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將至，氣象萬千，太平春市，琳瑯滿目。過去這一年，中國文學呈現出鼎新迭代、層出無窮高品質發展的態勢，為讀者捧出充足和厚實的文學年貨。由此，我們的閱讀生活，也收獲了別一種新鮮而濃烈的文學年味。好個文學年！——

回顧2024年中國文壇，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文學的收獲之年，這種收獲是多方面的：老一輩作家紛紛推出新作，顯現出旺盛的文學生命力；中生代作家努力走出舒適區，突破創作瓶頸，嘗試不同的題材、手法；新銳作家不斷涌現，且早早就展示出嫻熟的技藝和對文學、文體的深刻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長篇文學現場，除了文學出版界，各地文學刊物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家》《十月》對文學新人的推介，《芳草》《天涯》對文學話題、社會議題的捕捉，《紅巖》《花城》則刊發了較多頗具藝術追求的佳作。本文基于海量閱讀，從閱讀經驗和專業視界出發，圍繞現實、歷史、地域三種視角和路徑，對2024年長篇文學行以回望和注目，注入感受和理解。

現實：寫實手法的開拓

寫實的手法似乎越來越呈現出一種“難度”，而造成這種難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近百年來強大的寫實主義傳統是一份沉重的遺產，它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寫實的邊界與內涵；其次，小說藝術本身就具有拒斥現實的能力——技術越完善、手法越成熟、虛構的世界越逼真，往往這種能力則越強。就像莫里亞克所說的，在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之后，年輕的小說家發現老派小說的藝術宗旨是被預先搭建好的，與現實生活并無關系。當下寫實小說的另一困境在于，寫作者往往不得不依賴特定的題材，乃至把寫現實變成了寫題材。不過，在2024年的一些優秀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寫作者的勇氣與突破。

優秀的寫實小說往往與寫作者自身的生活經驗有著密切的關系，比如鬼金的長篇小說《駛向拜占庭》（《紅巖》2024長篇專號）。小說的名字來源于葉芝的同名詩作，鬼金似乎很喜愛這首詩，他曾在另一小說《舊地重游》中將其用為開篇。鬼金原本從事的是開吊車的工作，一個孤獨而壓抑的職業，《駛向拜占庭》中的艾國義就是吊車司機。這部小說的動人之處不在細節的寫實，而是在于感官的寫實——鬼金寫出了人處在長久孤獨之中的那種特殊的感官經驗：鋼鐵、機器、狹小的空間、形如穴居動物的工人，極端物化使得精神世界得以開合，同時也構建了某種濃烈的詩性時空。

鄉土題材向來適于寫實小說的藝術發揮。魏思孝的新作《土廣寸木》（北京日報出版社2024年）延續了《王能好》中關于當下農村現狀與農民生活的那種真切到幾乎帶有“毛刺感”的描寫風格，卻又多了一層廣袤而深沉的抒情意蘊，作者似乎有意識地要賦予“寫實”更多的可能空間。呂新的《深山》（中信出版社2024年）同樣專注于描寫北方農村的生活日常，在內斂、平實、深沉的筆觸中蘊涵著先鋒性，并且具有一種“寫實的說服力”——有能力讓讀者對這個存在于小說中的鄉村世界深信不疑。

格非的《登春臺》是有趣的作品，這部小說對比其前作如《望春風》《山河入夢》等，風格上有明顯變化，那種標志性的帶有江南意味的工致描寫，以及格非式的哀傷，仍然存在，但作者似乎不再寫得那么小心翼翼，小說中加入了大量議論性、哲理性的文字，初讀略感冗贅，全篇讀完之后卻仿佛有種真誠、透徹在其中，構成了另一種獨特的智性寫實風格。

還有一些小說致力于描寫荒誕現實世界中的個人境遇，在荒誕與真實之間制造奇妙的藝術效果。鬼子的《買話》（首發于《十月·長篇小說》2024年第2期）與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首發于《花城》2024年第1期）都是“荒誕寫實”的力作，也都隱含著某種關于“寫實”本身的詰問：《買話》中的劉耳無法融入所處的生活環境，只好花費錢財去購買他所認為的“真話”，這些真話卻為他編織了一層躲避真相的外殼；《猛虎下山》中的劉豐收為應對生活困境而制造謊言，卻又不得不因一個謊言而去制造更多的謊言，甚至他自己都變成了謊言的一部分。

歷史：考據、日常與家族史

近年歷史小說的突出特點在于摒棄那種以“歷史觀”或帝王將相為中心的寫作模式，轉而將重心放在細節考據和日常生活的再造性想象上面。傳統的歷史小說并不注重細節考據，比如長篇巨制《乾隆皇帝》雖然參考、使用了大量來自清代野史筆記的材料，卻連基本的人物年齡乃至輩份都缺乏精細的考訂，這種情況在當下的歷史小說中變得不可原諒——故事可以虛構，細節卻必須真實。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歷史小說首先應當是“小說”，然后才與歷史有關，或者說，歷史小說只有在充分意識到自身“小說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歷史、進入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歷史小說可以比歷史書容納更多的歷史，前提是，不要僵化地理解“歷史”這一概念。

邱華棟的長篇小說《空城紀》（譯林出版社2024年）使用了考據學的方法，作者自言多年來收集和閱讀了大量西域歷史方面的書籍，并實地勘察了很多廢墟、遺址，這部小說是立足考據、文獻、塑像、繪畫等材料，積三十年之功力始完成。小說中許多細節都體現出作者深厚的考據功力，如反復出現的各種琵琶類型，以及對《霓裳羽衣舞》所用樂器的細致考證。不過，這部小說最吸引閱讀的是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既非脫離歷史細節的向壁虛構，又充滿了詩性的、情感的、打動人心的力量，從而具有了一種“歷史的詩性”，或構成了一部“詩性的歷史”。

陳繼明的小說《敦煌》（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亦是一部立足真實史料的佳作，作者說：“在所有的敦煌文書中，一份出自吐谷渾人之手的《粟特村人戶錄》最不起眼，也最難被破解。”這份難以破解的文獻構成了故事的一個重要起點。由此出發，作者借助一位宮廷畫師的視角描繪了初唐時期吐谷渾人與漢人民族融合的狀況。人物的個體生活與時代的宏大背景交織在一起，又通過其詩性的、精美的語言呈現出來，氣象不凡。

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向來有著濃重的考據癖，這在《長安的荔枝》《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等作品中都有體現，而他的最新小說《食南之徒》（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仍然延續了這種寫作風格，并表現得更為成熟。這部小說可視為一部有趣的、故事化的西漢飲食史，從一個小小的剖面想像性地重建了西漢特定時期的日常生活。考據癖意味著寫作者將自己對歷史的理解或興趣更多地安放在具體細節上，馬伯庸的小說讓我們聯想到史學領域的“微觀史”研究方法——他似乎并不試圖幫助讀者建立關于歷史的整體理解，反而更多是以故事化、個人化的方式，將歷史的經驗碎片編織起來。或許他更加意識到，宏大的“史觀”是很容易趨同的，而且對史觀的盲目追求會反過來綁架小說的敘事，歷史的特殊性毋寧說就是存在于這些微小的、日常化的碎片上。

還有一種歷史書寫是以家族史的形式呈現出來，比如范遷的《十面埋伏》（《收獲》2024長篇春卷）。在長篇小說領域，家族史類型的作品并不罕見，且佳構頻出，但是，這部小說還是可以給人豐富的感受、長久的回味與震撼性的閱讀體驗。《十面埋伏》似乎調動了作者在藝術、生活、知識、情感方面的大量積累，比如其語言風格的精煉、雋永，讓人想起古典畫論，這必定與作者的知識積累、審美趣味有關。相比此前的《錦瑟》《驚鴻踏雪》等作品，《十面埋伏》處理生活、人物，多了些分寸感、距離感，顯現出一種蒼茫卻又澄明的藝境。

地域：地方性的多元表現

或許是農耕文明的傳承，又或許是幅員遼闊之故，中國的多數作家有著強烈的地方身份意識，其作品也往往樂于展現語言、生活、文化的地方性。而這種地方身份意識又反過來造成了地方性的危機——我們已經形成了某些約定俗成的認知地方、了解地方的方式，諸如方言、飲食、風景、地理環境等等，問題在于，如果文學中的“地方性”僅止于此，那么歸根結底，它和互聯網上那些地方文旅短視頻有什么不同呢？一首詩并不會因為運用了方言就成為好詩，一篇散文不會因為事關故鄉就具有審美正義，小說亦如此。寫作者需要找到一種更為有機的、個人化的，或僅僅屬于文學的地方性。

近年來，重慶作家在挖掘地方性方面表現得格外突出，這可能與川渝地區由來已久的文學性格有關。周宏翔的長篇小說《當燃》（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就是一部極具可讀性的、展現重慶地域風貌的優秀作品。《當燃》中的“重慶”已不僅是重慶話、重慶小吃、山城街巷、市井風俗，它更化為一種重慶性格或重慶氣質。柏樺是強調地方性的一位重慶詩人，他曾說：“現在有人提倡口語詩，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口語詩、好的口語詩應該是方言詩。”甚至說：“如果口語詩不是方言寫成的，我認為是偽口語詩。”當然，方言入詩是個大問題，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柏樺本人的創作也并不以方言詩為主。柏樺曾經寫過一些關于重慶的詩作，如《重慶素描》或《剪刀重慶》，但是，在他新近發表的七首“瞬間詩”（《紅巖》2024年第1期）中，我們看到了地方性的另一種有趣形態：奧克蘭、愛丁堡、巴黎、日本、成都、南京、打箭爐，不同的地方成為碎片，又因詩人的經驗而被重組——說到底，地方性的極致是個人性。

將“地方性”與“個人性”融為一體的典范之作，還有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兒女風云錄》（《收獲》2024年第5期）。王安憶向來擅長在人物身上發現地方，又或者在地方發現人物，她似乎意識到，只有在具體的人那里，地方性才是鮮活的、可以被理解的。《兒女風云錄》里的“老法師”就是這樣的例子，這是一個只能在上海出現的人物，他的身上有種破碎的完整性，也有康明遜、陳書玉等人物的影子。

小說也可以成為一種特殊的地方志。葉兆言曾寫過《南京傳》，那是一部散文集，鉤沉南京歷史，從三國寫到民國，他的近作《璩家花園》（譯林出版社2024年）則是小說形式的《南京傳》續篇，故事從建國初期（1954年）講起，直寫到2019年，敘事風格工穩平實，情感表達內斂蘊藉。《璩家花園》亦是家族史類型的小說，但我更喜歡其中的地方性色彩，這部小說對于地方性的挖掘體現出了“有機”的特點。葉兆言堪稱是一位真正具有“地方感”的小說家，南京城的點點滴滴，都被揉進了看似漫不經心的細節之中。

我們以為絕大多數對于“地方性”的書寫都是以某種必要的距離為前提的，因為日復一日地生活在某個地方，會對這里的一切都變得習焉不察，而張楚的長篇小說《云落》（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4年）就是在這種距離感中展開敘述，如他所說：“當你在一座城回望另外一座城時，內心會有一種儀式感，好像中間穿過無數樹木、村莊、鐵軌、河流、工廠、煙囪，才能抵達你的故鄉。”《云落》是近年最好的書寫縣城的小說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縣城文學”正在成為熱門話題。在抖音、小紅書、知乎等平臺上，有關“縣城文學”的討論層出不窮，其中當然也隱含著大眾文化的陷阱——人們對于“縣城”的理解和想象變得固化，甚至縣城文學背后的情感、思想都漸漸呈現出某種單一的模式。互聯網建立起種種簡易的、廉價的知識系統，而文學，終將成為抵御這種單一模式與廉價系統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