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和高度并聯系文學的現實狀況與未來發展，來看待新時代文學的內在特質，人民性、主體性、民族化就格外顯豁、特別重要，并且是總體特征中至為關鍵的構成要素。人民性的文藝道路與文藝方向，既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本質屬性，也為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正確的方向與光明的前景。主體性的文化立場與精神姿態，使文學工作者葆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強勁的精神內力。民族化的表現形式與藝術氣派，則在文化建設與文學創作中體現了獨有的“中國特色”與應有的“文化辨識度”。人民性、主體性與民族化的彼此依存、相得益彰，構成了走向未來的新時代文學的總體性特征。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新時代文學 人民性 主體性 民族化

中國當代文學在七十五年的發展進程中，經歷了“十七年”時期、“文革”時期、“新時期”、“九十年代”與“新世紀”，進入了新時代，走向了新階段。當代文學七十五年波瀾起伏的發展，不只是單純的時間上的推進，還是復雜的“當代性”的演化。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與其立足的社會生活緊密相連，與其依存的時代演變密切互動，以“人民性”導向和“社會主義”方向下的多元格局與多樣發展，形成了自己鮮明的辨識度，葆有自己的獨特品質與特殊色彩。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斷，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對這一重要論斷做了進一步闡述，并鄭重宣告：“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的文章中指出：“實踐證明，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1這些都清楚而充分地表明，“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要義在于“中國式”，也即基于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也包含了對于“現代化”作出中國闡釋，提供中國方案等內容。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中國精神文明、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構成，自然也要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總架構與大戰略，并在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上運作和行進，以不斷繁榮發展的新時代文學，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這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新時代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廣大文學工作者在現階段的重要歷史使命。

從“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角度和高度并聯系文學的現實狀況與未來發展，來看待一些現象，來思考一些問題，一些氤氳不明的現象便會清晰起來，一些不夠彰顯的會凸顯出來，一些游移不定的會確定下來，從而使我們在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上提高認識，堅定理念。比如，有關新時代文學的總體性特征的尋索，從“中國式現代化”這樣一個角度來看，人民性、主體性、民族化就格外顯豁、特別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三個方面可能是新時代文學總體特征中至為關鍵的構成要素。

一、人民性的文藝道路與文藝方向

從建黨一百多年到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黨和國家的發展歷史都充分證明：“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而這一重要事業與重要戰線最為重要的實踐與經驗，是“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的這些重要論述，對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學的道路與方向，作了至為精要的提煉和十分精確的概括。

文學向著“人民性”方向運行和發展的進程既是清晰的，也是堅定的。我們黨在初創時期，就重視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與新文學形態的建構，并高度注重其“民眾性”。1924年前后，早期共產黨人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等就提出，“新文學”要“為了民眾”，“激勵國民精神”。進入1930年代之后，在國統區、淪陷區，左翼文藝界持續開展“文藝大眾化”“文藝的民族形式”等問題的研討與論爭；在根據地、解放區，組建服務于革命戰爭和軍民群眾的各類文藝社團，形成革命文藝的基本陣營。在這樣一個革命文藝的理論探索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毛澤東于抗戰時期的1942年，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革命文藝運動上第一次明確而深刻地闡述了文藝工作的根本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確定了文藝工作“屬于人民大眾”“為了人民大眾”的根本性質與基本方向。由此開始，解放區的文藝經由圍繞著“人民”的“普及”與“提高”和大眾化等運動不斷蓬勃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事業也沿著這一方向高歌猛進。雖然在此后一些時期的文學領域因各種原因出現過不同程度的某種偏斜，但都經由理論糾偏、方針重申和政策調整等舉措，保證了文藝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上的正常運行，并使文學贏得了“十七年”時期，“新時期”和“九十年代”等不同時期的理論批評的諸多突破和文學創作的極大收獲，在為生活歌唱，為時代留影的過程中，使得自身不斷獲得創新性的成就與歷史性的進步。

文學進入新時代，面臨許多新問題。高度關注文化建設與文藝繁榮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多次就文藝問題和文化問題發表重要講話。這些講話結合當下中國的具體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黨對于文藝規律文藝事業的認識與把握，尤其是有關“以人民為中心”論述的不斷豐富與深化，把文藝與人民的關系的既有認識提升到了新的理論高度。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根本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2這種秉要執本又簡明扼要的闡釋，以“為人民”為旨歸，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旨與要義，也使得“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在內在精神上合而為一，統歸于“為人民”的終極目標。可以說，這是在文藝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體現新思想的新闡釋。在此后依次召開的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習近平總書記都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文藝與人民關系時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高度強調人民在文藝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在論述“以人民為中心”時，特別強調人民與生活的一致性、同一性。他在指出“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后，又明確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告誡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才能把握時代脈動，才能領悟人民心聲，才能使文藝創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雋永的魅力”。要求他們“不僅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時代的脈搏、生命的光彩，為時代和人民放歌”。這既要求文藝工作者在創作的準備與實踐中，始終要“以人民為中心”，也要求文藝工作者以此為鑒鏡，時時檢視自己所熟悉所書寫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斷地從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文學坐標。這些重要論述，反映了黨對新時代文藝工作的新要求與新希望，也凝結了文藝創作實踐與文藝事業發展的重要經驗。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為，文藝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特殊形式，由社會存在而決定。而人民群眾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自然也是文藝表現的主體，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文藝理應反映各個歷史階段尤其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群眾的理想與實踐。因此，人民屬性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本質屬性，人民立場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

從1942年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為著人民大眾”，到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指出的“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從1980年的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3，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七十多年的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進程中，革命領袖和黨的領導人關于文藝的人民性的論述與論斷，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時期文藝工作的發展與繁榮，又深刻地總結了不同階段文藝工作的豐富實踐與基本經驗。這些重要的講話精神，既給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給文藝工作者指出了著力的途徑。從2014年到2024年的這十年，廣大文藝工作者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藝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凝神聚力，務實篤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過程中，緊跟時代步伐，把握社會脈動，創作出了一批又一批品質優良的文學作品，塑造出了一個又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并以這樣富含生活元氣的寫作，滿帶時代銳氣的作品，為時代立傳，為人民抒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使新時代文學充盈著全新的精神內力，煥發出新的藝術風采，堅持這樣的正確方向與光明路向，新時代文學必將進而贏得鑄造時代文學高峰的新的輝煌。

二、主體性的文化立場與精神姿態

“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在論述“兩個結合”的重要意義時指出：“‘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新時代我們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有著豐富而深湛的內涵，中華文化立場與此緊密關聯并是其中的重要構成要素。把習近平總書記在其他重要講話中的相關論述聯系起來看，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其精神內涵，把握其思想精髓。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論述“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時，特別強調“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時，特別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談到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時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堅守中華文化立場”。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2022年10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談到“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時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幾次重要的報告與講話中，都反復提到一個重要概念：中華文化立場。從這些論述的前后文來看，中華文化立場強調的是文化的自我姿態、身份認同、價值立場，旨在凸顯文化本體，彰顯精神主體。可以說，從“中華文化立場”到“文化主體性”，既是一個遞進式的表述，也是一次理論上的升華。

文化主體性的提出，充分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的意義，也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體現了黨在領導文化建設方面的經驗提取與理論總結。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來源與根基，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有了這樣的文化自信，文化的創新才有依憑，文明的建設才有根基。文化主體性，既體現于以“我”為主的文化創新、文化傳承、文明建設，還體現于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不斷鞏固和提升中華民族的主體精神，使文化自信成為整體民族的精神覺悟和個體的文化自覺。只有這樣，才能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自立自強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文化、文明之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進而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從“堅定文化自信”到“實現精神的獨立自主”，這些相互聯系又不斷深化的新提法與新論斷，生動詮釋了文化主體性的深刻意涵，深入闡明了“文化主體性”與“精神的獨立自主”的內在關聯與因果關系，充分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應該具有的文化向度與精神高度。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文化主體性的精深意涵，并在文學事業的實踐活動中自覺地秉持，堅定地持守。

討論文化主體性問題，人們會自然聯想到1980代中期有關文學主體性問題的理論爭鳴。那是由文學評論家劉再復的《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和《論文學的主體性》兩篇文章引發而起，在當時文學理論批評界爭論十分激烈，一直相持不下。現在回望這場幾十年前所進行的理論論爭，可以說它所起到的作用、帶來的影響，是超乎尋常的。這場有關文學主體性問題的理論爭鳴，實際上是文學與政治關系問題的論爭、文學與人性、人道主義問題的論爭的進一步深化。對于論爭的當事人來說，是一場不同觀點的激烈碰撞和相互辯難；對于更多文學從業者來說，則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松動舊有文學觀念和開拓文學思維的作用，并經由討論的參與或旁觀，反思自我，更新自己，開始有了有關主體、本體的認識與意識。在那一時期，出現于文學評論界的“我評論的就是我”的討論，以及一些評論家從“主體意識覺醒與強化”的角度來觀照小說創作的新走向的現象，都是這場文學論爭延宕的結果和影響的體現。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論爭雖然誰也沒有說服誰，最終不了了之，但給人們在思想觀念上帶來的震撼與影響，確是巨大而深遠的，甚至無形中起到了思想啟迪和文化啟蒙的特殊作用。新時期是在劫后復蘇階段起步的，但卻在十數年間取得理論批評的諸多重要突破，贏來文學創作的豐繁成就和多元發展，一場場旨在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文學論爭，給人們在文學認識上的“解放思想”和開放觀念，提供了絕佳的契機。也正是由此開始，在主體覺醒和個性自覺的意義上，人們才在內在精神上富有拓進的勇氣和創新的銳氣。這是一個不易看到卻至關重要的重大收獲。新時期是極其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的繼往開來、承前啟后。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新時期文學是當代文學發展中卓具轉折性意義的精彩華章。

文學在不同時期面臨著不同的問題。新時代文學在時代的環境氛圍上，面臨著百年之未有大變局；在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面臨著商業化、新科技和新媒介帶來的種種挑戰。在這樣的背景與環境中，文學工作者依然要聆聽時代聲音，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回答時代課題，在文學創作中反映人民心聲，書寫人民生活，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在文學理論評論中，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在起到“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多方面作用的同時，努力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話語體系。這些重要的職責，如許艱巨的任務，都要求文學工作者具有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強勁的精神內力。因此，充分認識文化主體性的意涵，在此基礎上增強歷史自覺性、文學自主性、創新能動性，把個人的主體性融入民族的主體性之中，才能更好地擔當起新時代賦予我們的艱巨又光榮的文化使命。

三、民族化的表現形式與藝術氣派

民族化是一個民族文學成熟的標記、文學自立的標志。文學創作要達到民族化，作家藝術家必須要具有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轉化”能力、吸納外來優秀文化的“拿來”能力、勇于守正出奇的創新能力，在此基礎上創作具有民族的文化精神、思想情感和藝術形式的作品，并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滿足他們的審美愿望、藝術愛好和精神需要。因此，民族化與人民性、主體性不僅緊密相關，相互勾連，而且彼此依存，相得益彰。

因為民族化在文化文學的構成與發展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都就民族化的相關問題做了許多重點強調和精要論述，這些至理名言，至今仍然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刻銘記。比如，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定義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并在具體論述中談道：“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談到文化的形式時，他指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4他在1956年8月與音樂工作者談話時，主要的話題就是藝術的民族化。他十分明確地指出：“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他還進一步解釋說，“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談到學習和借鑒外國藝術的長處，他特別強調道:“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要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5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充分闡釋了堅持“民族化”的要義與理由，而且指出了走向“民族化”的方式與路徑，尤其是“越搞越中國化”的說法，既充分寄寓了他對文藝工作“中國化”的殷切期待，也明確地指出了文藝“民族化”的核心所在。

正因“民族化”與“中國化”密切相關，并且是文化主體性在文學藝術領域的重要體現與鮮明標記，黨的領導人在他們的一些重要講話里，都對此做出了精彩的論說與特別的強調。鄧小平同志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文藝的民族特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要重視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和形式，繼承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在這些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高度強調藝術養分的博采眾長，藝術形式的“為我所用”，從而彰顯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指出了民族特性在文學藝術的創作與創新中的重要性，而且就“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與形式”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與殷切的期望，如“繼承和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等等。這些重要論述，都為我們在文學工作中堅守“民族化”、在文學創作中實現“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整體來看，黨的領導人所倡導的文化與文學的民族化，在其內在意義上，不只是由語言文字、敘述方式所體現出來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而主要還是由行為方式、生活習性所體現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情感樣式、思想意識與精神氣質。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文化的民族特性，一再強調文學的民族形式，他們有關民族性的重要論述及其基本精神，實際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的“中國特色”的突出強調與堅定持守。“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6離開中國特點來談文化建設，也是不得要領甚至是數典忘祖的民族虛無主義。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7。

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與歷史經驗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多年，民族精神與民族特性一直是貫穿于文學創作領域的一條顯豁的主線，民族形式與民族風格始終是許多作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標。現代時期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學大家，當代小說創作領域的趙樹理、周立波、孫犁、柳青、馬烽、李凖等著名作家，都堪稱是追求文學“民族化”作家藝術家的杰出代表，他們既以充沛的人民情懷、堅定的人民立場，抒寫人民生活、塑造人民主角，更在作品的藝術形式上力求為人們喜聞樂見，在追求藝術風格的民族風格與民族氣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中國當代文學，既有著深厚而豐贍的文化資源，又有著新異而激變的生活現實，還擁有在藝術形式上追求民族風格的作家典范，在這樣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堅持文學自覺，必然會鑄就新時代文學的新輝煌，并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中國文學以與眾不同的靚麗風景和卓爾不群的獨特風采，自立于世界文學藝術之林。

注釋：

1 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2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頁。

3 《人民日報》編輯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日報》1980年7月26日。

4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4頁。

5 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5頁。

6 7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4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