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趨勢下，極具異質性與民間性的方言一直存在于文學語言中。方言保留了地域歷史與文化積存，承載著民族最本質的經驗與記憶。粵語使用人數較多，分布地域較廣，語言修辭方式、話語關系等在小說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審美意蘊。林白在最新長篇《北流》中注重粵語寫作，小說呈現出粵語顯著的差異性特征。林白的方言寫作有三個向度：一是在修辭學意義上呈現粵語的語音、詞匯與語法特征；二是在語言哲學層面彰顯地方經驗，強調方言價值；三是從語言觀念上建構方言寫作的未來路徑。林白的《北流》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新世紀方言寫作的觀念和策略，對當下小說創作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新世紀 林白 《北流》 方言寫作 語言觀念

方言一直是學界討論的問題，盡管其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但關于方言的使用和研究從未中斷。新世紀以來，一些小說家如金宇澄、任曉雯、林棹等突顯了方言使用的特征，并引起了批評界的注意。林白最新長篇小說《北流》更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林白沒有把自己局限在語言既有的規范之中，保留異質性、民間性的語言是林白此次寫作的重要特征。林白的《北流》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方言書寫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新世紀方言寫作的觀念和策略。

一、修辭意義上的粵語實踐

漢語方言十大方言區中，官話、吳語、粵語使用人口較多，《北流》運用的方言是粵語。廣西方言種類繁多，有粵方言、客家方言、官話等六種方言，粵方言在廣西方言中使用范圍最廣，粵方言內部又分為勾漏片粵方言、廣府片粵方言、欽廉片粵方言等。其中勾漏片粵方言得名于所屬地區玉林市的勾漏洞，北流話屬于勾漏片粵方言。語音、詞匯和語法是語言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它們自發形成特殊的修辭方式。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的內部遵循一定的規律，研究方言的修辭問題首先是對其結構中的三要素進行分析。

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語音差異是方言修辭中區別最大的部分。“方言是在古代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當人們由于地理或社會原因被隔離時，就開始了方言分化，尤其表現在語音的區別上。”1在語音方面，粵語與普通話的區別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和普通話相比，粵語的聲調數目較多，北流話所屬的“玉林白話有10個聲調”2，方言基本保留了普通話中不再使用的入聲調。入聲韻是由不除阻的塞音[p、t、k]收尾的韻，發短而急促的音。林白使用粵語時注意到方言的語音差異，讀者不懂北流話是讀不出來的，小說中有些部分涉及此類語音形式。以[p]收尾的韻，發完音后“上下唇緊閉”3，例如，“搭潲”“搭捎”“搭話”讀音就與普通話不同，這里的“搭”讀為帶b尾的入聲調；以[t]收尾的韻，發完音后“舌尖要抵住上齒齦”4。在小說中，“七葉一枝花”5中的“七”和“一”在方言中都讀為帶d尾的入聲調；以[k]收尾的音，發完音后“舌根緊貼軟腭阻塞住氣流”6，如“在香港”一節出現的“淥腳”7中的“腳”讀為g尾的入聲調。“這種具有地域特色的方音往往成為語言的一種象征性的變異”8，使用粵語的人講普通話時也會保留方言發音的一些特點。入聲的特點不只表現在聲調與音節的不同上，也呈現在韻律的差異上。由于人們對語音音樂性的追求，音色不夠好聽的入聲韻逐漸被舍棄。但是粵語堅持保留部分入聲的讀法，林白在寫作中故意彰顯入聲的差異性，這種語言現象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其次，粵語中聲母與韻母的用法與普通話有些區別。一方面，粵語把普通話中的翹舌音聲母zh、ch、sh讀作z、c、s，比如小說中“她勇往直前的勇氣遠遠超過了兒女”9一句中的“直”和“超”都讀為平舌音，小說中多次出現的“時徑”10一詞中的“時”聲母讀為平舌音s。除此之外，小說中頻繁出現的“系”字為“是”的意思，也讀平舌音，如“我系米豆”11“渠又唔系幾細（她又不是小小孩子）”12，林白顯然突顯出了粵語平翹舌不分的問題。另一方面，粵語把普通話中的零聲母讀作m。現代漢語常見字“無”在粵語方言中聲母讀m，如小說中“揾無到就冇有”13一句里的“無”。 粵語中還保留閉口韻母，譬如，母親提到的“不準手拿針”14在方言中讀閉口韻。除此之外，粵語中還有一些多音詞，不同聲調代表的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比如“婆婄”15是“老太婆”的意思，讀第二聲時表示尊重和親近，讀第四聲時表示厭惡。林白在寫作中故意用到這些方言詞匯，突顯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差異，語音差異會造成修辭手段與效果的區別，帶到方言語境中才能解讀出方言本身的韻味。

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詞匯差異在小說中多有體現。“詞匯是聲音的載體，一個作家獨特的聲音主要還是在詞匯上表現出來的。”16在詞匯方面，粵語與普通話的區別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粵語中保留了古漢語中的詞語如“行”“畀”“企”“聞”“飲”“著”等，但是在普通話中這些詞語發生了很大變化。林白在小說中多次使用這些詞語，例如，“她們一個比一個老，不折不扣，行在街上是不堪的婆婄”17中的“行”是古語詞，在現代漢語中是走的意思。又如，“細妹細妹，買了糖畀你喔！”18里的“畀”是給的意思，“老阿姨幾個立時就在菜地邊企好了”19中“企”是站立的意思，“她聞澤紅講”20中的“聞”指聽見，“飲酒”21中的“飲”指喝，諸如此類。其次，粵語中常見普通話舍棄的口語詞如“傾偈”“爛仔”“雞婆”“嘆世界”“靚”等，小說中均有出現。例如正文第一注卷中提到的“他同街上的爛仔混在一起”22，這里的“爛仔”是亡命徒之意，同一節出現的“她嫉妒蔑視雞婆”23中的“雞婆”則是妓女的意思。“嘆世界”在方言中指享受，頻繁使用的“靚”24在方言中是漂亮的意思。再次，粵語中還有一些普通話中沒有的特殊詞語。例如小說中提到的“夷遮”26指普通話中的“傘”，“晏晝”25指下午。此外，粵語中的許多稱謂也與普通話有很大差異如，“新婦”“仔”等，“新婦”在普通話中是兒媳婦，“仔”是兒子。方言的修辭行為多反映在方言區人們的日常交流中，鮮明體現出地域獨特的文化積淀。

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語法差異是最小的。在語法方面，粵語與普通話的區別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粵語中比較句的說法與普通話有所區別。例如小說中“好過吃藥”27是比吃藥好的意思，“不能嫁一個地位低過你，或家庭差過你的人”28，用普通話來說就是是不能嫁一個地位比你低或家庭比你差的人。其次，粵語中否定副詞的用法與普通話不同，“沒”不能替代“不”，連續的幾句話里也不能都用“不”或“沒”。例如，小說中“你都想無到，連續三十六小時不得休息，累得實在受冇了”29，連續的三句話中分別用了“無”“不”和“冇”表示否定，避免重復使用相同的否定副詞。再次，粵語中有些短語是與普通話語序顛倒的，如“浮漂”“背脊”等等，如“乒乓球桌藍色的臺面上，浮漂著無數她年輕時的光輝記憶”30。

不難發現，《北流》呈現出的句式和詞語有時也是粵語與普通話混雜的結果。比如“母女二人行街，一徑行到龍橋街防疫站”31，如果是普通話應該是母女二人走在街上，一直走到龍橋街防疫站。“行”字是粵語中用來表示普通話“行走”的詞語，這里用粵語句式也比普通話句式簡潔。這種特殊的修辭技巧是由林白的經驗方式決定的。林白離開家鄉后，已有三十多年不使用方言，存在方言思維消弱的可能性。在小說中進行語言實踐時，普通話思維與方言思維夾雜在一起，反而形成了一個具有豐厚意義空間的小說世界。

粵語與普通話差異很大，以上列舉了《北流》中部分的具體實例，從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方面對兩種語言模式進行比較。林白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方面都保留了粵語的原貌，在修辭學意義上展現出了北流的人文地理和風俗風貌。林白將方言與普通話融合的創作實踐，保留了地域的異質性與民間性。

二、地方與經驗：語言哲學意義上的方言實踐

“把語言不僅作為工具，并且作為研究對象而進行的運算本身無疑是現代符號邏輯的重大成就。關于邏輯語法以及語言的意義方面的語言研究表明，語言在科學研究上起著重大的作用，表明語言作為思想的工具必須經過精確的分析以消除一切含混，一句話，表明語言也應當成為研究的對象。”32目前，學界探討語言現象的重點是在語言哲學意義上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林白的方言寫作具有確立方言本體價值的意義，在地方經驗上重新喚起讀者對方言書寫重要性的思考。林白在此語言觀念的基礎上，在策略層面從兩個維度實施了方言書寫的實踐。

一是彰顯地方經驗的方言書寫實踐。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之上的，社會學家布迪厄爾突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限制，他的語言觀結合了實踐經驗，將語言從單純的方法論轉化為認識論。“講話就是要占用一種或另一種表達風格，這種表達風格通過使用而得以建構起來，并且以其在風格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為客觀標志，而風格的等級制度則顯示了相應的社會群體的等級。”33在此基礎上，話語成為言說者社會地位的象征，語言逐漸淪為一種施行權力的工具。在《北流》中，林白的方言使用具有了顛覆與反抗的審美意味。在小說中加入方言元素，運用一些奇異的名詞，這些詞語在時間中不斷地變化，林白極盡語言的描述、夸飾和象征功能，無論是開篇的植物，還是“在香港”一節中出現的各種具象，都是突顯地方經驗、彰顯方言的話語權力。方言作為一種代表群體偏好與認同的客體，是社會通過權力分類標準衡量后的產物，語言的社會屬性決定了方言的異質性特征。在北方中心主義的語言環境下，林白選擇了方言、普通話相融合的語言形式，在廣泛接納普通話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地方經驗的藝術世界。

從語言哲學角度來看，林白強調粵語的使用力圖進一步強化方言寫作的個性化品格。林白堅信方言有獨特的力量，認為“普通話句式啰嗦，粵語句式簡勁”34，“粵語在電視里一只詞一只詞地響著，忽遠忽近……比普通話來得新鮮響亮”35。北流話是較為小眾的廣西粵語勾漏片的方言，比廣州粵語更古老，其中能用的詞少，林白自己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她將北流話匯入粵語方言中進行寫作，寫出了粵語方言內部的各種方言之間的等級秩序。小說中蕭繼父與躍豆交流時用的是正宗粵語：“不去打柴燒乜嘢呢？使乜嘢烤熟泥鰍呢？使乜嘢煲飯燒水？”36“乜嘢”是廣東話中表示“什么”的方言詞匯。蕭繼父與大海談話也用正規粵語：“渠系你嘅細佬，你都系要幫渠嘅，你無幫邊個黎幫。你呢度有無有編制畀渠。你個廠長都系我揾同鄉幫你先得做嘅，宜家你要幫翻細佬”37，這句話意思是他是你的弟弟，你都是要幫他的，你不幫誰來幫。你這兒有沒有編制給他。你的廠長都是我找同鄉幫你才可以做的，現在你要幫回弟弟。“渠”“系”“嘅”“細佬”“黎”“畀”“揾”“翻”都是粵語中的詞匯，一句中出現多個方言詞匯，對于粵語方言區外的讀者來說讀來略顯艱澀，但是林白堅持保留原本對話中的方言，目的是強調粵語代表的地方經驗。從這個意義上看，林白是用粵語的本體價值來彰顯地方經驗的意義，顯示其語言觀念的變化。

二是以方言方式突顯生命體驗和時代記憶。語言不只是人類信息傳遞的工具和媒介，還是人類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人的記憶和經驗存在的證據。每一種方言形式都有極為復雜的體系，不僅是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的區別，還有其內蘊的生命體驗和時代記憶。語言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規定了人類經驗的存在方式。方言是語言的地域變體，作家的世界認知很大程度上是由方言決定的。在將方言思維轉化為普通話思維書寫個人體驗的過程中，方言中的部分元素就會被剔除，而這些損失的部分往往正是作家特有的經驗和認知。林白從詩化語言的寫作到《北流》的方言寫作，是一個重回方言經驗的過程。林白以注和疏的體例，將零碎性的“入北流記”和“出北流記”穿插組合在一起，用一些奇異的名詞建構出一個相對完整的小說世界。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林白的經驗方式決定了她此次寫作的語言風格和修辭形態。

方言是地域在時間與空間的流動中始終存在的證據。特定時代獨有的方言詞匯流淌在時間的齒輪中，例如《北流》中的“打雞血針”38是1960—1970年代流傳的當地治療高血壓、不孕癥、感冒等慢性病的方法，從上海幾經輾轉流傳到南寧、玉林等地，后在當地“雞血針”39又被“紅茶菌”40（河水浸泡發酵后對人體有益的一種菌）取代。又如“指甲花”41是鳳仙花的別稱，1980年代電影《知音》上映后被人熟知。“至誠”42（努力）和“在香港”一節中提到的“核突”43（惡心）是躍豆外婆會用的詞，后來逐漸沒人使用。這些特殊的方言詞匯有的沿用至今，有的雖然已經在時間中流失，但是它們都是構成北流世界的元素，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一直在人們的記憶中延續。同時，方言作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能夠表達出人類最本真的生存狀態，統一的語言形式則無法囊括這種狀態。在小說中，林白保留了民間性的、異質性的、野性的故鄉經驗，尤其是“香港”一節中，電視里的新聞、廣告、電視劇里的粵語詞匯不加修飾地呈現出來，例如“屙屎”44（解大便）、“屎唿眼”45（肛門）等粗俗的詞匯。李躍豆與清潔工、保安等人的對話使用順暢的粵語，例如“吖啲嘢都唔使郁嘅，唔該（這些東西都不用動的，謝謝）”46“食佐飯未”47（吃飯了嗎），這種方言交際行為呈現出人們生活中最鮮活、真實的狀態。

方言文學的異質性沖擊了文學同質化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語言規范化的內部秩序。林白極大地擴展了方言寫作的維度，并將語言哲學問題以方言的形式突顯出來，為方言寫作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路徑。

三、建構方言寫作的未來路徑

方言文學命題的核心是語言的選擇，作家在方言的支配下認識世界，文學活動中包含不自覺的方言認同感。隨著莫言、賈平凹、韓少功、金宇澄等作家的方言寫作，現代漢語的寫作版圖得以擴展和豐富，但是方言寫作的經典化還沒有完成。林白在《北流》中進行的方言實驗，為探索方言寫作的未來路徑提供了某種范式。

首先是方言寫作新觀念的探索。新時期作家汲取了“十七年”時期作家在創作中運用方言的經驗，有意識地將方言視為寫作資源，延伸了語言的表現功能，將地域文化與個人體驗釋放在方言寫作中。1980—1990年代，作家的創作觀念從接收西化技法轉向延續中國傳統，方言也承擔了歷史與文化遺存的載體功能。新世紀創作賡續了方言寫作傳統，在保留本土化的基礎上剔除掉方言中的生僻詞匯，努力平衡好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關系，保留方言中的文化要素。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的出現使得方言問題重新成為焦點，之后出現的方言小說如任曉雯《好人宋沒用》、林棹《潮汐圖》引發了文學界的探討，林白《北流》更是引起了讀者和批評界的廣泛關注。可以看出，新世紀方言寫作不再只是作家個性化的語言選擇，而是呈現出語言觀念整體轉變的一種癥候。林白、金宇澄、任曉雯、林棹等創作的方言小說呈現出一種新的語言風格，這對于探索當下漢語寫作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是有益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雖然我們并不能簡單地斷言方言小說就能夠代表中國小說的未來發展路向，但在文學業已真正呈現多元化狀態的今天，這批方言小說的集中出現確實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它意味著當下中國一批小說家在嚴肅地探求當代漢語敘事的一種可能性……當代漢語敘事應該是豐富繁茂多元混雜的。”48這實際上是方言寫作新觀念確立的一種努力，是探索方言寫作未來路徑的有益嘗試。

在方言寫作新觀念探索的過程中，林白的《北流》具有“經典性”的意義。莫言、余華等作家的鄉土小說，建構了“北方書寫”的經典性，而“南方”的情況則不同，有批評家指出：“就新南方的廣大區域來說，現代漢語書寫的經典性還相對缺失。比如，吳語小說前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近有金宇澄的《繁花》，但是在粵語區，卻一直沒有特別經典的粵語小說。”49《北流》在這種建構“經典性”的召喚下出現，它對粵語與普通話的交匯組合，為如何處理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典范，將有效推動方言書寫經典性建構的進程。

其次是方言寫作新策略的實驗。新世紀以來，作家在方言寫作新策略上進行了實驗，比如運用“藍青官話”，以方言作為敘事語言，加入方言注釋等，探索著方言寫作的未來路徑。“藍青官話”是指夾雜地方口音的官話，中國國語運動曾“主張 ‘藍青官話’式的國語標準，不要求每個人都說得字正腔圓”50。方言作家的創作靈感往往來源于故鄉記憶，以故鄉為原型的創作脫離了方言則無法體現故鄉最本真的經驗。而方言作家的寫作通常是以普通話的形式開始，而后強化了方言的使用，如莫言的山東方言在《蛙》《紅高粱》《豐乳肥臀》等小說中的使用，賈平凹在小說《秦腔》中使用大量的陜西方言，韓少功《馬橋詞典》收錄的湖南汨羅縣馬橋的方言詞匯，金宇澄《繁花》中的滬語，等等。林白亦是如此，她年輕時逃離充滿了傷痛回憶的家鄉北流，幾十年后依舊無法割舍與故鄉的聯系，此次寫作選擇了北流方言，存續了她生命深處的印記。

平衡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系是小說家著力解決的問題。在探索方言寫作新路徑的過程中，作家要在普通話規范的框架下加入方言，保持方言的活力，這對于作家駕馭語言的能力有極高的要求。在探索過程中，這些小說家也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是運用“藍青官話”平衡方言與普通話的關系，二是以方言作為敘事語言，三是給方言加注釋以解決讀者接受的問題。小說家力求在方言的基礎上融合普通話，在實用價值的考慮下對方言的部分艱澀用法進行調整，在不破壞方言的文化個性與追求普通話的流通性之間獲得平衡。理性化的通用語言祛除了方言的主觀性，語言的情感色彩不強，而“藍青官話”是表達情感的有效話語模式，于是能夠平衡不同方言以及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關系的“藍青官話”往往成為小說家的一致選擇。“藍青官話”的兼容性與方言寫作者的創作個性相匹配，多元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個性在方言寫作中呈現，這種話語模式承載著不同地域的人文風俗與思想內涵。此外，作家還嘗試以方言作為小說的敘述語言。方言寫作普遍使用方言式人物對話與普通話式敘述組合的方式建構方言作品，目的是降低方言的陌生化帶來的影響。而林白在《北流》中有意識地設置每章開頭的譯詞與整合的《李躍豆詞典》的形式，金宇澄在《繁花》中加入夾注，閻連科的《受活》中每章結尾幾乎都有尾注，這種方式為不同讀者提供了適度的理論參照，將異質性的、民間的語言完全敞開在讀者面前。

方言寫作的演變表征著時代的更迭，使方言寫作在雅與俗、地方與國家、本土化與全球化之間流動、交替。方言文學的傳承需要作家保持方言創作的熱情，對地域文化始終保持敬畏之心。林白超越了既往單一的方言寫作形式，以更廣闊的視域和更開放的姿態，塑造了全新的方言書寫形態，對當下小說創作的語言觀念和創作策略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中國70年文學語言觀念研究（項目編號：22AZW01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8 汪如東：《漢語方言修辭學》，學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7頁。

2 3 4 6 陳小燕、楊丕芳編：《廣西漢語方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頁。

5 7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林白：《北流》，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6、100、27、240、16、117、240、38、18、19、20、15、14、26、27、63、17、25、23、24、101、277、287、272、205、206、4、288頁。

16張衛中：《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發生與流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頁。

32 [波]沙夫：《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論的若干問題》，王先睿、湯俠生、任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06頁。

33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言語意味著什么——語言交換的經濟》，褚思真、劉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5頁。

34 35 林白：《重新看見南方》，《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48 王春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方言小說》，《文藝研究》2005年第8期。

49 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50 王東杰：《“打折”的統一：中國國語運動中的“不統一主義”》，《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