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影像技術的不斷進步與觀眾審美需求的日益提升，考古文博紀錄片近年來迅速發展。《何以中國》《又見三星堆》等優秀作品以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引領著觀眾穿越時空隧道，探尋那些被歲月掩埋的文明瑰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考古熱”“文博熱”。然而，部分創作者在積極探索創意表達的新路徑時，偏離了原本的學術與藝術追求，過于追求視覺效果的震撼、情節的戲劇化以及觀眾即時的感官刺激。這導致部分考古文博紀錄片在內容的深度探索與精細呈現上淺嘗輒止，甚至出現過度娛樂化的趨勢。

有些紀錄片試圖通過融入網絡流行語、段子等元素，來拉近與年輕觀眾的距離。如某紀錄片里，古代士兵以說唱的形式講述心路歷程，博物館里的人俑互相調侃對方的啤酒肚，秦國官員抱怨職場壓力大。而另一部紀錄片在講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時，小劇場上演了一出“跟著班超向西行”的“旅游綜藝”；講漢代廁所時，又搖身一變，仿佛成了“每日農經”節目，讓記者采訪“漢代村民”如何用廁所的發酵物漚肥。這種嘗試將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置于現代語境之中，讓觀眾產生“穿越之感”，或可激發觀賞興趣，提升觀賞體驗，卻容易使內容夾雜具有誤導性的信息，使觀眾對歷史事件和文物故事產生誤解。

還有一些紀錄片為吸引觀眾注意，拋出一些突兀無據的“未解之謎”。這些謎題伴隨著陰森恐怖、令人心悸的剪輯手法、背景音樂、敘事方式，制造出緊張、壓抑、懸疑的觀感。比如某紀錄片圍繞“漢墓里出現一具姿態詭異的唐代人骨遺骸”展開講述，把考古過程拍得好似“刑偵探案”。最終得出結論，這可能是唐代盜墓賊分贓不均引起的兇殺案，也可能只是唐代兇殺案的拋尸地點。不管是哪種推測，都與漢墓關系不大。創作者過度渲染戲劇氛圍，營造一種故弄玄虛之感，反而會阻礙觀眾對考古工作的深入了解。

針對考古文博紀錄片創作出現的這些“越界”現象，可以從兩個層面剖析原因。從認知層面看，部分創作者對考古和文物與博物館學的理解、界定及其內在價值的把握上有些模糊，甚至存在認識誤區。在構思與創作的過程中，這種認知問題導致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將考古活動與盜墓尋寶這類充滿刺激與冒險色彩的行為混為一談，忽視了考古學的科學性、嚴謹性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社會意義；二是將文物簡單地等同于市場上的古玩藏品，忽視了其作為歷史見證者所承載的深厚文化底蘊、獨特歷史信息，使創作狹窄化、淺薄化。而從創作動機來看，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紀錄片的受眾群體日益年輕化。他們追求新鮮感，喜歡有趣、輕松的內容，更樂于參與到內容的創作與分享中。部分考古文博紀錄片為了迎合年輕觀眾的這些需求，激發其觀看熱情，在創作中一味追求戲劇性，結果把“述說”變成“戲說”，歷史變成“秘史”。還有部分主創將商業考量置于藝術追求之上，為了獲得更多流量，追求爆點、爽點，設置大量虛構內容或出位情節，甚至在拿捏紀實元素多少的過程中突破了非虛構的底線，離業界對紀實精神的基本共識漸行漸遠。

對于考古文博紀錄片來說，創意表達不能沒有邊界限制。一味迎合大眾娛樂化需求，有損考古文博紀錄片的藝術質量和社會價值。紀錄片作為傳遞歷史文化知識的重要媒介，其內容應當嚴謹準確，緊密圍繞歷史的真實面貌和文物的實際特征展開，做到歷史真實性與敘事趣味性相平衡、科學精神與大眾接受度相協調。盡量避免缺乏依據的演繹或無關緊要的聯想，這樣才能實現信息的真實傳遞與文化的正確解讀。

具體而言，創作可以采用情景模擬。運用高質量的CGI（計算機生成圖像）和VR（虛擬現實）技術，對古代場景進行復原，并在畫面上標注“模擬場景”字樣。通過“前景”敘事技巧，即在不直接干預歷史敘述的前提下，巧妙地通過視覺和聲音效果營造身臨其境的感覺，使觀眾仿佛穿越時空，親歷歷史。創作也可以展開互動敘事。比如，利用新媒體平臺設計互動敘事環節，或讓觀眾通過投票決定探索方向，或邀請觀眾上傳自己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形成“觀眾共創”內容。創作還可以優化感官體驗。比如，結合視頻、音頻、圖文、動畫等多種媒介形式，打造全方位觀賞體驗，使觀眾能從多個角度理解歷史。

綜上，考古文博紀錄片的創意表達不能越過“真實”這條邊界。在堅守這一準則的前提下，創作者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綜合運用技術創新、敘事優化和多媒體融合等策略，找到與觀眾共情共鳴的“最大公約數”，讓人們在欣賞作品的過程中既能獲得愉悅身心的審美體驗，又能潛移默化地加深對作品所要傳遞的考古文博知識以及歷史文化價值的認識和認同。

（作者：王克修 陳瓊瑛，分別系湖南省委黨校教授、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