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歐陽予倩編劇的《潘金蓮》與田漢編劇的《名優之死》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一九四七年，歐陽予倩編劇、導演的話劇《桃花扇》在臺灣上演時的說明書

1936年，歐陽予倩帶隊拍攝《魯迅先生逝世新聞》

歐陽予倩

近日，首屆“歐陽予倩戲劇獎”揭曉，多部作品及多位戲劇工作者獲獎。該獎項是國內繼田漢戲劇獎、曹禺戲劇文學獎、老舍青年戲劇文學獎之后，又一個以中國杰出戲劇家命名的專業獎項，旨在紀念歐陽予倩先生為中國戲劇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隨著獎項的公布，歐陽予倩這位中國現代戲劇的先驅者，再次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

作為中國話劇事業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歐陽予倩的一生堪稱中國現代戲劇發展的縮影。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參與春柳社演出，將西方戲劇形式引入中國；回國后，他不僅編創了《潘金蓮》《忠王李秀成》等經典劇作，還創立了中國最早的現代戲劇教育機構——南通伶工學社，培養出大批戲劇人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生涯中，他橫跨京劇、話劇、電影等多個領域，既是編劇、導演，又是舞臺表演藝術家。他曾與梅蘭芳并稱“南歐北梅”，這一稱謂至今仍在戲劇界傳頌。1949年，歐陽予倩被任命為中央戲劇學院首任院長，成為新中國高等戲劇教育事業的領航人。歐陽予倩能夠取得如此成就，既源于其深厚的文學修養與開闊的國際視野，也得益于其以“誠、義、容、雅、通”為準則構建的文壇經緯網——這張跨越半個世紀的人脈網絡，為他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多元養分，更為中國戲劇事業凝聚起關鍵力量。

一為“誠”，赤子肝膽照汗青

“誠”字源自田漢致郭沫若信中“（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乃絕對真理”的箴言，恰成歐陽予倩與田漢半世紀莫逆之交的生動注腳。作為中國現代革命文藝先驅者，田漢不僅是卓有成就的劇作家、歌詞作家與詩人，更在文學、話劇、戲曲、電影等領域建樹斐然。1923年，歐陽予倩與田漢在滬上初逢，竟如故交，徹夜長談不舍別離。二人雖性情迥異——歐陽嚴謹如松，田漢灑脫似云，卻因對戲劇的赤誠而志同道合。有一段時間，歐陽予倩和田漢存在著藝術觀念的沖突，歐陽予倩在舊劇舞臺上經營數年，田漢則主張徹底的戲劇改革，二人常常吵得面紅耳赤，卻始終秉持理性探討，毫無個人意氣之爭。田漢直言不諱認為歐陽予倩演出的京劇《徽欽二帝》《武家坡》等劇乏善可陳，但當他在藝術魚龍會上欣賞到歐陽予倩親自編劇和演出的《潘金蓮》后，便被歐陽予倩的藝術全然陶醉了。該劇以翻案筆法重塑潘金蓮形象，既控訴封建壓迫，更彰顯女性覺醒意識，令徐悲鴻贊嘆“翻數百年之陳案，揚美人之隱衷；入情入理，壯快淋漓，不愧杰作”。田漢更由衷感慨：“我們把此次《潘金蓮》的演出，當作我們新國劇運動的第一步。”

1935年，田漢籌組“中國舞臺協會”，困于人力財力之際，只能尋求舊友相助。信至歐陽處，歐陽即赴南京，鼎力相助。抗戰期間，歐陽和田漢在桂林過從甚密。1944年2月至5月，歐陽予倩、田漢等人在桂林聯手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8省30多個文藝團體的千余名藝術工作者在漓江之濱演出170余場，觀眾達10萬人次。除了演出，展覽會還舉辦了參觀人數近4萬的戲劇資料展覽，召開了為期16天的戲劇工作者大會。歐陽予倩和田漢的精誠合作，不僅凝聚了文藝界共識，更彰顯了抗戰時期戲劇的輝煌成就，為勝利的曙光積蓄了力量。1950年，歐陽予倩的愛女歐陽敬如與田漢的長子田海男締結連理，周恩來與鄧穎超親臨證婚。始于“誠”字的友誼，歷經時代洪流淬煉，終成百年藝苑最動人的金石交響。

二為“義”，鐵肩擔道破長夜

夏衍在為歐陽予倩的文集寫序時特別指出：“中國話劇有三位杰出的開山祖,這就是歐陽予倩、洪深和田漢。”歐陽予倩不僅和田漢相交甚密，與洪深亦有長達30年的友誼，二人相交突出一個“義”字。洪深是知名的戲劇編劇和導演，曾和歐陽予倩、田漢等人一同為“話劇”定名，還是電影劇作家，創作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劇本《申屠氏》，擔任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的編劇。此外，他還是知名的編輯家，編纂了《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編輯《光明》半月刊、《戲劇時代》以及《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周刊達108期，對戲劇的普及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洪深看到沈雁冰（茅盾）、鄭振鐸、歐陽予倩等13人成立的“民眾戲劇社”的《宣言》，其中寫道：“當看戲是消閑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戲院在現代社會中，確是占著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又是一塊正直無私的反射鏡。”這頓時引發洪深的高度共鳴，他給“民眾戲劇社”寫信，期待結識戲劇的同道者。可惜，“民眾戲劇社”只存在了9個月便宣告解散。1922年，洪深抱著要做“中國易卜生”的想法回到上海從事新劇工作。

歐陽予倩認識洪深后，知曉其為人與才華，便邀請他加入“上海戲劇協社”，一同開展新劇運動。洪深第一次為戲劇協社排戲，就選擇排演歐陽予倩的《潑婦》與胡適的《終身大事》。洪深這樣安排有自己的考量，因為這兩部劇都聚焦新青年的婚戀問題，且當時新劇演出多為男扮女裝，洪深認為這不符合戲劇發展規律。于是，他在《終身大事》里采用女演員扮演女角，在《潑婦》里用男演員扮演女角的方式排演。《終身大事》男女合演展現出自然狀態，更加凸顯《潑婦》一劇中男扮女裝帶來的滑稽感，盛行許久的新劇舞臺男扮女裝風氣在此次排演后便“壽終正寢”了。洪深以歐陽予倩編寫的《潑婦》為試驗品，這自然得到歐陽予倩的首肯。歐陽予倩還親自為演員化妝，體現出他對好友及戲劇事業的支持。

抗戰烽火中，洪深因時局動蕩陷入困境，曾試圖攜全家輕生未果。歐陽予倩聞訊連夜馳信寬慰，更聯絡田漢、柳亞子等文藝界同仁發起聯名贈詩，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傳遞精神力量。新中國成立后，兩位戲劇大家在京重逢，共同投身文化建設事業。1955年洪深病危之際，將年幼的女兒與畢生藏書鄭重托付于歐陽予倩、田漢，完成知識分子的精神傳承。這場超越生死的文化托付，成為20世紀中國文人道義精神的深刻見證。

三為“容”，虛懷若谷納百川

歐陽予倩性格儒雅，寬以待人，且樂于提攜后輩，這也是他能收獲諸多友誼的原因。歐陽予倩與曹禺的“《日出》刪減風波”亦能彰顯其雅量。曹禺年少成名，23歲時便創作出《雷雨》，海內外劇團爭先演出此劇，茅盾曾有“當年海上驚雷雨”的贊嘆。完成《雷雨》創作后，曹禺旋即投入《日出》的寫作。經過長時間積累，曹禺終于完成《日出》，這部心血之作再度在中國劇壇引發轟動。

歐陽予倩一直留意著這位文壇新人，他十分喜愛曹禺的劇本。1934年回到上海后，歐陽予倩共導演了四出戲，其中兩部便是曹禺的作品。歐陽予倩看到《日出》劇本后，欣喜不已，決定即刻將其搬上舞臺，成為首位排演《日出》的導演。出于對演出時間、主題解讀及演出效果的考量，歐陽予倩在為上海戲劇工作社排演《日出》時刪去了曹禺極為珍視的第三幕。曹禺認為，從主題和寫作技巧上來看，《日出》的第三幕是必要的，如果第二幕之后還停留在陳白露的客廳里，那劇本就無戲可寫了。曹禺在看完“刪減版”的《日出》后，一方面非常感激演員們的演出，但他同時也認為第三幕被刪去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曹禺在文章中寫道：“《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該有。”據飾演陳白露的演員鳳子回憶，歐陽予倩知道曹禺的想法后，感嘆道：“對作者真是有說不出的歉意，怎樣讓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歐陽予倩和曹禺都是劇作家，所以歐陽予倩對曹禺珍視作品之心是能夠感同身受的。

兩個月后，歐陽予倩為中國旅行劇團再度排演《日出》。此次因演員陣容齊整，得以在演出中呈現出歐陽予倩心中理想的戲劇形象，《日出》四幕劇均在舞臺完整上演。當時，曹禺每周末都從南京趕赴上海觀看演出，對歐陽予倩在中旅排演的《日出》極為滿意，與歐陽予倩之間的“隔閡”也隨之消除。1949年，歐陽予倩與曹禺齊聚中央戲劇學院，共同投身新中國高等戲劇教育事業。1988年，曹禺抱病參加歐陽予倩銅像在中戲的落成儀式，并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講，深切緬懷這位戲劇界的老前輩。這段令人難忘的友誼，不僅體現出曹禺對作品完整性的堅守，更讓我們感受到歐陽予倩仁慈寬厚的長者之風和對戲劇藝術的堅持。

四為“雅”，詩詞弦歌著新章

歐陽予倩出身瀏陽書香世家，常予人以德高望重的夫子印象，其與友人的交往亦多逸聞雅事。1917年，他在上海加入柳亞子主持的南社，由此開啟二人深厚友誼。1943年柳亞子于賀詩《賀歐陽予倩五十六歲初度兼戲劇活動三十六年紀念》中寫下“南社交情終古在，好持杯茗話炎涼”，追憶社中情誼；次年寓居桂林時，更對歐陽予倩主持的西南劇展贊嘆不已，以“戲劇精神為民主，競渡中流看左右”之句贊譽其藝術理念。雖歐陽予倩贈柳亞子詩作今已散佚，但1944年粵劇演員紅線女與馬師曾婚禮上，二人共題紅綢的慶賀詩得以留存。柳亞子揮毫“風流雄武平生意，從遺人間不寂寥”，歐陽予倩則戲謔“善歌西粵劉三妹，一對情人化石頭”，盡顯文人諧趣。1950年歐陽予倩編劇的新中國首部芭蕾舞劇《和平鴿》在京上演，柳亞子觀后盛贊，特賦《浣溪沙》贈毛澤東。毛澤東遂以同調和詞回應，成就文壇佳話。

歐陽予倩與后輩的交游亦別具風致，抗戰期間，他讀完端木蕻良的《紅拂傳》后，興奮不已，希望端木蕻良能創作更多的京劇劇本。某次造訪時，他預想到端木正伏案寫作，所以就寫了首絕句，從窗外遞進來。詩為：“春宵何處覓情郎，擁被挑燈春恨長。吟到擬云疑雨候，小生端合便敲窗。”歐陽予倩戲稱自己為“小生”，上款落“紅良小姐”以調侃對方，此等幽默令端木感嘆其毫無前輩架子，前輩威嚴化作春風，滋養后輩創作靈思。

正是因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熟稔，歐陽予倩在一生中改編了大量的“紅樓戲”，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補裘》《寶蟾送酒》《饅頭庵》等。他還創造性地以京劇、桂劇、話劇、電影等形式改編過《孔雀東南飛》《人面桃花》和《桃花扇》等文學作品，產生了極大影響。歐陽予倩在指導桂劇演員尹羲排演《人面桃花》時匠心獨運：要求將“去年今日此門中”四句念白分兩段處理，通過抑揚頓挫與情感遞進，從初見悸動演繹至肝腸寸斷，將文學意境轉化為舞臺張力，這無不體現其文學修養對戲劇實踐起到的積極作用。

五為“通”，跨界融通連中外

這里所說的“通”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通才之誼，歐陽予倩與眾多文人的交往常能打破專業藩籬。例如，他與魯迅因戲劇結緣，魯迅曾在日本觀看過歐陽予倩主演的《黑奴吁天錄》，此后魯迅也留意過歐陽予倩創作的小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內山書店的組織下，歐陽予倩與魯迅參加了文藝漫談會等活動，魯迅對戲劇的深刻見解令歐陽予倩折服。1936年魯迅逝世，歐陽予倩親率團隊拍攝喪儀影像，為后世留存珍貴記錄。

歐陽予倩與茅盾的交往始于共同創辦“民眾戲劇社”，編發專業戲劇刊物——《戲劇》月刊。1948年，茅盾與郭沫若、夏衍等人在香港發起為歐陽予倩六十壽辰暨戲劇生涯四十年慶賀的活動，會上茅盾曾評價“歐陽先生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現代中國戲劇運動史”。1949年，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長，歐陽予倩擔任文化部直屬的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二人工作聯系更為密切。1950年4月2日，中央戲劇學院成立大會上，茅盾代表文化部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賀詞，此時距離二人發起“民眾戲劇社”已近30年。1962年，歐陽予倩去世，茅盾擔任治喪委員會委員，并親筆寫下“春柳發軔，桃扇翻新，舞史草創，大匠頻開風氣；行圓志方，恭良儉讓，既紅且專，后生長仰楷模。予倩院長千古——沈雁冰敬挽”的挽聯，此挽聯正是歐陽予倩一生成就與為人的真實寫照。

歐陽予倩與老舍的交往也頗為深厚。歐陽予倩曾導演過老舍創作的劇本《國家至上》，深知老舍在語言方面的深厚功底。1953年，為在舞臺確立標準舞臺音的過程中，歐陽予倩曾多次拜訪老舍，雙方共同商定以北京音系為標準音的話劇臺詞發音。老舍還為歐陽予倩推薦了許多曲藝藝人到中戲任教，歐陽予倩也多次邀請老舍到中戲講學。

“通”的第二層要義是文化融通。20世紀初期，世界各國聯系不斷加強，文人交往不再局限于本國。歐陽予倩曾留學日本，又前往英、法、德等多個國家考察，與各國文藝界人士多有聯系。其中，他和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往令人印象深刻。1926年，谷崎潤一郎抵達上海后，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人曾多次為谷崎舉辦集會，讓他感受到了中國人的熱情。除夕夜，田漢與谷崎不請自來到歐陽予倩家中，歐陽一家熱情款待兩位客人。滿門詩書風雅的氛圍，令谷崎深感驚艷。歐陽予倩題詩“竹徑虛涼日影移，殘紅已化護花泥。鸚哥偶學啼鵑語，喚起釵鶯壓鬢低”贈送給谷崎。谷崎回國后，將歐陽一家人的詩詞發表在日本的雜志上，使其廣為流傳。與谷崎相交后，歐陽予倩很快將他的劇本《無名與愛染》改譯為《空與色》，而《潘金蓮》一劇中的唯美主義特點，也明顯能看出谷崎對歐陽予倩的影響。1956年，歐陽予倩率領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谷崎前去與老友相會，歐陽予倩極為感動，再次贈詩給谷崎。1962年9月，歐陽予倩去世，谷崎得知消息后泣不成聲，隨即寫下《回憶舊友歐陽予倩》一文，緬懷良友。這種以藝會友、以心傳心的交往范式，恰是文化融通的生動縮影。

從清末春柳社新戲的金聲玉振，到南國藝術運動的艱難探索；從抗戰的烽火硝煙，到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揚帆起航，歐陽予倩以藝術家的熱忱織就了一張文壇經緯網。他與諸多文學家的真摯情誼，并非僅僅是個體之間的惺惺相惜，更是一個時代文氣的匯聚。在時代的浪潮中，中國文化人以“誠”“義”為基石，以“容”為胸懷，以“雅”為氣質，以“通”為追求，澆筑著中華文脈復興的根基。他們的故事，就此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熠熠生輝的篇章，永遠激勵著后來之人。

（楊樂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葉卜瑋系中央戲劇學院中國現代戲劇館館員，本版照片由楊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