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巴爾扎克出生的法國怎樣評價這位作家，但在中國，除了羅丹塑巴爾扎克像的軼事還為人津津樂道，巴爾扎克的聲名卻不可避免地褪色了。雖然近年來聲名日隆的茨威格把他列為了《三大師》之一，但這并不能挽救巴氏褪色的名聲于萬一。大部分當代的作家都不再把巴氏當成多么偉大的作家，“不穿制服的將軍”“文壇上的拿破侖”這些褒揚之詞，早已沒人提起了。因為巴氏名聲的褪色，連翻譯他的傅雷先生也遭了質疑。以往被恩格斯稱頌的“甚至在經濟的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我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倒足以成為對巴氏的諷刺。仿佛巴爾扎克的作品成了用小說完成的歷史文件。當然，巴爾扎克對這個評價或許會感到滿意，因為他想做的也就是“一名歷史的書記員”，要像一個歷史學家那樣如實地描繪十九世紀的社會風俗。我們大部分作家也就毫不猶豫地相信了巴氏自己加封的名號，而忘記了向他的堂廡里張望張望，看有沒有永不衰老的東西兀立在巴氏的內里。

巴爾扎克最遭人詬病的地方是他繁縟的環境和衣飾描寫，為了讓十九世紀的法國活生生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巴氏不惜犧牲掉自己作品的可讀性，在書中用十幾頁以至三十幾頁來描寫環境和人的衣飾。讀到這些，就是那些編寫教材的、喜歡說好話的外國文學學者都破例說了幾句壞話——他那些過于細膩的“考古學描寫”，不免有些累贅。實際上何止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司湯達、莫泊桑……凡是在文字上要和畫家的彩色筆一爭靜物描寫優劣的，都不得不為他們的任性付出代價。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文論《傳神》中寫得很清楚：“寫小說不比畫畫，用語言文字描繪人物的形貌，不如線條顏色表現得那樣真切。十九世紀的小說流行摹寫人物的肖像，寫得細致，但是不易使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這種情況，起碼我們不要把繁縟的描寫只當成是巴氏的罪狀，十九世紀的那批大家，沒有幾個可以逃得出這個框框。

巴爾扎克的第二個“罪狀”幾乎就是不可饒恕的了，那就是，幾乎每個不喜歡巴氏的人都說他的小說淺陋、陳舊，沒有新穎的技巧，沒有深刻的思想，沒有新時代將至的預感。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巴氏的作品太多，我們根據多則必定重復的原理得出陳舊的結論也仿佛順理成章。原因之二是巴氏的小說過于好讀：他的立意那么淺顯，筆下的人物又是那樣的個性鮮明。這實在讓處處追求主題的繁復、人物的復雜的現代小說作家感到不耐。巴氏筆下的人物的確個性鮮明，葛朗臺的吝嗇、高布賽克的貪婪、菲利浦的兇殘……真好像是在為福斯特定義的“扁平人物”作注腳：易于辨認，易于記憶。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注意福斯特的提醒：第一是扁平人物先就不可輕忽；第二是一不小心，扁平人物就長成了圓形人物。而實際上，巴氏的這些人物確實讓人不可小視！我們同時不要忘了，巴爾扎克把他所有的作品命名為《人間喜劇》，是要與但丁的《神的喜劇》（《神曲》）一比高低的，單純的人物顯然不是巴氏的唯一目的。

巴爾扎克首先給人的印象就是他對強烈的欲望的描寫。這種強烈的欲望一面表現為人們對物質（最重要的是金錢）的欲求，以及欲求滿足以后物質反客為主的強橫；一面表現為人們阻也阻止不住的各種嗜好。為了得到金錢，高貴的夫人們不得不在自己裝飾豪華的客廳里接待新生的致富一代，并接受他們毛手毛腳的親昵；在地位的催眠下，脫離低下出身的女兒遠離自己的父親，連死亡也不能打動她們；在物質力量的蠱惑下，乍入社會的年輕人每每鋌而走險，任何勸阻都不會讓他們回頭……但是一旦他們獲得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又反過來戕害著這些獲得者。我們不妨把《歐也妮·葛朗臺》拈出來分析一下。老葛朗臺仿佛是為物質而生的，他在有了一定的錢財之后，就琢磨怎樣讓這部分錢升值，而當錢財一到手，他又想怎樣維護這筆錢財，不讓外人得到。而物質力量的強橫在葛朗臺因它而毀掉了女兒的幸福時顯得尤為可怕。強橫的物質力量先是把葛朗臺徹頭徹尾地塑造了一遍，接著，由于這個魔方的啟動，它開始毫無顧忌地塑造他人，直至最終與它接近的一切都按它設定的樣子被重新制造。物質的強橫在這里表現為，它一方面對擁有它的一方施加力量，另一方面又從這個中介開始往外輻射，直至在輻射圈內的一切人都像被核武器擊中一樣紛紛倒下。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一個讓當代人一讀心喜的詞：異化。這個黑格爾發明、馬克思推廣的詞幾乎成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具有現代意識的標志。而巴爾扎克此處對異化的描寫顯然還沒有進入我們的“法眼”。我們現在樂道的是卡夫卡的《變形記》。但只要細心一點，我們就會發現，巴氏書寫的是人不自覺的異化狀態，以及在不自覺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他者的傷害，并進一步讓受害者也被異化。而卡夫卡講的是人們對異化的自覺。按照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的說法，“西緒福斯無聲的全部快樂就在于此。他的命運是屬于他的。他的巖石是他的事情。”“應該認為，西緒福斯是幸福的。”我們也可以說，《變形記》中的甲殼蟲是幸福的，因為它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而《歐也妮·葛朗臺》中的葛朗臺和歐也妮是不幸的，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異化。我們的耐心幫我們發現了一點線索，原來現代派的先驅不是什么天外的賓客，他接續的也是文學中的一個悠久的傳統。文學表現了意識的進步，也恰好證實了自己的不過時。

比如葛朗臺對金錢的嗜欲，邦斯舅舅對精美食物的嗜欲，于洛對年輕女性的嗜欲……我們不妨對《高老頭》中不可遏抑的對女兒給予的愛的嗜求稍作分析。嗜欲源于匱乏，人們對自己不曾擁有或不再擁有的東西總是戀戀不舍或念念不忘。與女兒天倫相守的日子是高老頭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因為這段美好時光讓高老頭心靈飽滿。而一旦兩個女兒離開，渴望施行父愛并渴望女兒回報之愛的他就感到了匱乏。因為匱乏，高老頭就愈發想重溫那段日子。而女兒為著出身的原因不愿見他，這種拒絕越發加劇了高老頭的匱乏感。對原先的愛的戀戀不舍，就進一步發展成了他對片刻溫暖的念念不忘；越是念念不忘，心中的匱乏感就越是尤為強烈。一面是女兒與自己日趨遠離的事實，一面是心中越來越強烈的渴望充實的念想。同樣，邦斯對食物的嗜欲和那種對溫馨的晚宴環境的渴求，同樣是因為他的匱乏——單身的生活，無人操持飯食，當然讓邦斯渴望片刻的溫馨與一時的口腹之欲。為了這片時的嗜欲，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尊嚴。而一旦放棄了尊嚴，他們的理智也逐漸減弱以至消退，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投放在嗜欲的片刻滿足上。而也正是這種片刻的滿足讓他們付出了過高的代價。他們的生活愈加匱乏，嗜欲也就愈發不可收拾。這種惡性循環有它的臨界點，一旦到達這個臨界點，人的生活秩序就要崩潰。高老頭物盡財窮之時，邦斯心勞力拙之日，他們的生命也就行將結束。

巴爾扎克另一個很出色的地方是表現出了宗教對教徒的約束力以及它對其他人的無能為力。巴爾扎克的書中有許多臉色蒼白的女人，她們就是巴爾扎克根據兩種真理之一的宗教塑造的女性。她們有她們的善惡觀，知道自己兒子和丈夫的行為已經越出常理，會對自己的親人或周圍的人造成傷害。但她們本著基督教順從和溫和的要求，對丈夫或兒子的行為視而不見或置之不理。即使有時不痛不癢地勸說，也不能對陷入迷途的人有真正的勸阻作用。宗教馴服了她們的精神，讓她們在世俗的世界里低首下心，為的是來世的靈魂得到安寧。她們為了預約來世的幸福，放棄了今世的努力。因此，她們在行為上表現得軟弱。她們的軟弱也同時表現了宗教的軟弱。在世俗的層面上，宗教塑造了柔順的靈魂，卻不能給這些靈魂以有力的保護。而大部分教徒為了寧靜的內心生活，也逐漸放棄了對社會既定事實的改造努力，容忍和放縱著惡事的發生。葛朗臺夫人對丈夫反對女兒的婚事很不贊同，但她面對利欲熏心的丈夫卻無法干涉。她以固有的品質縱容著丈夫的罪惡。《幻滅》中呂西安的母親和妹妹，也只能對呂西安的遠游和漸漸墮落進行祈禱，以致有時用省吃儉用的錢助長這樣的事情。另外，如于洛的夫人、菲利浦的母親等，都是類似的人物。大概中篇《比哀蘭德》是個例外，虔信宗教的比哀蘭德最終沒有被邪惡的勢力吞噬掉。但我們同時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辦法的巴爾扎克應用最古老的手法，在作品中啟用了神跡。穩坐云端的基督在自己最虔誠的教徒受難時也禁不住施法相救。結局是完滿了，但教徒自我的無能還是表現得很扎眼。我們在這里看到，巴爾扎克已經接觸到了宗教即將面臨的困境。宗教對世俗的約束力正在一天天衰弱下去，而一旦這種約束力變成了對虔信的少數的約束和對不信的多數的縱容，喊出“上帝死了”就是一個遲早的問題。當我們等來那一天的時候，我們卻忘了有一雙眼睛早就在認真關注著這個問題。

巴爾扎克還有一個優異之處就是，他有一雙洞燭世情的眼睛和對才能的認同。說起洞燭世情，我們立刻就會想起那個靡菲斯特似的伏脫冷。在《高老頭》中，伏脫冷對拉斯蒂涅說的一番話真是振聾發聵。他的老于世故，洞明世事，令人吃驚不小。這番話是很容易找的，在此就不具引了。這里引一些巴氏自己的議論，看看這個老練人物的塑造者對世事的認識。

“只有充分理解社會進步，才能有風雅生活的意識。”

“（風雅生活）叫我們像別人一樣什么也不做，表面上卻像他們一樣有什么都做得的學問。”

“正是由不想從事受苦受氣的工作這樣一個愿望中，產生了貴族……娼妓，等等。”

“風雅生活，就其本質而言，乃是儀表風度的學問。”

“奢華不如風雅費錢。”

巴爾扎克這里的議論沒有滿臉的憤憤不平，而是平淡如水。這種對生活的洞察度，不知道現今有幾個人可以達到。更為可貴的是，巴氏雖然“世事洞明”，但他并沒有因為洞明了世事，就對世界悲觀失望。在巴氏的悲劇里，我們總是看到絲絲的亮色。這就是巴氏認為的有才能的人所帶來的。皮安訓、包比諾、德·阿泰茲……他們的所作所為讓作品無邊的黑暗多少有了些涯略。甚至那個漸漸墮落的呂西安，巴氏也不忍讓他被泥沼一下子吞沒，而是讓他起伏升沉，并且，他的才能也不時閃現在書頁中間。就是這些零零碎碎的亮色，使巴氏的小說雖是悲劇而并不讓人失望，有樂觀但并不膚淺。冷眼熱筆，熱筆冷眼，見得出巴氏智慧里面飽滿的熱情和熱情后面洞明的智慧。

寫到這里，我們的文章可以結束了。追求深刻的理論家和作家仍然還會看不起巴爾扎克吧！巴氏的清晰或許真的已經沒法讓喜歡艱深行文的作家們滿意了。但我最近讀的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的一段話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我們所說的先知的洞察力源于巴爾扎克這一點不是偶然的，雖然他處在文學史的一個交點上，有一種時而是幻景的、時而是現實的、時而兩者共存的刺激或經驗，但他顯然經常受到各種自然力量的牽引，同時十分明了他所做的一切。”類似的話可能會讓我們警醒，巴爾扎克或許并沒有褪色得那樣厲害。視野中面目全非的巴爾扎克，倒可能是我們的眼睛出了些小小的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