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93歲的謝冕教授在第41屆“青春詩會”發布會上呼吁，青年詩人“不要一開始就寫得很成熟”，“不要一下子追求深刻”，要回到詩歌自然純粹的狀態，“天真一些，幼稚一些”，“展現你自己的感受”。謝老師此話有其具體的語境和深沉的用意，不是我這里討論的話題，但我卻由此想到了一位特殊的詩人，也正是最近重新引起廣泛關注的一位詩歌天才。他寫詩的時候雖然只有二十歲出頭，卻展現了驚人的才華。他恰恰是深刻而又純粹、成熟而又天真的，他的詩在展現自己感受的同時，又達到了相當成熟的藝術高度。在他離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讀者仍在為他的思想和情感所震撼。他就是詩人戈麥。

“短詩之王”與“新的抒情”

2024年3月，西渡編的《戈麥全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這部全集不僅收錄了戈麥的詩作，更有很多首次公開出版的小說、散文、詩論、譯作和珍貴的書信，這一切，盡最大可能地展示了這位年輕的詩人和思想者的全貌。同時，也為今天的讀者重返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詩與歷史提供了最好的路徑。

戈麥是名副其實的“短詩之王”。他的詩精準濃烈，以特殊的抒情方式直擊人心。這既是他本人的風格特征，也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詩歌的整體特征與變化脈絡有關。西渡在《戈麥全集》的“代序”《智性想象、詞的繁育術和幻象工程學》中就曾談道：“‘逃避抒情’是戈麥詩歌觀念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抒情是1980年代詩歌的顯著特征之一，尤其是北大詩歌傳統中的主流，也是海子、駱一禾的重要詩歌遺產。戈麥這時候說‘我逃避抒情’，意味著要跟這個傳統告別。”在西渡看來，戈麥的“逃避抒情”包含了“告別主觀主義”和“對日常、已知和常識的超越”這兩個方面。這意味著他“逃避”的不是抒情本身，而是原有的抒情方式；這也就意味著他是在追求一種“新的抒情”。

事實上，在20世紀中國新詩的歷史上，現代主義詩人一直在處理抒情的問題。20世紀30年代詩人們曾提出以“智性化”來克服抒情的泛濫，20世紀40年代也以“新的抒情”的說法“放逐”了原有的感傷或傳統的抒情方式。可以說，圍繞抒情問題，中國現當代詩人一直有不斷的反省和探索，這里面有藝術層面的探索，也有反省詩和時代關系的調試。“抒什么情”和“怎樣抒情”的問題，一直是寫作者面臨的重大問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20世紀90年代與40年代的詩歌曾產生了某種對應性的關系，因而也可以說，穆旦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新的抒情”的問題，在90年代初的戈麥這里也發生了跨越時空的回響。戈麥的“逃避抒情”正是在尋找一種“新的抒情”方式。

因此，他或許能夠成為我們討論20世紀90年代抒情問題的一個入口或一個代表，他本人在短短四年的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就很好地呈現了當代詩從20世紀80年代走入90年代過程中的某種重要變化。以我自己閱讀戈麥詩的感受而言，我認為他是一個鐘情于抒情，而且特別擅長抒情的詩人，他早期作品的韻律感更強，甚至帶有一種歌唱性，像是情感韻律的外在表現，甚至是一種掩藏不住的情感流露。因此，直到現在，我讀他的詩仍會非常感動，會被他帶到情緒的漩渦當中，被帶到他的節奏當中，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種抒情性造成的。有批評家稱戈麥的抒情為“濃質抒情”，我認為這確實說出了戈麥的特點。他在“逃避抒情”的同時找到了自己獨特的“濃質抒情”的方式，這在理念上和實踐上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

抒情的強度與一代詩人的堅守

戈麥的寫作發生在1988年到1991年，短短四年，卻大放異彩。這四年也是歷史上一個較為特殊的時期，戈麥的詩寫自己、寫現實，寫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在現實中的感受和思考。他的詩里有非常豐富而壓抑的情緒，他自覺地壓縮著他的情緒表達，造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氣質。這或許也正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氣質，那樣莊嚴、純潔而又帶著青春和死亡的氣息；非常嚴肅、非常深刻，同時又非常天真、非常深情。我讀戈麥的詩總會生出一種感慨，覺得我們今天的很多詩人，包括很多年輕的詩人都太老成了，當然，這里包含著反諷或自嘲的因素，但與之相比，這更讓人懷念和珍惜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抒情的動人之處。戈麥典型地體現了那種抒情的強度，以及那特殊的天真、天然又無比誠懇的語氣和方式。我自己也算是戈麥的同時代人，他離世的那年，我進入北大讀書，今天讀他的詩，我仍能感到一種同齡人的熟悉和親切，仿佛可以一下子重回那個時代，重回當時的校園。那種被塵封在歷史里的情感，仿佛永遠都不會褪色。也正因此，戈麥的詩帶給我的感覺是非常具體甚至感性的，一點都不抽象。他是一個可以瞬間把人帶入他的語境的詩人。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戈麥1991年寫的那些詩，我認為他是在想方設法地把某種特別郁積的情緒用一種更加深沉、更加復雜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他常常借助一些間接的方式，做出相對隱諱的表達，而這個方式又讓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絕望。讀這些詩的時候，我多次想起魯迅的《墓碣文》。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也是一個“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時代”，魯迅也常常直面生死，常常痛定思痛。他有時嘗試創作出一種更具間離效果的詩，但那絕非簡單的間離，反而在藝術效果上更加濃烈。就像在《墓碣文》中，“我夢見”自己站在墳前，面對著——或想象著——自己的尸身。這樣濃烈的生死情緒，極其壓抑，但又非常飽滿。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曾承認自己也是常常想到自殺的，但與24歲的戈麥相比，他有更加豐富的閱歷，也有更多塵世的拖累，所以他大概多次扛住了那樣的時刻。但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在《野草》中，那種厭世的態度和救世的熱情強烈地混雜在一起，生死的話題也始終糾纏在他的心中和筆下，展現出一種殘酷的真實。我想，戈麥在這些方面或許與魯迅有相似之處，他可能也是在最終的一次交戰中作出了那個決定。正因為那個決定是在不斷的交戰中得來的，因此，他的離世并不是怯懦、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勇敢。在我看來，戈麥的深情和勇敢、嚴肅和天真，都典型地體現了他寫作的那個時代的氣質。他代表著那個時代特殊的精神和情感，同時，他也用他獨特的抒情方式為那個時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痕。

今天的讀者能認識戈麥、理解戈麥，最應該感謝的是戈麥的摯友、詩人西渡。完全可以說，沒有西渡，我們就無法完整地認識戈麥，也無法深刻地認識那個時代的另一個杰出詩人駱一禾。有關駱一禾和戈麥，有關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很多詩學問題，我們都是透過西渡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得以更加理解作為詩人的西渡本人。西渡對于中國現代詩學中的“修遠”“壯烈”“崇高”“純潔”等問題的追求和執著，一直非常令人感動。西渡曾在一次談話中坦言，他和戈麥當年一起創辦詩刊《厭世者》，很多想法都是一致的。但當戈麥選擇了死亡，他突然意識到他自己就不能死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說，他擔負起了為戈麥做完很多未盡工作的使命。他的這句話讓我想到了范愛農死后的魯迅。同樣地，當身邊的人倒下以后，幸存者肩起了一種歷史的債務，也具有了一種特殊的使命。他們要帶著故友的生命，走完自己的人生。當年的魯迅就是這樣，作為晚清至辛亥革命時期幸存的革命者，他看到身邊的戰友們紛紛倒下；在后來的革命實踐中，他也不斷地經歷身邊年輕朋友的犧牲和逝去，面對這些死亡，魯迅更深刻地思考了活著的意義。他的幸存不是茍且偷生，而是必須活下來并有所行動。這種想法一直深刻地影響著魯迅，也成為他的思想和文學行動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這種感受或許西渡也是有的。戈麥和駱一禾的寫作和辭世也早已成為西渡的寫作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里都住著最重要、最親密的逝去者，這不是什么新話題，但是對于寫作者和文學史家來講，這個意義是不一樣的。詩人冷霜曾說，如果戈麥活著，大概就是現在西渡的樣子。對此我深表贊同。我相信，戈麥的深刻和天真，不會在歲月和現實中被磨滅，而會成為那一代詩人在今天所特有的一份堅守和執著。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