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年華》是一個用一句話就能講完的故事：蘇麗珍和周慕云為了推測自己的另一半是怎么好上的，兩個苦悶的靈魂漸漸走近，扮演著雙方的另一半，猜度著他們到底是誰先開的口誰先動的手。

所以《花樣年華》的看點不在情節的起承轉合、跌宕起伏。

看電影不看故事情節那看什么呢？看束身的旗袍啊，婀娜的腰肢啊，看苦悶的佳人有著曼妙的小腿曲線，看香港60年代促狹而縱深的屋子，看斑駁幽寂的樓道，被雨澆濕的矜持，愛情泛起的卑微的漣漪，看昏昏欲睡的路燈，路燈下無精打采的小廣告和那一個已經長滿了苔蘚與老繭的年代。

定格看《花樣年華》中的一場麻將戲，拍攝現場無一人在意桌上那副麻將具體是什么牌，劇本也無意賦予牌桌座次以人物關系的隱喻。攝影指導李屏賓和杜可風在意的是一定要將桌上升騰起的兩口煙從低調畫面中凸顯出來，為燈光的層次忙上半天，為使用哪個焦段的鏡頭反復試驗。在牌桌上某一位太太的腿上藏一塊反光板比交代她在等一張什么牌重要。蘇麗珍的老公陳先生背對攝影機坐的椅子花色要暗，不能壓過蘇麗珍旗袍的飽和度。攝影機往下搖，副導演在旁邊適時地提醒張曼玉絲絨拖鞋該動一下，鏡頭到了。

王家衛的電影創作觀念比較“法式”。

法式電影觀的終極命題就在于將電影從“戲劇與小說的私生子”升格為“第七藝術的獨聯體”。它不提供故事的解藥，而是以視聽煉金術鍛造新的知覺器官。敘事的支離破碎是導演在這種創作觀念下的蓄意為之。《花樣年華》的劇情是一座一座孤島式的片段。孤島與孤島之間，導演并不追求嚴絲合縫的邏輯性，時間在片中任性地跳躍，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接。有些鏡頭想必拍攝的時候導演也沒有完全想好用在哪里，但是沒關系，電影在拍攝現場生下來后到了剪輯臺上還可以重生一次，尤其是王家衛的作品。

《花樣年華》中蘇麗珍的旗袍都是高領或者半高領的，服裝作為一個獨立的視聽元素書寫人物性格。她被困在1960年代壓抑保守的時代氣氛中不敢造次，跟周慕云走動稍勤一點就受到房東太太的善意地“提醒”。

其實一個女人要跟誰交往，要怎樣處理自己的婚姻問題，是否考慮重新發展一段戀情等等都是個人隱私，上海方言里的一句“關儂啥事體”是對人際邊界最好的維護。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房東太太與蘇麗珍只不過是契約關系，房東有什么資格充當父權代言人以“女德”來訓誡房客呢？不免太缺乏邊界感。但無奈彼時的香港還是一個前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的邊界并非遵律法而是循倫理。既然住在同一個屋檐下，房東太太好像天然對小一輩的蘇麗珍有種母威，可行管教之責。蘇麗珍聞言一句也不敢嗆，小聲啜泣，將委屈咽了下去。

導演將影片的主體空間均設計為狹長的通道，又調度人物反復在通道雙側橫向進出，加強壓迫感。空間的促狹擁擠呼應著服裝對人性與自由意志的束縛，場景如命運。高速攝影屢次表現男女主人公在樓道中錯身，最近時的距離只有0.01厘米。

梅林茂版主題音樂是《花樣年華》的另一大意味符號，兩列平行鐵軌上的幽靈列車載著暮色疾馳。對的人在錯誤的時間遇見，對也成了錯。時隔多年影迷們才知那段經典的主題曲并非作曲家專為《花樣年華》譜寫，是為日本影片《夢二》定制的音樂。但是沒關系，已經被我們集體認證為《花樣年華》的氣味，所有越軌的戲都被導演一剪沒，只留下一句“今夜我不想返屋企”在空氣里發霉。

因為《花樣年華》，每年都有影迷跑去柬埔寨在樹洞前emo。兩個人后來重逢了嗎？是導演藏了25年的秘密。只要結局不出，這出虐戀就未了，《花樣年華》就不是BE（Bad Ending)美學的天花板，是卡在平行時空里永世循環的薛定諤式HE（Happy Ending）。這么迷人的電影無關戲劇性，恐怕主要歸因于片子拍得太美了，狹窄的樓、斑駁的墻，梁朝偉與張曼玉拉絲的眼神和琴弓在心趴上揉動的弦，讓一代觀眾25年意難平。

所以好電影到底需不需要一個情節跌宕起伏的、邏輯強大的、主題深刻的文學劇本呢？這是由《花樣年華》而生發的思考。我的觀點是：電影可以與文學牽手也可以分手。如果你問我更欣賞哪一種？我覺得與文學分手后的電影更為張揚電影性，而電影性才是這門藝術本體的魅力。

中國人一直稱電影為“影戲”，即在影院里做“戲”。不盡然，電影可以是高戲劇性的，也可以是淡戲劇性，甚至無戲劇性。電影當然不等同于戲劇也不等同于小說，電影生下來就是現代藝術，它當然可以與文學分手，綻放它獨立的美。

王家衛是很早就徹悟這件事情的，所以寫個大情節的故事是他的短板嗎？可以說是的。哪怕他在香港是當編劇出身也不代表他擅長這件事。

關于王家衛當編劇時拖稿玩失蹤的故事傳得沸沸揚揚，我至今還是堅信王家衛不擅長戲劇性，遭到硬逼他就會把故事講得磕磕巴巴。一個邏輯嚴密、劇情連貫的文學腳本對他天生的法式味道有傷害，只有忍痛一舍，短板成了風格，弱點成了特點，他才成為讓無數文藝青年迷戀的墨鏡王，到了今天《花樣年華》的二次發行還是迎來影迷們的熱捧，王家衛用反大眾性賺到了大眾的錢。

很多人覺得老王的作品難懂。懂，就是所指清晰，而王家衛的片子是能指極其發達，所指極度曖昧。

能指與所指是一對結構語言學中的基本概念。能指是符號，所指是符號所指向的約定俗成的意思。如果我們將光、影、構圖、色調、音樂、服裝、道具、聲音、對白、表演、劇作的結構等視聽元素看成是電影語言的能指符號，那么由它們組合所表達的具體的情節與主題就是所指。

偷情故事的一萬種所指式的拍法，都很俗氣，而王家衛選了第一萬零一種，他揮灑的是能指，他更在意的是視聽語言各元素怎么調配產生迷人的前調、中調和尾調，而不是它們組合到一起所表達的意思。或者換句話說，觀眾在看王家衛的電影時大可代入自身的生命情感與生活經驗，看出什么、體會到什么都是可以的。

這是一種現代藝術的創作觀，避免賦予文本任何預設的意義或主題。通過這種方式，觀眾能夠從文本中感知這門藝術語言本身的質地，打破作者的控制，文本成為一種開放的、多義的存在，從而消解主題的確定性。

《花樣年華》的文本革新了中國觀眾的賞析觀，我們不必去追問一首現代詩寫的是什么意思（所指）；不必去追問現代畫家畫的是什么意思（所指）；就像我們不必弄清楚王家衛到底拍的是什么故事（所指）。《花樣年華》別人拍可能會是出軌和偷情的狗血劇，王家衛拍就是禁忌與遺憾的芭蕾。

王家衛創作風格的核心特質在于對電影本體的絕對尊重和對傳統敘事方式的系統性疏離。其美學邏輯可追溯至巴贊的電影觀——電影的本質是對現實時空的“木乃伊式”保存，而非戲劇化摹仿。當上世紀60年代電影藝術緊跟其他藝術樣式的步伐從作品漸漸轉向文本（羅蘭·巴特所倡導的創作觀），大批創作者一身反骨公然違抗古典戲劇的“三一律”，消解情節中的因果邏輯，為敘事增熵。

阿倫·雷乃《去年在馬里昂巴德》以意識的流淌結構劇情，雅克·德米《瑟堡的雨傘》將日常對白唱成詠嘆調，徹底剝離語言的表意功能。這種反情節、淡化戲劇性甚至無戲劇性卻張揚電影本體的創作觀為王家衛所繼承。在王家衛徹悟了自己的長板與短板后可以說他的每部作品都在實驗中進步，《花樣年華》就是這種創作風格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囈語并非敘事的貧瘠，而是通過能指的過剩生產迫使觀眾放棄對文學故事、對大情節、對高戲劇性癮癥式的渴求。

電影的迷人之處在于它最終被大家確認了第七藝術的獨立身份。它不必扮演傳統戲劇的孝子，也不必追隨小說逗留于文學的迷宮。《花樣年華》曾被捧上亞洲第一佳作的寶座，贊譽的就是它對電影本體的彰顯。我真覺得《花樣年華》的重映沒有必要為宣發噱頭硬加一個2001年的結尾，一旦王家衛開始討好觀眾，他在影迷心中也就掉價了，已不再是那個墨鏡一戴誰也不愛的王家衛了。

作為一部能指型佳作，《花樣年華》在誕生那日已完成了對一切藝術母體的終極叛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