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春節前后，一家名為“安萬傳媒演出公司”的秦腔劇團在陜甘多地線上線下爆火，現場演出時甚至出現了臺上臺下萬人齊唱秦腔的震撼場面。與此同時，一款由國內人工智能公司研發的大型語言模型DeepSeek引爆了朋友圈，大家紛紛使用這一具有強大語言處理能力的軟件來寫作、評詩，“全民寫作”的氛圍相當濃郁。這所有的現象，都與當前熱議的“新大眾文藝”的話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新大眾文藝的崛起

無論是起源于勞動、祭祀還是休閑，還是后來的“載道”和“啟蒙”的需要，文藝與大眾的關系始終緊密，哪怕是古代那些帝王將相、忠臣孝子、才子佳人的文藝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眾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近代尤其是“五四”以來，在急需建立革命新文藝的時代語境之下，大眾文藝這一天然的語詞被視為一個偏正語義的修飾結構進行重新觀照與不斷厘定，成為了對立于貴族文藝、精英文藝、嚴肅文藝等類型的一個動態概念，在此后的百余年間開啟了其漫長的離合變遷，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衍生出了紛繁復雜的文藝景象。也正是在文藝話語、大眾話語、政治話語以及后來的媒介話語的漫長糾纏中，大眾文藝的類型、體式、內容、載體等諸多要素和面相不斷地嬗變、演進、革新，直到最近“新大眾文藝”概念的提出。既然“新大眾文藝”在原有的大眾文藝前面加了一個“新”字，那么顯然是和百年來乃至有史以來的“大眾文藝”有本質的不同。

古典時期的大眾文藝可以在雅與俗的對立關系中予以理解，“雅”的文藝主要包括“陽春白雪”“文以載道”“正聲”“詩學”等以高雅為主要特征，以藝術密度、美學精神為核心追求的一種文學秩序，而相對應的俗的文藝則表現為“下里巴人”“傳奇怪談”“世情小說”“鄉謠俚曲”等以滿足普通大眾消閑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與內容。“五四”以來的現代大眾文藝著力讓普通平民大眾進入文藝表現內容，并且讓大眾對文藝的內容容易接受與理解，進而實現“新民”的時代需要。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文藝生產傳播媒介技術的迅速迭代與升級、文藝審美權利下移以及文藝生產權利全面釋放，文藝生產的全新體制得以確立并迅速深化。可以說，新大眾文藝的涌現就是文藝生產真正進入了嶄新時代的標志。傳統意義上文藝的藝術向度、美學意蘊和“載道”精神在新的語境中如何堅守，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因為無論從生產主體還是接收對象以及傳播方式來看，新大眾文藝都具有某些“后現代”文藝的特征。

在技術實踐讓所有文化內容進入“無差別連接”的時代，后現代文化在實踐層面發生了升級，在去中心化、碎片化、拼貼、戲仿等外在特征的基礎上逐漸呈現一種清晰穩定的內在機制——“無限生產”。新大眾文藝正是以“生產”為內核，以賽博空間為載體，以“PGC”到“UGC”和“AIGC”的敘事轉換為表征，不斷地生產，加速地生產，無窮無盡地生產，在生產中實現對傳統的破與立，在生產中完成文藝主體的重置，實現從文藝話語、政治話語到生活話語和媒介話語的轉化和融通，最終實現美學意義的解放和全新的文化意義生成。在此，人人都可以是文藝的生產者，時時刻刻都在生產，文藝并非“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是“生活就是文藝，文藝就是生活”，文藝與生活實現了“大一統”。

時代語境變幻中的大眾文藝

回溯百余年來大眾文藝的演變歷程，可以看到大眾文藝的演變經歷了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從“五四”新文學運動時“平民文學”的提出，到1930年代左翼作家倡導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到延安文藝時期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文藝服務工農兵大眾的宗旨確立，從表現內容到服務對象都旨在確立普通大眾即勞動人民在文藝中的地位。新時期以后，文藝的政治負載減輕，“先鋒文藝”開始致力于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探索，現代主義文學初露鋒芒，“第五代”電影異軍突起，精英化成為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潮。而很快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化與大眾閱讀消費需求的增長，到1990年代中期，言情、武俠、都市、反腐、商戰等通俗文藝作品則占據了大眾的文本閱讀和影視消費的主要市場，新世紀以來的網絡文學及其影視改編的崛起恰恰延續的是1990年代以來通俗文藝這一路徑。如果說在1990年代中期崛起的通俗文藝和新世紀之交開啟的網絡文學形成了與傳統嚴肅文藝相抗衡的局面，那么，伴隨著新的媒介工具而劇烈爆發的文藝生產盛景則真正抹去了文藝的諸多界限，這種界限包括文藝的生產者、內容、體裁、美學風格、書寫載體等全方位的消解，當然還包括各種文藝類型如文學、影視、短視頻之間的邊界融合。

當我們注視當下的文藝現場時，會發現全民文藝生產的時代已然降臨，當下的大眾文藝生產無需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那種政治性的組織、倡導、動員，而是自發的、自下而上的，表達者、傳播者、接受者都是大眾自身。以當下的文學生產為例，網絡文學和新媒體文學、素人寫作、造梗文學，甚至各類具有文學性、藝術性的音視頻等都可歸于廣義的新大眾文藝的范疇。目前我國網絡文學平臺的駐站作者總數有近3000萬，網絡文學用戶規模更是達到5.5億，網絡文學市場每年的營收包括付費閱讀、IP開發、衍生品開發、影視改編和廣告推廣在內更是接近400億。在傳統的起點、晉江、番茄等網文平臺之外，“人間the Livings”“正午故事”“真實故事計劃”“全民故事計劃”等公號平臺在“以敘事之美，重構我們的生活”“用故事凝視我們的時代”這樣的口號之下致力于收集普通人的故事，這些普通人包括但不限于教師、醫生、警務人員、公司職員、保安、礦工、保姆、出租車司機等，這些素人作者在各種媒介平臺上發表了大量自己親歷親見親為的故事，大大拓寬了文學的表現空間。再以短視頻為例，以抖音、快手、B站等為龍頭的短視頻平臺用戶數量已達到10億，基本上做到了全民覆蓋，短視頻的產業規模更是超過了每年3000億。網絡文學、公眾號文學釋放了大眾文字書寫潛能，短視頻讓大眾紛紛現身出鏡，而ChatGPT、豆包、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崛起則讓大眾的文藝生產插上了翅膀，安上了發動機，一幅鋪天蓋地的文藝生產畫面已經展開。

需要注意的是，以前的大眾文藝，其創作者仍然主要是傳統作家群體，只是其表現內容更加通俗、更加具有大眾接受度，而新大眾文藝顯然不是這樣。固然新大眾文藝的表現內容很多都是通俗敘事，但也絕不乏嚴肅文藝的內容，比如“外賣詩人”王計兵的詩歌《趕時間的人》書寫的對象是外賣員工，這首詩如果不是由一個外賣員而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詩人寫出來，雖然也可以說是一首好詩，但詩中文字的沖擊力量絕不會有那么強烈。再比如礦工詩人陳年喜常年堅持“用爆破找尋生活入口,用詩歌找尋人生出口”的創作理念，“菜場作家”陳慧的散文集《在人間》堅定質樸地傳遞煙火人間人情冷暖，這些作品是“非虛構”也好，還是現實主義也罷，其中源自凡人生活的真實力量與文學的魅力疊加在一起產生了一種堅硬、有力又溫暖的質感。在當下時代，文藝不論嚴肅、通俗，還是精英、大眾，有正向價值的文學都是好的文學，這種正向價值可以是精致繁復的藝術價值，可以是記錄時代的社會價值，可以是一文千金的產業價值，也可以是共鳴治愈的情緒價值。

文藝的“折曲”與新變

新大眾文藝的“新”，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面：第一，文藝生產主體的“新”，即新的“大眾”。也就是說，原來的“大眾”是文藝的接受者，而新的“大眾”是文藝的生產者。第二，文藝表現內容的“新”。文藝徹底“祛魅”，人人皆可文藝，時刻皆為文藝，萬物皆是文藝。第三，文藝類型的“新”。一部分是在原有的文藝類型基礎上生發出各種新的文藝類型，主要表現為不同文藝類型的滲透、融合與創新；另一部分則是借助新的媒介工具誕生的各種全新的文藝類型。第四，傳播方式的“新”。由自上而下的、自中心向四周發散式傳播、自高層級向低層級等級式傳播，變成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即時互動式傳播，傳播的速度和效率變得極高，文藝傳播的空間和時間距離消失。第五，文藝生產機制的“新”，主要體現在文藝的生產主體和接受主體的一體化特征。

可以看出，新大眾文藝的整個生產系統并不是一種中心式的同心圓結構，不是一種等級式的金字塔結構，也不是一種完全自由的散點結構，更不是粉絲文化那樣的封閉式的區塊狀結構。它是一種在當下時代特有的“折曲”式的結構。它處于一種不斷地運動、折疊、打開、再折疊、再打開的無限重復過程之中，但在重復中又蘊含著無窮的新變，它“遠近高低各不同”，充滿運動感、層次感、褶皺感、復雜性和豐饒性。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無數新的文藝生產者的人聲鼎沸、眾聲喧嘩、“天高任鳥飛”，看到的是各種文藝生產平臺“日出江花紅勝火”，看到的是各種文藝作品“不盡長江滾滾來”，是網文平臺上動輒千萬級字數的一個個敘事文本，是數以萬計的微短劇和無窮無盡增長的短視頻，是時時刻刻都在“發表”的各種大眾“日常”，是各種“擬在場”的表情包操演，是AI技術普及之后的各種“文生視頻”和各種AI生成的小說、散文、詩歌、美術和音樂作品。我們看到，在當下時代，無數個文藝空間、無數個文藝生產者、無數個文藝作品不斷地彼此嵌入和疊加，連接但又彼此區分。各種文藝類型不斷地折曲，不斷地以曲線的形式分叉、合并、拐彎，隨著折曲的無限進程自我進化、反應、生成、裂變，在永恒的運動和流變中進入一種無窮迭代，在內部與外部的折疊中不斷穿越原有的文藝形式界限，實現一種持續性革新。

總的來說，新大眾文藝帶來的“折曲”表現在以下幾個維度：生產者和接受者的彼此折疊，文藝內容和文藝形式的彼此折疊，文藝載體與傳播媒介的彼此折疊……如果說，古典式的文藝強調一種雅與俗之間有明顯分界的等級秩序的話，那么，現代的文藝則強調功能、效率和速度，試圖開創一種“平滑”的、四通八達的文藝形式。“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目的就是打破舊有的文藝秩序，建設親民的新的文藝，而此后左翼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延安文藝的服務工農兵，都是這一動機的延續和升級。再到后來的互聯網時代，網絡文學可以說是“平滑”式文藝的終極形態，整個文學場域變成了一架高速運轉的機器，文學的一切要素都在高效、流暢地流通。與上述兩類都有所不同，新大眾文藝呈現的是一種“折曲”的文藝生產、傳播與接受空間，是文藝在新時代的“折曲”，這種“折曲”無論它屬于時代的鏡像范疇，還是引領當下時代社會文化走向未知領域，它都孕育著無限的文化生命潛能。這個轉換意味著一系列相關文藝生產機制的革新，也意味著文藝權利包括生產權利和評價權利的根本性移交，更意味著文藝主體的歷史性拓展甚至“讓位”，意味著文藝的種種陳見、教條與界線徹底被削弱、解構、擦除，甚至重寫，最終一起進入更為洶涌的文化歷史洪流。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戲劇影視文學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