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同時代人”是一個超越年齡、時空的廣義內涵的存在，它打破了生理年齡和朝代更迭，以代際劃分的“同時代人”的陳見，用一種具有深刻和前瞻意義的理念，聚合成一種具有“當代性”的切分方法，以跨越代際的共同價值觀來重塑“同時代人”群體，以此作為解決創作困囿和批評迷惘的突破口。“我們可以使自己成為這些文本的同時代人”的命題，才是需要正視的最本質的問題所在。當下的“同時代人”，既要以史為鑒，從歷史的“同時代人”的思想寶庫中，汲取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相對統一價值觀，同時還要引領更多能夠聚合在同一價值觀下的“同時代人”，發出對整個世界的批判性哲學詰問，這也是改“未完成的現代性”為“當代性”關鍵詞的理由，希冀由此而觸及對當代文學治史觀念的一種新觀念和新方法：在“同時代人”旗幟下，建構起一種基本的人文價值觀和學術守則。

關鍵詞

“同時代人”；“當代性”；文學價值共同體；“真理性”

本次論壇（“2024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學術年會 ”）的主持人和《當代文壇》編輯部認為我的發言有點意思，讓我將發言稿整理成文。在整理前，我反反復復地思考一個問題：這個會議上的發言，雖然也觸及了當下文學的一些前沿問題，卻并非是我全部的真實觀念和想法，只是應景式的表面文章，是我思路的一個輪廓而已，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深入思考，既然讓我放開來說，我便想較為深入地從文學史的宏觀層面，對“同時代人”做出另一種闡釋，意即從作家和批評家的價值共同體的角度，對我的發言做出了較大幅度的調整與修改，并再次重申一下我對“當代性”與“同時代人”之間的學術關聯性，以及它們對當下文學思潮走向的重要引領作用。當然，這只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延伸闡釋，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就教于各位方家。

追根溯源，《同時代人》是普希金183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本文學社會政治雜志，它也是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培養了一大批優秀文學批評家的搖籃，從1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均由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留波夫等巨擘撰稿與執掌此刊，它既是同人刊物，又是文學創作和思想的路標，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俄羅斯的文學巨匠都為之寫稿，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以及后來的一大批蘇聯時期的作家和批評家。而今，當意大利學者吉奧喬·阿甘本在一次大學畢業典禮上重新定義了“同時代人”概念，則引起了學界，尤其是中國文學批評界的高度重視，這的確是一件好事。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議題，無疑是針對中國文壇“代際”創作和批評進行學術和學理梳理的必要行為。我個人覺得，這次研討將會在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一個繞不過去的“事件”。

然而，倘若我們只停留在“同時代人”字面的表層剖析上，而不深入到中國文學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宏觀維度上，去深刻破解其內在肌理，或許我們種下去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竊以為，“同時代人”的劃分，是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的。從狹義的角度來說，它是以生理年齡段劃分作家和批評家價值體系的一種依據，通常會以20年，甚至發展到如今以10年為一個時間段，這種以年齡來劃分作家和批評家創作心理和形態，既不符合科學的邏輯，也違背了人文領域里恒定的人性價值觀規律。所以，由其所形成的年齡“代溝”來進行價值觀差異性的定性和定位，這或許就是一種淺表性的人類進化論的闡釋方法，是一種閹割了“同時代人”共同價值體系的機械切分法。

當然，還有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中觀的傳統歷史切分法，那就是以一個歷史朝代的更迭作為“同時代人”的標識，這就是所謂“唐代人”“明代人”“清代人”的由來，這種以大時段歷史朝代，作為切分“同時代人”思想變化的依據，表面上似乎更有歷史學意義上的合理性，然而，它恰恰忽略的是傳統的同一價值觀在跨越千年當中沒有驟變的內在史實，尤其沒有將“現代性”和“當代性”的核聚變考慮進去，因此，沒有現代人文思想的提取，就意味著我們無形中消解了“同時代人”在文藝復興后對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認同。

而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人們常常忽略的是另一個超越年齡、超越時空的廣義“同時代人”的存在——那就是打破了生理年齡和朝代更迭，以代際劃分的“同時代人”的陳見，用一種具有深刻內涵和前瞻意義的理念，聚合成一種具有“當代性”的切分方法，以跨越代際的共同價值觀來切分“同時代人”群體，以此作為解決創作的困囿和批評的迷惘。吉奧喬·阿甘本的“同時代人”的理論，在闡釋《何為同時代》時，明確提出的詰問就是：“我們與誰以及與什么同屬一個時代”，以及“同時代意味著什么”？無疑，這成為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所以，阿甘本提出的這個十分引人深思的理論，即，我們閱讀那些距離我們幾個世紀前的文本，“我們可以使自己成為這些文本的同時代人”的命題，才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同時代人”中最本質的問題所在。

1980年代，我熱戀尼采的悲劇精神，即“酒神精神”，而非“日神精神”。但是，我并不知道“同時代人”這個命題始于尼采，那時只能一知半解、囫圇吞棗地反復咀嚼《悲劇的誕生》的外殼表皮味道而已，卻并不知道尼采的另一本《不合時宜的沉思》就是“同時代人”的濫觴，即所謂“第二沉思”：“因為它試圖把為這個時代所引以為傲的東西，也即，這個時代歷史文化理解為一種疾病、無能和缺陷，因為我相信，我們都為歷史的熱病所損耗，而我們應該對它有所意識。”是的，我們今天應該把這個議題提到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理論高度來認識了，尤其是我們的文學評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如果意識不到這樣一種具有批判哲學的同義詞，我們就無法面對當下的文學史的發展進程。我理解吉奧喬·阿甘本在《何為同時代》中對“鄉愁”的闡釋，是帶有充分理性色彩的“同時代人”的注譯，但他在引用俄蘇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名為《世紀》的詩歌中，關于“我的世紀”或“我的時代”的詩句，以闡釋跨越兩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價值觀：“詩人——同時代人——必須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同時代的人是緊緊保持對自己時代的凝視以感知時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同時代人，確切地說，就是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的人”“在我們身上，這種能力意味著為發現時代的晦暗與那些光亮卻又是不可分離的。”這無疑又是帶有辯證法的自洽悖論真諦，這種具有引領意義的認知，足以讓中國的作家和批評家深思良久，反躬自問：我們是“同時代人”嗎？我們愧對這個時代嗎？過去，我并不了解吉奧喬·阿甘本的所謂“同時代人”的理論闡釋，但十幾年前，我研究俄蘇“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知識分子，用以賽亞·伯林的觀點來說，他是把有著共同價值觀的作家和人文學者，都歸于統一的“知識階層”，因此，我對這個階層的創作和思想，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也幾乎同時讀完了以賽亞·伯林的大部分著述，尤其是對《俄羅斯思想家》《蘇聯的心靈》《伯林談話錄》《啟蒙的時代——十八世紀哲學家》等著作更加青睞，于是，在2010至2012年間，便寫下了一系列論反思知識分子的讀書札記，刊登在《隨筆》《鐘山》等刊物上，尤其是2011年在《讀書》雜志上連載的四篇長文，就成為我處于同樣時空語境中，進入“同時代人”思考的思想足跡。那時，我似乎就站在他們身邊，眼看著別林斯基怒罵他親自培養的文學巨匠果戈里，背叛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投靠沙皇的行為。現在回想起來，我不就是進入了這些“同時代人”的共同語境之中了嗎？后來，這些混入“同時代人”思想隊列當中的所有文字，被東方出版社結集出版為《知識分子的幽靈》一書，成為我敝帚自珍的作品，盡管它還存在著許多不夠完善的地方，但它無疑就是一次跨越國別、跨越時代、跨越年齡與代溝的一次心靈對話。就像今天我們坐在這里討論“同時代人”一樣，從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到跨越世紀的“00后”一代代學人，共同的價值觀將我們連接成“同時代人”，使我們站在同一個思想價值的平臺上來討論問題，只有消弭了時間的束縛，我們才有可能進入思想的燦爛星空之中，因為我們都是“同時代人”——也就是作為共同體的“不死的知識階層”，當然這也包括那些有思想的作家。我們應該怎樣如何蘸取逝去的歷史和當今的時代價值觀呢？我想，我們不應該是俄羅斯“路標派”式的知識分子，而應該選擇的是那些批判哲學的再生知識分子，亦如以賽亞·伯林在《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見《蘇聯的心靈》）一文中贊揚詩人曼德爾施塔姆那段結語，便可以作為當下“同時代人”的借鏡與見證：“在……荒蕪的年代里，還曾經存在過一個怎樣豐富而不可思議的世界；而且它沒有自生自滅，而是仍然在渴望著充實和完成，從而不讓自己湮沒在某一時段不可挽回的歷史之中。”

因此，當下的“同時代人”，既要以史為鑒，從歷史的“同時代人”的思想寶庫中，汲取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相對統一的價值觀；同時，還要引領更多能夠聚合在同一價值觀下的“同時代人”，發出對整個世界的批判性哲學詰問，這就是我為什么提出改“未完成的現代性”為“當代性”關鍵詞的理由——希冀由此而觸及對當代文學史治史觀念的一種新觀念和新方法的反思，在世界意識形態大混亂、大裂變的復雜背景中，借著“同時代人”口號的提出，建構起一種基本的人文價值觀共識和學術守則。如此這般，或許我們的文學史才有可能得到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運行在同一尺寸軌道上的可能性，也不至于使我們的后代在文學教育的亂象中，如盲人摸象那樣不知其所以然。我們都是“同時代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包括世界史上所有具備先進價值觀的先賢，都與我們同在，都是我們“同時代人”的同行者。反觀西方理論中的“當代性”，它是既有特殊含義，同時也與“同時代人”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因為其“當代性”的概念并非是單指時間性的，它有更加復雜的多維度哲學內涵，而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則往往是指向單一的時間內涵，亦即當下的“時代性”內涵，因此，它才是狹義的“同時代人”產生誤區的溫床。所以，有些學者所闡釋的“獨特的年代學的和政治的以及美學的含義”正是我們不斷在使用的“年代學”中“當下政治”大于“歷史”和“美學”意識形態觀念的注釋，而非一種面向文學藝術理論“當代性”的一種復雜的審美闡釋，歸根結底，它正是背離廣義“同時代人”的名詞闡釋。因此，將親歷“當代性”現場的不同人群的價值觀，切割成碎片化的代際性的狹義“同時代人”，就會造成一種文學史在所謂“多樣性”的大纛下，與基本常識和價值觀的嚴重背離、喪失和弱化，強調所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00年代”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差異性，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仿佛突顯出了時代更迭的細節特征，殊不知，這恰恰就是消弭了“同時代人”的人類價值共同體的基本常識。不可否認的是，包括我在內的許許多多學人，在書寫當代文學史的時候，也因為受其“獨特性”的迷惑，陷入了對文學思潮、文學社團、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狹隘格局與短視眼光剖析的泥淖。這表面上是治史觀的斷裂，其實，這正是一種文化歷史的斷層價值觀迷失的本質原因，因為，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我們無法望見“同時代人”背后矗立著的一個個大寫的歷史巨人所發出的真理性回聲，我們屏蔽了歷史真理在場的圖景。以我的理解，這就是文學文本在同一個物理時間內，是可以包含著歷史、現在和未來許許多多超越物理時間的全息審美思想內容，這才是作家和批評家站在“同時代人”的肩膀上，攫取穿越時空的“當代性”鑰匙，亦即作家和批評家的“時代性”就變成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時間維度，只有將自己的作品放在這樣的時空中，才能書寫出馬克思所夢想的那種“歷史的必然”性質的，以及超越“當下”物理時間意義上的優秀經典作品。這種“歷史的在場”才是有意味的“當代性”語詞下真正進入“我們的時代性”創作的自由王國的路徑，但這與那種“主題先行”的創作是有著本質性區別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就是我們當下的“同時代人”創作和批判的原點所在——其“現時”和“瞬間性”的“當代性”，卻是包含著充分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時間概念上的全景式“歷史在場”的真理性空間，這就是它超越“時代性”的“同時代人”共同體價值觀的聚合。“當代性”就是把“同時代人”的歷史、當下和未來三個時間維度的“真理性”審美價值，嵌入文學藝術的創作與批評中去，這個觀念同樣也適用于文學史“經典化”選擇的標準。由此，我們看到的是“當代性”的當下闡釋在場的有效性、歷史闡釋的必然性和未來闡釋的前瞻性所建構起來的“同時代人”文學史觀，這才是我們最值得倡導的觀念。換言之，歷史、當下和未來這三個時間維度是衡量“同時代人”作品是否經典化缺一不可的三個審美向度，但在這三個屬概念之上的種概念則是那個不可或缺的“真理性”存在。所以，需要說明的是，更重要的元素是在這三個時間概念之中，它又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時間，它涵蓋的哲學內涵和意義，都必須潛藏在作品和批評之中，用《西方文論關鍵詞》中的“當代性”的概念來說，“當前共存性”是前面所提到的“使歷史、現在甚至未來并存于當下，并存于我們活著的當下”的“超越時間”的哲學概念。所以，它與廣義的“同時代人”的內涵是相吻合的，即“當下”的指向既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同時也應該是其作品和批評內涵和審美的終極指向，存活在時空中的長度內涵，它與歷史是一個無法割裂的整體。即，我們留下的每一筆，都與進步前賢的思想脈絡相承，當“同時代人”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共名詞時，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也就成為活在歷史、當下和未來三維時空里的杰作。也就是說，活在“當下”時空的作品，作者應該具備掌握“真理性”價值的主體意識。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抑或文學史的建構，如果僅僅就是被種種應景的“時代性”因素所左右，則就失去了衡量其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標準，“活著”是含有真理永恒的時間概念，而不是指在時間長度中某一個時段的“瞬間性”時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時代人”的正確價值觀是衡量和檢驗一切文學史作品的歷史在場者。因此，當我們回顧我們的治史方法的時候，我們是否想到如何建構當代文學史，乃至百年文學史的價值共同體的問題呢？所以，面對“同時代人”，我只想提出的是這樣幾個普遍存在的淺表性詰問。第一，針對流行的年代、年齡中的“代際”與“代溝”問題，我只想拉長無限的時間段，請進文藝復興以后的人文先賢，進入我們文學的現場，讓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不至于在歷史碎片化的紊亂語境中不斷延展下去。從20世紀的“40后”，一直到跨越世紀的“00后”學人，都是在規訓的歷史語境中走過來的，我們被人為地切割成了時間的碎片的垃圾，各自被分離成為了“熟悉的陌生人”，不同歷史時段的文化語境和教育經歷，所形成的歷史文化斷層，成為我們觀察世界的不同視角和世界觀的差異性，但“同時代人”的共同真理性價值觀被遮蔽了，如今，可否讓我們在面對共同的世界新局，包括AI時代的來臨，構筑起一個“知識階層”的共同體呢？第二，從當下宏觀的文化背景來看，各個代際的作家和批評家，無論是在有意識層面，還是無意識層面，的確存在著觀念的差異性，比如作家的創作方法，比如學術研究方法，都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它們的差異性，而忽略了其價值觀具有趨同的可能性。我們是否可以在求大同、存小異的語境中，構建一個創作和研究的共同體呢？在漫長的文學史的進程中，所有的“同時代人”都是無法在自主的寫作中展現自身價值觀的，我們是否應該充分認識到創作和批評生態環境的改變，才是“同時代人”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第三，雖然，在文學史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百花齊放”的時代；經歷過改革開放后的“傷痕文學”時代；經歷過“先鋒文學”“新寫實”的時代，渴望著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到來，但是，由于我們沒有“同時代人”的同一價值觀的聚合，所以，就被那只無形之手反反復復拉回到了同質化的創作和研究之中，放棄了能動性和自主性選擇的寫作，而那正是文學的根本，這種狀態難道就沒有人反思嗎？第四，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觀察文學史的建構，共和國文學史前的三十年是在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模式中徘徊，后又掉進了“兩結合”“三突出”的理論窠臼之中。改革開放后，我們似乎迎來了“方法論”多元化的春天，為什么又鉆進了鳥籠式的理論怪圈之中，這與我們不是“同時代人”有無關聯性呢？第五，隨著消費文化的興起，隨著人類AI時代的到來，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同質化生產的快速通道，創作失去了活力，批評失去了方向，它幾乎全面覆蓋了從“40后”到“00后”七個代際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寫作中，我們是在這樣的寫作語境中徹底躺平呢，還是以反抗的姿態，建立起保衛“同時代人”文學價值的防火墻呢？

這些都是我們“同時代人”所面臨著的困境，文學面對這樣的“至暗時刻”，我想將賽亞·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中贊頌“黃金時代”別林斯基等人的話，贈予大家：“他相信，人類的存在是——應該是——真與偽、正義與不義之間一場恒久且險惡的戰爭，無人有權中立，亦無人有權結交敵人——藝術家尤其無此權力。”這是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哈姆萊特生與死的哲學叩問。然而，與賽亞·伯林這段話稍有不同的理解是，我以為，或許我們的敵人恰恰就是我們自己。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