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我們被迫封閉在有限的空間里，生活似乎停滯了。除去上網課的時間，我都在大量的閱讀，也是在這個時候，我讀完了奧利維婭·萊恩的《沿河行》。萊恩在遭受感情創傷后，沿著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自沉的烏斯河徒步42英里，從源頭到入海口，并在行走中回顧了13世紀的貴族戰爭、19世紀的恐龍化石造假事件、肯尼斯·格雷厄姆創作《柳林風聲》所面臨的困境以及伍爾夫在烏斯河邊的掙扎等歷史切片，通過一條河流的局部敘事，串聯起了那些“邊緣的、被遺忘的”細節，以此來尋找一種與河流、與大地對話的可能。正如她在文中寫下的：“一條河流不僅流過空間，也會穿越時間。河流是縱向延伸的曲線，而歷史則是點綴在河流每個節點上的坐標點。每一個坐標點都是過去某個時間點上的人物和故事，時間流走，河流和泥沙洗刷和覆蓋了一切。”在對河流的“不確定性”（河流是“變幻不定、銀光閃爍的世界”）與“確定性”（河流堅定不移地奔涌“教會人類如何面對流逝”）的叩問中，萊恩試圖為身處現代性焦慮的我們找到一種對抗時間的方式：在行走中抵抗虛無，在破碎中重建完整，以河流般的韌性面對生命中的不確定性。

讀完《沿河行》的第二天，我沿著牛欄江獨自走了很久，從下河到中河再到上河，走完了牛欄江流經“小江”（故鄉的一個村莊名）的局部。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審視一條河流：河畔垂柳枝干上密密麻麻的絨毛，架在河流上顫顫巍巍、垂垂老矣的吊橋、流水中支離破碎的枯葉以及河畔長滿黃色野花的墳墓。走完牛欄江流經“小江”的局部，我只用了10個小時，可就是那么有限的一個局部，卻收藏了奶奶、母親和我的生命軌跡，我們三代人都沒能走出它的流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河流的流動性與永恒性，并由此寫下了另一篇散文《鄉野之上》。

2023年5月，我沿著紅河，從海拔2000米的南高原驅車至“世界的底部”——河口，在歷經痛苦的耳鳴后，我抵達了這個海拔還不到70米的低處。當我沿著南溪河、紅河行走時，看到的不是流水本身，而是河畔用獨特的語調販賣香煙和紀念幣的越南阿姨、試圖用人民幣獲取越南媳婦的溫州小伙、滿山坡的茴香砂仁和青芒果、沿河畔兩岸蔓延的燈火及燈火中越南和中國兩個國度的不同日常。我在南溪河的河岸寫下：“風從越南吹來，帶著/隔岸的欣喜與狂歡/我們謂之生命中絕無僅有的‘孤本’/再舉杯/時間枯死在體內/所有的活動徹底隱于瞬間”，這是我第二次看到了河流的流動性與永恒性。同年8月，我沿著龍川江—瑞麗江，呈U字型在祖國最末端的邊陲小城徘徊，過保山的騰沖、龍陵、潞西至德宏的隴川、芒市、瑞麗，在龍川江—瑞麗江的指引下，我一路走到了流水的歸處：芒艾村弄丙段公路的左側，高高的鐵柵欄外，瑞麗江流向緬甸，與恩梅開江匯合后以“伊洛瓦底江”的名義繼續奔赴安達曼海，最終在印度洋的孟加拉灣搭建起高黎貢山深藏于海底的隱秘支脈。返程時，我沿著畹町河至隴川境內，又沿著大盈江過德宏的盈江、梁河至保山騰沖。這次始終沒有離開過河流的旅程便是散文《河流之外》的出處。

云南是眾多河流的局部構成的一個整體性空間，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元江（紅河）、南盤江和伊洛瓦底江（獨龍江），這六大水系將高原、山地、盆地、峽谷等不同地貌單元連接在一起，構成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具體的場景，更是一種隱喻，關于時間、關于文明、關于某種具有流向性的東西。河流流經地域，河流之外，是“眾多民族所創造的各自獨立又極其兼容的古老文明”。就像我散文中所寫的那樣：王小波的知青歲月、滇緬公路的血色歷史、遮放的攀枝花和稻田、古老茶農理解世界的方式，這每個局部的細節和歷史的切片，又共同構成了我對這些河流的理解，或者說構成了我對“滇西”這個方位的理解。

時間在消失，個體的生命如此短暫，而河流亙古長流，在世界鋪開的地方堅定不移地開拔，這種奔流不息的瞬間，卻會帶給我們一種永恒的撫慰。所有流淌的空間和時間，所有途經河流的萬物，所有被現代性規訓的過往，都在奔流中永存。從這個層面來說，是河流給予了我們認識世界、理解世界、想象世界的方式，就像格雷厄姆所言：“河流會娓娓而談世間最好聽的故事。”我所要做的，無非是通過我的文字給讀者一種在場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