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大眾文藝作為現象已頗成氣候，因其以新傳媒技術為基礎，部分地繞過傳統發表渠道，從而呈現出大眾參與、大眾接受，緊密關乎廣大普通勞動者喜怒哀樂的特點，顯得地氣滿滿、活力滿滿，目前也已引起傳統文學界的關注討論。它作為現象的同時也作為問題顯豁地涌現在我們所有文藝工作者的面前——它是什么、為什么涌現以及怎么發展等問題，應該得到相應的理解與解答。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其實大眾文藝一直是我們黨領導與推動的人民文藝的具體形態，而新大眾文藝是在數字網絡技術條件下獲得了新解放與新發展的文藝新形態，是新時代條件下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需要后精神需要不斷提升所催生的必然產物，是當下活態的人民的文藝。

文學發展需要朝向更廣泛的受眾

當下正接續發展著的中國新文學，經歷了一個通過革命而不斷“變身”的過程。回顧其起點，最顯性的標志是文言文的廢除。當年之所以以白話代替文言來進行寫作，不就是要讓文學更廣泛地走向全民族、全體人民，以文學的力量更好地促進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往現代化道路上發展嗎？后來的歷史，證明了它的有效性。

歷史地看，文藝發展正是一路不斷地被解放、不斷擴大參與者、不斷覆蓋到更多大眾的過程。文學藝術從形式與精神上掙脫束縛，向更多的大眾而去，是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就中國文學的歷史來說，一種文體，可能來自于民間，經過文人的“鍛造”，慢慢地成熟起來。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它變得越來越“雅化”了。這種“雅化”并非真雅，其實更多地是一種僵化，僵化就面臨著需要新形式、新形態、新精神姿態的出現與代替，而文化發展與前進的動力不可能停歇，所以后來催生出新的文體，占據主體的地位。

例如，相比于律詩，詞曲是更為“俗化”一些的，是有更多人可以參與的。詞發展到后來，從形式與精神上也難免被文人們“雅化”了、圈子化了。繼而，更“俗”、更大眾化的平話與章回小說就出現了。在后來的發展過程當中，言文不一致的狀況，不再符合社會發展進步的新要求了。歷史與人們永遠對更具大眾性的文學形式與精神具有不懈的需要與追求，于是白話小說、散文與現代詩產生，這些文體目前還是文學的主要形式。經過百余年的發展，這些文體也在不斷融合、革新。在具體的創作中，如何保持開放的姿態，避免陷入僵化的境地，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課題。

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走向小眾的文學必然面臨著消亡與被陳列的命運。這不僅僅關涉文體，更關涉一種文學生態。我們需要一種朝向更多大眾的文學姿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大眾文藝的出現和命名，或許會給我們提供豐富的啟示。它借助數字網絡技術，實現了文學的解放與奔騰；它以大眾為主體、對象與方法，釋放出新的更大能量，呈現出葳蕤之勢。

新大眾文藝在精神上是開放包容的

當今純文學場域，很多作品讀者寥寥的問題，需要到讀者或者叫作人民中尋找解決的答案。今天，一些作家的文學趣味的過度“雅化”、窄化、私人化，是造成文學讀者丟失的重要原因。文學期刊與文學閱讀有所式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作家與編輯不是完全無辜的。一段時期，不少作家與編輯唯外國文學中的個別所謂先鋒新異作品的旨趣與技法的馬首是瞻，以奇為宗，以技為先，以新為高，從形式與精神上脫離了大多數中國讀者、脫離了中國大多數人民生活情感、脫離了大眾市場。

文學，不論什么風格、內容與形式，被別人需要才有價值，被更多的別人需要與接受才有更大的價值，這是很基本明了的道理與事實。作家的寫作實踐從個人寫起沒有問題，但這個“個人”得有代表性、公共性、開放性與深刻性，作家的身上得有別人對自我的“看見”和對社會、時代、歷史的“照見”，用一句文學評論的行話來說就是，“個人經驗要承載與體現歷史與現實的深度”。如果一個作家的思考、感悟、表現并不關乎別人，而只是凸顯一個非常特殊、孤高而封閉的自我，那他（她）不可能創造出被廣泛需要的、富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較長一段時間里，普通人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風貌在文藝作品中得不到充分的表達，缺乏被深入地看見，所以，隨著教育的普及、媒介的發展，他們中有能力的人就自己下場寫自己的生活了，形成了今天的新大眾文藝。我們知道，在所謂的新大眾文藝中，有海量的、依托算法炮制出來的AI味十足的文章，但引起廣泛關注的，往往是那些展現鮮活生命經驗的作品。正是這樣的寫作讓我們發現，當下文學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

而今已成氣候的新大眾文藝，在精神上是開放包容的，是廣泛共情的。它向大眾敞開，同時也向所謂的專業作家的創作敞開，使整個文學藝術的生態實現了更新。這也迫使我們思考：如果離開了廣泛的大眾，離開了這個時代的巨大能量場，作家苦心孤詣的創作能有多少價值呢？

這同樣對文學評論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的文學評論家不能遠離時代脈搏，遠離大眾關切，特別是不能遠離了人民情感。有些人把一些外來專業概念與個人臆想組合過來拼接過去，再找幾個同類的人互喚知音，形成了比較嚴重的圈子化與封閉化。這不利于文學批評乃至整個文學事業的發展。作為讀者，有興趣去讀文學評論，一定是期待評論家的文章醍醐灌頂或者別有發現，但有些評論文章卻往往讓讀者讀后更加不知所云，被讀者拋棄就成為唯一命運了。

于是，在新大眾文藝的時代，不僅人人都是創作者，而且人人都是評論家。在網絡上，點評者們更敢說真話，而且使用的是通俗易懂的網絡語言。他們的話語，或許不無偏激，但也更加真實可信。因此，受眾也往往更多。這實際上也在倒逼專業評論家們進行話語的革新。

雅俗共賞永不過時

新大眾文藝正是在雅俗共賞的意義上獲得蓬勃生命力的。近百年前，朱自清先生曾在《觀察》雜志上發表文章《論雅俗共賞》，對文學的雅俗共賞與大眾化持開放與肯定態度，后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朱自清的文論集《論雅俗共賞》（1983年12月第1版），就用了這個題目。到今天，重提這個話題依然不過時，新大眾文藝的興起反而讓這個話題更有了現實針對性。看來文學的文風與旨趣問題是一個老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地審視與再回答。

因為做過十幾年的出版社編輯，可能直面讀者與市場的原因，我一直把雅俗共賞作為文學創作與出版的目標與要求，并且這么多年不曾懷疑過。無論什么樣的文學作品，誕生下來就是要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這是作品的必然使命。被閱讀，作品的價值才能實現。而文學作品要被讀者閱讀，一方面是能夠為讀者思考生活問題提供一定的正向價值意義，另一方面則要具有至少是不故意為難讀者的吸引力品質。就像人們常說的“太陽底下沒有什么新鮮事”一樣，天底下所有的事理固然有深刻的，但都可以不繁難，繁難的其實是一部分人七擰八扭、吞吞吐吐、曲折掙扎的表達、表現與展開。

世間本沒有不能夠相對簡單地表達出來的什么理論與道理。作為一名曾經的出版人，我讀過不少優秀作者的好文章，發現大多數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文風深入淺出，但思想與意義絕對不淺薄。看來，文化、文學與知識是可以相對簡明地被表達的，是可以實現雅俗共賞的。出版家汪家明曾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寫過一本傳記，叫作《范用：為書籍的一生》。書中寫道：“作為出版人，范用最大的愿望就是出版能夠雅俗共賞的書，將最優質文化，化解成大眾能懂、能賞的書。”（生活·讀書·新知書，2023年7月第1版，第203頁）這是一位出版家對另一位有廣泛影響力的出版家的致敬，談到的其實正是出版的本質意義，就是讓好作品走向讀者，影響讀者，雅俗共賞。“雅俗共賞”作為一種出版追求，對讀者，是要發揮提升引領的作用；對寫作者，是要拉近其作品與大眾的距離。

無論文學創作，還是文學出版或者叫作文學傳播，都是為讀者服務的，在當今時代的教育條件與文化基礎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文學的直接讀者，所以，把雅俗共賞作為文學創作與出版的追求與目標應該是天然之事，是文學人民性的實踐路徑之一。特別要說明的是，雅俗共賞不是向俗遷就，而是要求寫作與出版的旨趣與精神要有對大眾的開放與照顧，要看得見普通勞動者的奮斗身影，要主動擁有與積極影響更多的潛在讀者，要讓不同層次的讀者都可以從文學閱讀中獲得各自不同的積極收獲。

其實，作為一種勃興的文藝形態與力量，新大眾文藝也是文藝界對之的暫時的便捷的命名，它看似對“精英文學”（暫稱）構成了挑戰，但并不是對立性力量，是完全可以互相建設與同構的。畢竟，傳統作家的專業深度、思想高度以及綜合起來的整體實力是任何時代都極為需要的。新大眾文藝尚在發展中，它正不斷地從精英文學中汲取著能量，壯大著自己。在社會實踐中，我們今天講的“大眾”與“精英”并不對立，“大眾”是包含著“精英”的大眾，“精英”是容身于大眾之中的精英，他們之間互相融合、互相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

因此，真正的精英正是來源于大眾的，是依靠大眾的，與大眾越緊密才可能越精英，脫離了大眾的“精英”就只能是偽精英。所以，新大眾文藝與傳統文學的互相照亮、彼此借鑒、融通為一、共致未來才是正道，因為——它們都是人民的文藝，都可以是更有效的更高質量的人民文藝。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期待的是一種嶄新的人民文藝的新格局。

（作者寧夏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