》得到了著名作家陳建功先生的肯定。陳建功先生為《故里人物三記》寫了點評。他在點評中第一次把我的小說和汪曾祺先生的創作風格聯系在了一起。陳建功先生不僅對我小說中白描手法的運用給予了肯定，而且指出學汪曾祺先生者眾多，將“汪味”學得如此到位的還不多。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勵。這同時也讓我確立下了書寫“香河”文學地理之目標。

2005年前后，我開始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香河》的醞釀。《香河》30多萬字的寫作，我只用了短短四十天，就順利完成了。整個寫作處于一種井噴狀態。

《香河》出版后，被譽為“里下河版的《邊城》”、“里下河風情全息圖”。2017年6月，《香河》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搬上熒幕。此后，電影《香河》走進北京電影學院舉行專家觀片研討會，專家們對《香河》所表現出來的在“雙匱乏時代”人們對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給予了獲得了充分肯定。此后，電影《香河》應邀參加溫哥華、開羅、南非、俄羅斯等多個國際電影節，獲得了六項提名、一項大獎。凡此等等，《香河》正在散發其特有的魅力。

《香河》結束的地方是《浮城》的開始。在《浮城》中，我的視點上移了，《香河》的視點是最基層的村子，而《浮城》的視點從村子到了鄉鎮，到了縣城，但它呈現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區的景觀，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澀少年柳成蔭大學畢業后幾經磨煉，到了《浮城》里，已經成了楚縣的縣委書記。

《香河》與《浮城》在故事時間上的無縫對接不是偶然的，我試圖勾勒出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鄉村社會生態全景。《浮城》的著眼點是非政治學，而是鄉村社會學與文化學的，它延續了《香河》的美學風格與意義圖式。

《浮城》中寫到的百年一遇的洪水，對各市縣領導人的任職、起伏、命運和他們對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有著清晰的記憶。這是一種來自傳統的知識自覺與歷史思維，是一種中國特色的集體記憶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的意義。

《浮城》出版后，先后榮獲了施耐庵文學獎和紫金山文學獎，并且成為泰州地區首部榮獲紫金山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施耐庵文學獎評委會寫給《浮城》的頒獎辭是這樣陳述的——

“劉仁前的《浮城》是他鄉土寫作之旅的延續，他再次用他的“香河”敘事完整地呈現了以鄉規民俗為依托的小傳統下安全而自足地運行的‘鄉土中國’。作品不僅在后鄉土社會為人們留下了具有實證意義與方志價值的蘇中平原水鄉的典型風俗畫，而且揭示了中國農村生存與發展的路徑依賴、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作家對地方的執著書寫顯示了一種來自傳統的知識自覺與歷史思維，他對地方的生活化、細節化、個體化、傳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學處理證明了新的‘微觀地方史’的可能性。”

2015年1月，我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殘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殘月》仍然續寫的是香河的故事，作為“香河三部曲”的終結篇，《殘月》講述了在21世紀初的當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孫、柳春雨之孫、柳成蔭之子——柳永，長大成人之后的青春愛情、情感糾葛、初涉社會的心路歷程。

小說展示了在一個“金錢”主導一切的社會生態里，人們只能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物欲橫流的塵世，無奈地演繹著各自殘缺的人生。

《殘月》問世之后，有記者向我發問：對于家鄉的描寫，大多作家會不吝惜溢美之詞，而您卻反其道行之，《殘月》作為“香河三部曲”的終結篇，故事“畫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為什么要這樣處理？您又為何給小說留下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尾呢？

我的回答是，在寫《殘月》時，我并沒有按照傳統審美，選擇讀者期盼的“大團圓”結局，而是批判當下社會蕓蕓眾生的“殘缺人生”，這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影射，也是對道德評判標準的一種修正。但這并不代表我不愛我的家鄉，恰恰相反，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來表達對家鄉最真誠的愛。

我一直堅持“用手中的筆，告訴世人家鄉的一切”，同樣也包括把那些丟失的、遭受破壞的東西告訴讀者朋友，讓我們從中獲得某種啟迪吧！

細心的讀者自然會注意到，前面我只談了小說，沒有涉及散文。其實，我書寫的“香河”，還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楚水風物》《愛上遠方》《那時，月夜如晝》《生命的年輪》《五湖八蕩》等等。2022年，我在《人民文學》第八期發表長篇散文《湖蕩》，引起了讀者廣泛關注，這其實也是對“香河”更為直接的書寫，家鄉的自然生態、風俗風情、歷史人文等在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著名評論家曉華女士曾這樣評價我的創作：“有了《香河三部曲》，有了《香河紀事》，劉仁前的空間敘事還會向哪里延伸？那只能由他鄉愁的濃度決定了，至少到目前為止，他還是個鄉情中沉醉未醒的人。”

在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訴讀者朋友們，我的筆觸當然是離不開“香河”的了。

（2024年10月20日 于海陵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