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維坦·托多洛夫把文學研究的方法歸納為三種：投射、評論和詩學。投射是批評家透過文學作品對作者、對社會、或對他感興趣的其他某個批評對象進行研究的一種方法，它竭力貫穿并超越作品；評論則自始至終在作品內部進行，對作品進行詳細解釋；詩學探尋特定作品中所體現的一般原則。1近年來，文學研究的興趣似乎更多轉向為第一種，即側重研究文學與歷史或者社會背景的聯系。近年來興起的文化研究潮流，更是將文學研究的視角轉向將文本作為某種文化潮流的注解研究。現有的鄉土小說研究也大多聚焦于作品的思想與社會內涵，而很少涉及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特征。賀仲明教授的新著《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研究（1949—201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以下簡稱賀著），研究中國當代鄉土小說的審美問題，正是一種回歸文學的審美本質的研究路向，也顯示出作者在鄉土文學研究中一種重建文本詩學的努力。

一、當代鄉土小說審美研究的全域化

文學最根本的特性是“審美”，正是獨特的審美特征，才賦予了鄉土小說基本的內涵，也是區別其他小說類型的重要標識。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強調文學是要“有地方色彩的”，要突出“從土里滋長出來的個性”。茅盾在對彭家煌的《慫恿》進行評論時，也注意到了“地方色彩”“地方風俗”以及“地方土音”對鄉土小說的審美價值。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中指出，鄉土小說要有“異域情調”，同時還要展現作者的“鄉愁”。2丁帆在前輩作家和學者的理論基礎上，對鄉土小說的概念進行了理論提升，并在《中國鄉土小說史》一書中把鄉土小說的美學特征總結為“三畫四彩”，即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3

針對鄉土小說有關審美研究碎片化、不夠學術化的現象，賀著劃定了當代鄉土小說審美研究的基本范疇，即美的形態、美的觀念與美的藝術表現，并從社會現實、文化背景、作家心態等方面對當代鄉土小說進行全域化的審美研究。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探討當代鄉土小說創作的審美呈現。這指的是“美的形態”范疇，即當代鄉土小說作品所反映出的各種審美面貌，主要包括人物形象美、自然風物美以及生產勞動美等。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寄托著作者的價值觀念，同時，作者對人物的褒貶也蘊含著其獨特的審美觀念。賀仲明以“女性人物美”為中心，討論了鄉土小說審美內涵與觀念變遷問題。他以“外表美的從‘土’到‘洋’”“精神上的從傳統到現代”以及“女性特征從純潔到性感”，這三個方面概括了“十七年”到21世紀初近七十年社會變遷中，鄉土小說中女性美的變遷歷程。賀著對于人物形象的審美變遷問題的討論，從外表的直觀變化出發，進而深入到精神氣質層面，并從“時代與個人”的角度指出了當代鄉土小說女性美的書寫折射了時代文化的面貌。此外，其對當代鄉土小說人物美觀念共性缺點的總結，體現出一種清醒而深刻的文學研究態度。

除了人物形象美，自然風物美也是當代鄉土小說審美的重要呈現元素。許多學者都曾論述過風景之于鄉土小說的重要性。柄谷行人認為“風景之發現”可以視作現代文學的起點。陳繼會在《中國鄉土小說史》也有“鄉土小說中的風俗畫、風景畫，天然地就具備更多的文化意蘊”4的論斷。“作為鄉土小說‘異域情調’的重要組成部分，風景描寫在其中具有自足自在的美學地位”5。然而，“十七年”的鄉土小說風景描寫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此，賀著將“十七年”鄉土小說風景書寫的特點概括為“簡單化”“功用化”和“政治化”，并指出了這三個特點背后所蘊藏著的農民文化特點和時代政治文化特點。從“自然”轉為“風景”需要“一定的距離”和“一定的主體和客觀前提”，而這也是風景構成的基礎，賦予了其強烈的意識形態內涵。賀仲明從兩個方面對“十七年”鄉土小說的風景書寫進行了客觀辯證的審視，指出其明顯的模式化和雷同化缺陷的同時，也沒有忽視其審美特點與本土文化密切關聯的意義。最后，賀著結合本土化鄉土風景書寫的觀念，提出了風景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風景書寫的多樣性問題，并指出只有將豐富的風景與多彩的生活結合起來，共同構成鄉村生活圖景，才能展示出真實的鄉村。

其二，分析當代鄉土小說作家的文化和審美心理。這屬于“美的觀念”范疇，主要挖掘鄉土作家創作的獨特風格、審美特點以及藝術追求，剖析作家與時代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并總結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陷，以及這缺陷背后的文化原因。

以“十七年文學”為例，賀著分析了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時代要求與文學現實之間的沖突；以作家周立波為典型，分析了其向《講話》要求不斷靠攏的過程；又概括了“十七年”鄉土小說作家創作特點，并深刻剖析了作家與時代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實際上，“十七年”鄉土小說與之前鄉土書寫的差異性特征背后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同時也與時代大環境構成了某種互動關系。

其三，論析當代鄉土小說的審美形式。這指的是“美的藝術表現”范疇，具體包括鄉土小說的語言、敘事、結構、人物等多方面的審美變遷。

首先，就語言問題來說，語言是人類用于交際和思維最為重要的符號系統，是文化最為重要的承載者、闡釋者和建構者。6賀仲明專設一節來談當代鄉土小說的方言問題。實際上，方言問題也一直是小說創作和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既與文學內部形式，又與社會政治、文化有著深刻的關聯。賀仲明以1950年代“方言問題討論”為中心，從討論的緣起與結果、討論過程中的文學與小說家（茅盾、老舍、趙樹理、周立波）以及鄉土小說與方言的問題展開研究，指出重新檢討“方言問題討論”的意義所在，尤其是對于以鄉村生活為主要書寫對象的鄉土小說來說，方言的突出作用和重要價值。賀著對方言問題的重視以及對如何使用方言才能被大眾接受的構想，不僅是真實再現鄉村生活的前提，也是尋找民族文化立足點的重要載體。

其次，從藝術風格角度來看，寫實與象征是鄉土小說創作最主要的藝術方法。賀著以魯迅、廢名、沈從文的象征書寫方法對中國鄉土小說象征書寫的影響展開，進一步探索了當代鄉土小說藝術方法的軌跡，并指出了1980年代初期鄉土寫實潮流受文學界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否定和批判、作家生活基礎的匱乏以及作家在現實鄉村面前的困惑與彷徨的影響，因而迅速退出而被象征藝術取代。當然，“無論從文學方法層面還是從背后所蘊含的深層精神上來說，寫實與象征都應該融合，而不是分離。寫實者需要拓展視野，深化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象征者需要深入實地，加強對鄉村的關愛和了解。只有很好地將二者融合起來，才能達到鄉土小說優秀的思想高度和藝術境界”7。

最后，當代鄉土小說中的農村“新人”形象也是當代鄉土文學小說史審美形式的重要表現之一。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是1950到1970年代最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農村“新人”形象。賀著以梁生寶為例，論述農村“新人”形象塑造的主體性與真實性問題。以人物身份特征角度對梁生寶“新人”特質進行考察不僅透視出其鮮活的人物性格，同時也折射出農民文化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代，出現了一群全新的農村“新人”群體。而這種“新”就表現為一種現代文明的氣質，具體包括俊美的外表和現代的思想氣質。賀仲明注意到了最重要的現代特征是思想向度上的，也在書中指出了這些“新人”形象的局限性，這也對鄉土小說的整體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宏觀考察與個案精析的并置

《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研究（1949—2015）》不但構建了當代鄉土小說審美的圖譜，還提供了具有示范、借鑒的研究范式。在整體結構上，第一部分立足于宏觀角度，就當代鄉土小說審美中的整體性問題展開論述，其中包括當代文學審美觀念的流變、審美形式的流變，以及鄉土小說的地域性問題、方言問題、大眾接受問題等，視野是全局性的。第二部分是具體個案。主要以審美問題為中心，選擇當代文學七十年間各個時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展開十分細致的論述。

綜合史論與個案分論相結合，宏觀規律性總結與微觀個案詳析相結合是賀著最突出的特點。史論部分分別從審美內涵及其演變、審美特征和大眾接受兩個方面討論了當代鄉土小說的審美呈現、審美形式以及時代文化與作家心理等相關問題。分論部分則以時間為軸線，分別論述了革命年代、改革時代以及新世紀的鄉土審美。其中，每一時代又以代表性作家作品為典型例證，將時代語境與當代鄉土小說書寫緊密結合在一起。

史論部分站在宏觀角度討論當代鄉土小說審美中的整體性問題。其一是美的內涵及其演變的過程。賀仲明選擇了“女性人物美”“風景描寫”作為美的內涵的呈現形式，又從當代鄉土小說藝術方法從寫實到象征的變遷角度分析了審美內涵的演變過程。其二是審美特征和大眾接受問題。這部分賀仲明從方言問題、農村“新人”形象、鄉土小說的地域性以及文學接受這四個方面展開討論，考察了當代鄉土小說審美特征的語言、人物和地域特色，并從“大眾接受”的角度，以“十七年”鄉土小說創作為中心，分析了鄉土小說的文學接受問題。

優秀的文學作品真正代表了時代的高度和要求，分論部分的個案研究并非隨意列舉，其恰以優秀作品和時代性為選取原則。第二部分的三個章節，賀仲明分別選擇了孫犁、趙樹理、柳青、浩然這四位作家作為“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典范；選擇了莫言、韓少功和先鋒小說群體作為1980和1990年代的代表作家；西北鄉土小說、賀享雍、“80后作家群體”作為新世紀以來的典型個案。當然，在進行個案研究的同時，賀著仍不忽視其特殊的時代文化特征，做到了特殊與普遍、個別與一般的統一。

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結束這一時期，鄉土小說整體成就并不突出，呈現出政治化、模式化、集體化的寫作特點。這種停滯的創作狀態并沒有影響個別優秀作家和作品的誕生。其中，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孫犁在鄉土小說文學史上都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賀著選取孫犁作為革命時代的典型個案，通過具體作品論證了孫犁以“人”為出發點的、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以及對人性美和善的執著關注。但實際上，孫犁所表現出的這種人性關懷不同于西方傳統人道主義思想，其具有自身獨特的個性。賀著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并突出了孫犁“較強的民族國家意識”和“較濃郁的中國傳統倫理色彩”，又從抒情藝術、人物塑造以及敘事方式三個方面分析了孫犁鄉土化抒情的具體表現。孫犁是一個十分優秀的鄉土小說作家，其人道主義和抒情書寫是中西文化影響下的產物，深化了人性關懷書寫的同時，也拓展了鄉土文學的抒情方式。

趙樹理和浩然也是賀著中所提到的重要例證。有學者曾言：“八十年代的浩然與五十年代的趙樹理便是殊途同歸，一體兩面。”8趙樹理和浩然都是革命時代優秀的作家，但學界長期以來并未將其聯系起來考察。賀著敏銳地發現了二人之間共同的農民立場，詳細分析了他們在不同時期農民審美的表現，并總結了兩人不同的發展與路向。當然，趙樹理和浩然不同的文學命運走向，既與其自身的思想觀念、文化素養等主觀因素有關，也與農民審美在整個文學語境中的處境相關。那么，如何認識農民審美和其存在的意義自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命題。賀仲明也在書中給出了他的回答：“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農民文學的審美價值局限性是不可否認的。因為農民審美畢竟是在相對落后封閉的環境中產生的，必然存在有視野狹窄、深度欠缺的缺陷，藝術表現也相對單調，從整體上看，它難以適應現代文明的要求。但這絕非說農民文學審美沒有其存在的意義。”9實際上，從文學本身、精神內涵以及文學與大眾的關系上來看，農民文學審美依然具有獨特的價值。

新時期文學在突破意識形態束縛的同時，也在不斷開辟新的書寫路徑。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鄉土小說的創作由此進入蓬勃發展的新階段；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傳入給鄉土小說的創作帶來了開放的文學觀念和多元的創作方法。知青作家與農村之間有著很深的糾葛，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尋根文學”潮流也和鄉村文化有著復雜而深刻的聯系。韓少功不僅是一位知青作家，也創作了多部“尋根文學”作品。書寫鄉村幾乎貫穿了韓少功此前數十年的文學創作生涯，而他的鄉村成長經歷也決定了他與鄉村之間密切的關系。當然，在這幾十年中，韓少功的鄉村書寫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賀著注意到了這個特點，并以“1985年”和“《馬橋詞典》”為界，根據書寫立場和書寫方式的變化，將其創作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韓少功書寫鄉村的變化，折射著他與鄉村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可以看作他在與鄉村文化的艱難磨合中，逐漸回歸自我心靈，形成獨立思想和文學品格的過程。”10

“尋根文學”之后或可以說是同時，迎來了“先鋒小說”的熱潮。不同于傳統鄉土小說，先鋒小說以另類的、非寫實的寫作方式書寫虛化的鄉村歷史。賀著選擇“先鋒小說”作為個案，不僅因為其在整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因為其新穎、獨特的藝術手法在審美維度上補充了鄉土小說的創作，也是對傳統鄉土小說的一種突破與挑戰。然而，先鋒作家的虛化的鄉村書寫和極端的形式實驗，恰恰也是其局限所在，賀著對此亦有所論。莫言可以說是當代鄉土寫作中最重要且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賀著以莫言為一節，并用“生命力之美”“駁雜和放縱之美”以及“故事和傳奇之美”概括了其極具個性化的審美特征。中國鄉村文化是莫言鄉村書寫的現實鋪墊，這種古老的文化對他的影響也體現在方方面面，而他也真正融入其中，與鄉土大地緊緊相依。賀仲明對莫言鄉土小說審美價值的評價客觀充分，其中，“提供了真正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的生命觀和審美文化”這一點更是為當前中國文學向西方學習的主流進行了辯證的討論。實際上，向外學習只是一方面，文化發展的關鍵是“找到自己的獨創性，建立起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的、獨立地認識世界和表現世界的方式”11。

新世紀以來，在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之下，中國鄉村社會急劇轉型。在此基礎上，鄉土小說的寫作也出了一些新向度，其表現內容、思想內涵以及審美特質較之以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鄉村的現實文化背景面臨著新的挑戰，同時也表征作家的創作理念和寫作方式的轉變。首先，賀著探討了鄉土小說地域性融合的問題。西北鄉土小說不僅是鄉土小說地域性特點的代表，也印證了一種新的“南北交融”的審美趨勢。書中所列舉的紅柯、李進祥、石舒清等西部作家，他們雖書寫西部，卻在遒勁蒼涼之余表現出一種細膩柔美的“南方化”特征。賀仲明從美學風格和文學形象兩個方向總結概括了創作的新面貌，同時也關注到了南北交融的前景和意義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的鄉土小說興起了一股向現實主義回歸的浪潮。現實主義是鄉土小說的起點，也是它的歸宿。賀仲明認為寫實始終是鄉土小說的重要類型，因此，他十分重視寫實鄉土小說的審美價值。賀享雍的《鄉村志》是一部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的反映鄉村現實的小說，十分細致而全面地描畫了鄉村生活的多個層面。賀著以《鄉村志》為例，探討了當下中國此類關注現實鄉村作品的價值所在。新世紀以來的鄉村現實面臨著各種崩潰局面，鄉村現實和鄉村振興成為中國發展的關鍵問題。由此，自覺的鄉村書寫成為時代的要求與期盼。賀仲明由《鄉村志》的成功進而構想出現實主義如何創新的路徑，只有關注鄉村、熱愛鄉村、直面鄉村，獨立地思考鄉村問題，積極開拓與創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才能使文學貼近大地，揭示并解決更多的鄉村現實問題。新世紀的鄉土小說在回歸現實主義、重構鄉村日常的同時，也出現了現實主義泛化、碎片化敘事等問題，這不僅是現實主義自身的弊端，也是“非虛構”等極端現實主義帶來的影響。

“80后”鄉土小說是時代影響下的產物。這一代人特殊的鄉村生活經歷決定了他們鄉村書寫的關注角度和審美品格。馬金蓮、甫躍輝和鄭小驢并不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作家，卻因其作為擁有鄉村記憶的最后一代人，也長時間堅持鄉土書寫，體現出明顯的鄉村文化轉型的特征。賀仲明對這一代鄉土小說作家的關注，一方面是注意到了他們深厚的鄉村文化和精神資源，試圖挖掘其背后更深層次的美學內涵；另一方面，他也殷切地希望青年一代作家能夠珍惜鄉村記憶，并在書寫鄉村的過程中完成自身的轉型與超越。鄉土小說需要注入年輕的血液，同時也需要在轉型與創新中構建更加燦爛的發展藍圖。

三、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多重啟示

鄉土小說的審美品格并非固定不變，而是具有一定的流動性。社會現實的變遷和作家主體精神的變化都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針對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研究問題，賀著所做的具有開創性的文學研究實踐，具體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審美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結合。賀著在研究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問題的同時，敏銳地注意到了鄉土小說地域色彩與民族國家文化之間的關聯。地域色彩是鄉土小說不可或缺的重要屬性，其背后不僅是地域文化的反映，也體現出鄉土小說的文化內涵。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道：“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12鄉土小說對地域色彩的重視也一直延續下來，成為其獨特的審美特質。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革”，由于文學一體化緣故，沖淡了地域色彩。直到1980年代，鄉土小說作家們以更加自覺的意識進行地域化的書寫。對此，賀著的第二章第三節《當代鄉土小說的地域性演變與問題討論》有十分詳細的論述。賀仲明在感慨鄉土小說整體上的地域特色逐漸式微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文學地域性的問題。實際上，學術界對文學的地域性問題仍有許多方面未達成共識。在書中，他總結了以往的“地域性文學”與今天的“地方性文學”在文學理念、文學內容以及文學觀念上的不同，同時也分析了文學地域性思潮興起的多重因素。其中，他提到了“地方”與“世界”之間的關系，鄉土小說地域特色的背后，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表征，由此，地域特色就不單單是審美層面的藝術品格，同時也代表著思想文化上的民族性與時代性。

民族思想的建構離不開具有強烈民族文化色彩的文學作品，地域文化的內涵蘊藏著深刻的民族歷史文化記憶，與政治、民族、文化等密切相關。然而，當前的文學地域性呈現出封閉化和極端化的趨勢，對此，賀仲明也提出了鄉土小說地域性發展所應當堅持的三個原則，即民族國家的主體原則、現代性原則以及文學性原則。此外，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賀著也注意到了文學地域性問題。其所提到的尋根文學，不僅倡導地域色彩，注重對民風民俗的描寫，也關注到了那些被遺忘的邊遠鄉村，并通過地域性的鄉村書寫，試圖建構中國鄉村敘事的審美藝術。這已然不僅是一種審美研究，更是一種視野宏闊的文化研究。

第二，歷時縱覽與共時場域的雙重視野。賀著的分論部分，以代表性個案研究，系統性地論述了鄉土小說自新中國成立到新世紀以來所呈現出的審美變遷問題。其對當代鄉土小說的審美變遷研究以時間為線索，一方面將不同時代的鄉土審美串聯起來，另一方面分析某一時代的審美書寫方式背后的復雜場域制約因素。

具體來看，第三章《革命時代的鄉土審美（1949—1976）》首先對這一時期有一個全面而客觀的評價。由“十七年”和“文革”組成的革命時代是單純的理想主義時期的延續，在這樣的集體化和政治化的社會語境中，到處充斥著理想、激情和浪漫色彩，具體到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一種寫實性和藝術表現的通俗化色彩。雖缺乏個性和深度，呈現出模式化和簡單化的缺點，卻也是政治文化與農民文化結合的時代產物，具有非常深厚的時代文化烙印。這一時期也涌現出諸如孫犁、趙樹理、浩然、柳青等優秀的鄉土小說作家，并塑造了許多文學史經典。

第四章《改革時代的鄉土審美（1978—1999）》所涉及的是新時期以來二十余年的鄉土小說，這一時期恰逢中國社會高速發展，改革開放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也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當然也包括文學審美的潮流。受市場經濟和西方現代主義影響，這一時期的鄉土小說呈現多元的審美局面，除了知青作家對鄉村的懷舊書寫，也有先鋒作家的文學探索，當然，1990年代也有一些作家試圖回歸傳統現實主義，盡管力量微弱，也作出了一定的創作嘗試。于鄉土小說而言，改革年代是一個文學轉型的年代，城鄉之間也經歷了從分裂到一體化的發展過程，“打工文學”“農民進城”等鄉土小說題材的出現，一方面應時代發展而生，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傳統鄉土小說的書寫范圍，使其落足于“城鄉之間”的社會文化語境，改變了鄉土小說的面貌。

第五章《新世紀的鄉土審美（2000—2015）》主要研究了進入新世紀后的鄉土小說審美變遷問題。21世紀亦是一個以“轉型”和“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城市化所帶來的商業文化沖擊使得中國鄉村的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變化。同時，社會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境地”13。費孝通所言的那個依靠鄉約禮法自治的鄉土世界已然不復存在，“真正的鄉村人口其實只占少數；農業的地位已經變得邊緣化”14，鄉村正經歷著傳統倫理秩序的崩潰和嚴重的空心化問題。于是，一批鄉土小說作家開始將目光聚焦于“鄉村建設”，書寫鄉村衰敗的同時，也對鄉村的未來做出了各式各樣的建構與暢想。具體到美學視閾，賀著認為21世紀初的鄉土小說有如下幾個新特征：民族特色的深度介入，藝術風格的南北融合，非虛構的介入。即使傳統鄉村受到了來自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強勢打擊，但鄉土小說的審美價值依然熠熠生輝，也仍有發展與研究的空間。

第三，基于歷史理解與同情的價值判斷。賀著在如何全面評價當代鄉土小說審美價值方面，顯示出重返歷史現場的研究路徑。賀仲明認為：“對于歷史，特別是歷史中的不完美，我們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盡可能做出細致具體的分析，盡可能避免簡單化和概念化。”15的確，賀著在評判鄉土小說的審美價值時，注重尊重歷史，將歷史觀點與美學觀點結合起來，而非某種單一視野作出簡單的臧否。

比如，長期以來，研究界對“十七年文學”也是褒貶不一。有學者認為“十七年”是極端政治化的時期，“十七年文學”是政治的宣傳工具，因而文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不大；也有學者將時代的意識形態特征與文學的現代性實驗聯系起來重新討論與闡釋這一時期的文學現象。事實上，“十七年文學”與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并以豐富的歷史性書寫，再現了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是文學與歷史的互相闡釋。

從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出發，賀仲明對“十七年”鄉土小說進行了審美解讀，并給予基于歷史理解與同情的體認與評價。在討論“風景中的權力與傳統”問題時，賀著以“十七年”鄉土小說的風景描寫為例，首先指出了不同于其他歷史時期作家們對于風景描寫的重視，“十七年”鄉土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并沒有得到關注，大多作品對風景的書寫十分簡單質樸，甚至基本不涉及對自然風景的描寫。接著以趙樹理為例，分析了其小說的風景描寫所呈現的簡單化特點。又以孫犁、周立波和王汶石為例，指出這些作家并不關注風景本身，而是以“政治”和“功用”為目的。實際上，這背后是特定的時代文化作用的結果。賀仲明將歷史觀點與美學觀點結合起來，認為“十七年”鄉土小說的風景描寫帶有很強的鄉土自我審視特點，與時代文學的思想一致，是時代文學觀念的結果，它不僅具有豐富的討論空間，同時也蘊含深刻的啟示。

總之，賀著中的審美與文化的綜合考察，歷時縱覽與共時場域的融合，對歷史抱以理解與同情等文學研究方法，對我們極具啟示意義。

結 語

正是因為以上特點，在眾多的鄉土文學研究著作中，賀仲明這部著作顯得獨樹一幟。在文學研究日漸向文化研究與史學靠攏的今天，他堅持研究鄉土小說的審美問題，乃是真正回歸文學本真的研究。這種重建文本詩學的努力，能夠讓我們真切認識到文學研究之“初心”，去真正感受文學的審美價值與魅力。

[本文系西北大學2023年度研究生經典文獻導讀工作坊項目“鄉土小說經典重釋工作坊”（項目編號：WX2023002）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2 魯迅：《1917—1927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頁。

3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7頁。

4 陳繼會等：《中國鄉土小說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頁。

5 魏宏瑞：《消失的“風景”線——十七年（1949—1966）鄉土小說中的風、花、雪、月》，《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6 李宇明、王春輝：《論語言的功能分類》，《當代語言學》2019年第1期。

7 9 10 11 15賀仲明：《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研究（1949—201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第84、222、255、297、184頁。

8 邵部：《〈蒼生〉與“八十年代浩然”》，《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12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13 [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4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與鄉村》，韓子滿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51頁。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