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文學就開始發生發展。數十年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們尤為注意探索“重返歷史”的過程，少數民族文學被打造為不斷流動的話語空間。在這個有彈性和不斷自我更新的文學領域中，詩人、作家、學者以主體的自我發聲進行文學的重構與想象。

在近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持續圍繞本民族社會歷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題材進行創作。在作為少數民族小說重要主題之一的歷史題材書寫中，有些文學創作者從全球化語境出發，對文化歷史脈絡以及創作范式積極探索，也有些文學創作者從文學相關聯的歷史細節入手，將文學置身于具體的歷史節點之中，還有一些新近開始寫作的青年創作者以民族文化氛圍為考察背景，運用跨學科視角進行書寫。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背景下，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傳承與傳播、融入與發展也迎來了新的變化和挑戰。在近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與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相關的題材逐漸增多。作家們立足于農村變遷在時代發展大背景下的現實問題，敘述農民在文化心理、思想觀念上的轉變以及農村在現代化推動下的新變化。與此同時，作家們會突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特征，比如對民俗元素、文化傳統的書寫，從而增添了作品的廣度和深度。

另外，少數民族作家們尤其重視對新型鄉村風貌、農民形象、農業模式的塑造，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由于不同民族、地域之間的交往與互動頻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鄉村振興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有所體現，集中表現在書寫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敘事中。

縱觀2024年刊載在《民族文學》上的少數民族小說敘事，也基本體現以上若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民族文學》少數民族小說中，既有反映宏大社會歷史題材的作品，也有體現革命、抗戰等題材的佳作，以下將分別論述。

在歷史主題方面，本年度歷史題材的書寫十分亮眼，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藏族作家達真的《家園》。這部小說跨越歷史長河，講述了一個藏族出走青年及其家族的故事。小說主人公之一的曲扎，是桑布頭人的兒子，在特殊歷史時期遠走他鄉，去了瑞士，變成了“沒有家園”的人。與他互生情愫的家奴的女兒斯郎措，因曲扎臨行前的一句話終身未嫁，在漫長的歲月中，將好朋友達瓦志瑪的孩子琪加達瓦視作自己的孩子，給予了無私的愛。《格薩爾》在小說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斯郎措家人面臨危險的時候，是《格薩爾》的演繹使他們獲救。另一條線是知青王本昌，他和藏族女子達瓦志瑪結婚，而后又回到上海。在通篇的情感敘事里，兩個平凡、堅韌、閃光的女性形象被塑造出來。同時，斯郎措的弟弟土登一家在無人區艱難求生的故事線索也穿插其間。

一方面，諸如《格薩爾》這樣的史詩傳統和集體記憶依然在族群內部流動，另一方面，流散、出走、返鄉這樣的主題在現代性語境下重復出現。在這個層面，作家達真自述小說的創作心路歷程，“借用《家園》里三家人數十年的命運勾連，展現了大時代的變遷和個人命運的沉浮。書中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生存家園、文化家園和精神家園，他們就像海里一點點蒸發的水汽，被推送到內陸，到高原降落，最后匯聚成江河，如此周而復始。”可以看出，作家從對平凡的人和事的表述中尋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也如有論者所言，從一個小的切口展現民族團結、生態文明建設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展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彝族作家英布草心的《蠻山之上》是另外一種風格的社會歷史書寫。從當代文學史的維度來看，藏族小說運用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較多，而彝族小說則較少出現，英布草心恰恰是少數的踐行者之一，他的小說通常會采用一種超現實的風格，而這一風格又與彝族的傳統、歷史、民俗完美結合。

羌族作家羌人六的小說《爾瑪傳說》取材自羌族神話故事《取火種》（《燃比娃取火》），也是作者長篇小說《爾瑪史詩》部分節選。根據羌族神話，人神共居于世間，中間隔著喀爾克別山。“山上住神，山下住人。天神阿巴木比塔嚴格規定，人神不準相互往還。彼時，人間無火。人間羊部落首位女首領阿勿巴吉帶領族人前往尼啰甲格謀生。在尼啰甲格，阿勿巴吉與火神蒙格西偶然邂逅、一見鐘情，臨別之際，二人約定讓兒子成年后朝天取火。阿勿巴吉生下兒子燃比娃，燃比娃成年后獨闖天界尋父取火，歷經考驗磨難，為凡間取回火種，成為英雄。自此，人類掙脫寒冷和漫長黑夜的桎梏，有了熟食、溫暖與光明……”作家以這個神話為原型展開敘事，在取火的故事母題框架下展示了羌族先民的生活圖景。

在革命、戰爭敘事方面，海倫納的《紅色騎兵》延續了其一向的革命歷史文化題材寫作。在四部長篇小說《遙遠的騰格里》《金雕拓跋珪》《蔚藍的科爾沁》《青色蒙古》之后，他依然在書寫草原的歷史，在展示草原文化生活細節的同時，更大程度復原歷史本身。在小說的開頭，他為讀者呈現了一段時間與空間的描寫：“偽滿洲國垮臺后的第二年夏天。清晨，兩個年輕人騎馬穿過罕烏拉山南麓的山口，馳向茫茫的草原。豁然間，天也大了，地也廣了，蔚藍色的天空好似穹廬籠蓋著四野，潔白的云朵好似親吻著藍天，墨綠色的草地一直延伸到遙遠的天際。兩人沿著一條羊腸小道向南奔去，也許這條路很少有人騎馬走過，已被嫩綠的野草掩蓋了，在金燦燦的陽光照射下，掛在草葉上的晨露漸漸消散，從馬背上能隱隱看見彎彎曲曲的小路伸向視野的盡頭。”

小說講述了一批擁護共產黨政策的蒙古族進步青年，組成工作隊奔赴各地發動群眾、引導蒙古族牧民農民尋求民族解放的歷史。小說的反面角色黑狼白虎兄弟，是科爾沁旗有名的土匪頭子，先投靠了日本人，當上了科爾沁旗警察大隊的大隊長，然后又投奔了國民黨。當然，作者還塑造了一位蒙古王爺的中立角色。進步青年呼和少布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吸引越來越多的熱血青年投奔而來，他們都是牧民的孩子，懷著一種樸實的民族感情，也對草原家鄉充滿了感情。也正因為這樣，他們在茫茫的草原上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苗族作家第代著冬的《月月月半，月月月圓》以一個苗族鄉村的陳年往事為切入點，描繪了苗族地區在現代革命發生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其中諸如水牛、土地、馱馬、耕田、藍色花布這樣的文化人類學意象，共同繪制了一幅近代中國鄉村景觀。其中作者塑造了一個較為突出的女性形象幺姨，到了小說結尾，她的去向依然是開放式的。另外，關于犧牲的三個戰友的布做成的衣服、交通員、烈士證明等敘事顯得格外沉重肅穆。

瑤族作家光盤的《黑洞》則是對抗戰書寫的細節詮釋，小說分別從不同視角切入一場殘酷的保衛戰，分為“我”“他”“你”“她”等角色，而每個角色都面對著一場艱苦卓絕的斗爭。故事發生的地點在桂林，桂林守軍的力量有3萬人，可是進攻桂林的侵略者日本軍隊卻有15萬人。感人至深的是作者描述了一位女性，她本該擁有平靜美好的生活，但是卻永遠留在了那個山洞。

本年度現實題材的書寫也較有亮點，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冬天到東北來放羊》直指東北社會現實。盡管作家居住在呼倫貝爾，和以往對于蒙古族草原的書寫有所不同的是，他將敘事視野擴展到東北地區。在海勒根那的筆下，特木爾帶領草原上的羊群跨越地理空間，穿越陳巴爾虎草地，也隨即越過大興安嶺，最終抵達黑龍江度過漫長的冬季。而這些羊群所依賴的糧食，恰恰又是在東北地理區域內沒有經濟價值的大豆秧和玉米秸稈。就這樣，在東北邊地，牧民和從事農業生產的鄉村組成了新的經濟、生態共同體。

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天邊的月亮湖》涉及易地搬遷的現實題材，主人公扎西東珠及其家人經歷了搬遷，在精神上也完成了一次告別。作者對于月亮湖牧場的描寫尤其傳神：“每年夏天，只要花一開，阿姐拉姆總要拉他去陽光最熱烈的草坡折花。花的名字叫櫻格花，莖稈纖細而修長，花瓣是對開的，花形像振翅而飛的小鳥，也叫翠雀。看著那些幽藍的花朵，他就不想回家了。阿姐拉姆說過，他們折的花只有在陽光充足的坡地才有，它把全部陽光吸到自己身體里，才開出藍天一樣的花朵。”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寫家族和親情，以及這片牧場的季節更替之美，這些幾乎構成了主人公全部的回憶：“冬天一來，牧場上相對而言會閑一點兒。這時候，拉姆就開始忙那些陰干的花。干透了的櫻格花失去往昔的耀眼色彩，小鳥也不見了身形，和其他雜草一樣，看上去烏黑烏黑的，筆直的莖稈也變得彎彎曲曲，輕輕一捏就碎成七八節。拉姆要把干透的櫻格花放到鍋里，倒上水，一邊吩咐他加火，一邊攪翻。大把大把的櫻格花在瞬間就成了一鍋烏黑的藥水，清香味似乎比以前更濃烈、更純粹了。”

正是因為有著如此美好的回憶，面對搬遷和告別，主人公扎西東珠才會如此不舍，他留下來照顧年邁的奶奶。孫子讀了一段古文，告訴奶奶是晉代人的作品。祖孫之間關于多元文化的對話也十分有趣。全篇貫穿了與生態相關的理念。人與動物、植物、天氣之間的密切關系，對家園的熱愛與別離、新生，都是作者試圖表達的主題。

壯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嶺網紅》書寫了一個自在的地理空間——廣西上嶺發生的故事。正如作家本人所言：“上嶺，是我近些年文學創作的地理標識，也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存在。從桂北都安瑤族自治縣縣城往東十三公里，再沿紅水河順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級公路的對岸，有被青山和竹林環抱的村莊，就是上嶺。它是我生命中最親切的土地，或搖籃。上嶺有著不多的人口，卻生生長流，他們渺小但堅韌，又像魚群一樣抱團，歡樂。已經死去和還活著的，都是我的父老鄉親。”他塑造了一個在時代浪潮中起舞的“網紅”人物形象，一個捉黃鱔的高手。他通過短視頻直播獲取了大量粉絲的關注，而網絡帶來的關注顯然是雙面性的，當主人公被網絡上的負面言論淹沒，他開始重新思索人與自然、虛擬網絡和現實充滿溫情的鄉村生活之間的關系。

壯族作家陶麗群在《自留地的瓦屋》中講述了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鄉土故事，首先呈現給讀者的是鄉村充滿生活氣息的景色：“春夏秋三季，我們南屏的孩子夾在苗青草茂的稻田、灌漿抽穗的稻田、掛穗金黃的稻田，排排坐般排著隊慢悠悠穿行過那片稻田。冬天的早上就不一樣了，我們舍不得離開溫暖被窩，磨磨蹭蹭起來，已經快到早讀時間。在那片收割過后的霧蒙蒙的稻田間，我們兔子般連蹦帶跳飛快奔跑，跑到半道，聽見早讀的鐘聲從濃霧中傳來。”正是在這樣“原生態”的地理景觀中，人物的命運起伏才更加吸引讀者。孑然一身的三公，沒有財產，沒有家人，當小妖面臨絕境的時候，他卻可以挺身而出，這樣的行為折射出人性質樸的一面。

滿族作家周建新的《風過五龍》書寫的是其本人的駐村經驗。他以駐村第一書記和作家的雙重身份，深度介入遼寧西部的鄉村現場，從歷史、現實等諸方面進行觀察。在作品的開頭，他如是寫道：“遼西以西，特殊神奇，蒙漢雜居，農牧兼蓄。王朝更迭在這里頻繁興起，文明的沖突在這片土地上接連不斷，‘紅山文化’與‘三燕故都’訴說歷史的輝煌，西遼河與大凌河流淌著遠古的血脈。”那么，這片土地的社會現實則必然令人關注，尤其是貧困問題。他駐村所在地的青峰山“胸懷博大，敞開容納了蒙古高原的黃土，沉淀出了幾丈甚至十幾丈深的厚土”。由于這里處于蒙古高原的邊緣，雖然是農業地區，但孕育出了獨特的生活習俗，比如人們更熱愛在山上牧羊。在“紅高粱”一節中，作者描繪了漫山遍野的紅高粱的美景，然而，生活的現實并非僅僅是景觀，而是生存本身。在寫到候鳥的時候，作者提及，一邊是現代高科技控制下的人造氣候，一邊是歌聲婉轉的候鳥，生態環境、經濟生產均是作品想要關注的主題，因此對于寫作者而言，做到二者的統一實非易事。

滿族作家伊爾根的長篇小說《寶山故事》開頭就講述了一起上訪事件，在撥開錯綜復雜的故事線索后，他塑造了一系列鄉村精英的形象，比如付廣民、鄭逢明等人，作為中學同學，他們有共同的理想，就是腳踏實地處理鄉村事務、進行鄉村治理。他們也是普通人，有著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在賀紹俊看來，這樣的書寫與柳青在新中國初期書寫的《在曠野里》較為相似，作家去接受和消化生活之新，從而使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保持著活力。

本年度少數民族小說創作中，還有涉及對于民眾日常生活與小人物的書寫，其中有脫貧攻堅主題，也有對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體現。

回族作家馬金蓮的《羊圈門軼事》以馬一山夫婦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對象，刻畫了復雜多面的人物形象，白描式的鄉村書寫，展現了鄉村人物堅忍不拔的生命力，以及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起伏的個體命運。在寫到馬一山挖掘梨樹的細節時，作家試圖表現這個男性對于過去生活的不舍、困頓與掙扎。當然，作品不只是表述這樣一種困境，也有更多的亮色出現。又如主人公的女兒面臨生產，依然活躍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更多體現了西部中國的生命底色與韌性。

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36號道班》講述了一支包括文字、攝影記者的采訪隊伍，從市里集中坐中巴車去鄉村振興示范村、民營企業、民族團結示范村報道，路上發生了泥石流，司機在等待過程中講述了塵封已久的往事，和延綿發揚至今的筑路精神。土家族作家陳剛在《橋莊古歌》中著重提到土家族古歌的傳統，小說中的土家族鄉文化站站長李世奇，為鄉村創新和傳承民族文化作出了很多努力。

蒙古族作家肖龍的長篇小說《我是一棵榆樹》分為“上篇 星期六”“中篇 星期日”“下篇 星期一”以及“尾聲 之后的日子”四個部分，講述了從星期六到星期一這三天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在“之后的日子”里的結局。復合、交叉的敘事視角、十幾個人物、三天之內發生的事情圍繞著一棵“體態歪斜虬張，扭曲變形”的百年老榆樹展開，而這個老榆樹又是以擬人化的形象出現，體現了較為高超的敘事技巧。

藏族作家江洋才讓的短篇小說《牛皮繩上鈴鐺響》以口語化的形式生動描寫了一個中年男性形象——老桑扎西，他的兒子惹是生非并不知所終，他在“埡口處牛皮繩上的鈴鐺又嘶?嘶?地響起來”的時候，又一次陷入了絕望；彝族作家李美樺在《祝你好運》中，通過一家人關于子女就業的喜怒哀樂，關注當今社會青年的就業問題，顯示出作品的人文關懷；云舒和白曉蘭共同創作的《三郎的雪山》，將一個人的個體命運、職業、理想與整個行業的挑戰聯系在一起，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同時兼具生動的敘事風格。

當然，本年度精彩的少數民族小說不僅只是上述列舉的若干文本，還有更多的新人新作不斷涌現，總體而言，本年度的少數民族小說創作可謂“歷史照進現實”，既有體現社會歷史變遷洪流、集體記憶與現代轉型的文本書寫，又有立足社會現實、觀照當下，并對日常生活和平凡人命運進行關懷的敘事，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建構提供了豐富多元的素材。

新時代的民族文學在不斷創新，出現更多的新題材、新思路，因此，在當下研究的背景和寫作譜系中，仍要關注新的議題。比如，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更加體現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主題。再如，越來越多的青年創作者開拓出新的題材領域，彰顯了新時代少數民族小說題材的多樣性與多元化，他們在題材的選擇過程中既有表達宏大敘事的面向，也有書寫私人化經驗的可能。還有一些作家進一步思考和表現鄉村振興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或是處理民俗傳統與外來文化的互動關系。

另外，需要關注的是，在全球化和現實性的巨大洪流中，“流動”作為一個特質始終為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提供新的命題。將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多元性、現代性與中國性、世界性置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視野下進行重新觀察，有助于探尋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路徑，也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及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更為多樣而系統的研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