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樂其，一九九九年生，上海人。十八歲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學習，獲哲學學士學位，后在悉尼大學取得職業法律博士學位。曾入選二〇二四年“真金·青年文學新秀選拔”五強。

沉睡的與清醒的（節選）

張樂其

“別看手機了，要不問問醫生吧。”妻子站到允文身邊說。

允文低頭坐著，拇指機械性地滑個不停，沒有抬頭，說：“付醫生早下班了。”

“有值班的醫生。”

“大半夜的，人家在睡。”

“那就讓護士把醫生叫起來。”

允文把手機蓋到大腿上，頭一仰，后腦勺靠到了墻。

“別碰，這墻多臟啊。”妻子邊說，邊把允文的頭掰直。

妻子說：“這可是你媽呀。”

護士來了，換了點滴，對著監護器，在板子上抄錄了一會兒，說：“狀況雖然不好，但也沒有大的變化。叫不叫醫生都行，你們決定吧。”

允文對妻子說：“真的有事，醫生會來的。”

一側，病床上老人的幾塊關節凸得把病號服支了起來，只有腹部的布料緊貼著滾圓的肚子。她一直在哀號，沒有顯出疲態。半個晚上過去，哀號聲把整層樓的墻壁都漿得濕潤潤的。

允文想，還是昨晚安生一些。老人昨夜借著窗簾邊漏進來的月光，看了一晚上的左手手掌。妻子說：“在看電影一樣，手掌上像是有聲有色的。”允文不太開心，病床上的老人，從來不喜歡也不懂什么電影。他把滴在手指上的一點尿液洗干凈，手冷得發緊。既然是親生骨肉，他的掌紋某種意義上是母親掌紋的續章，但除卻許多不知何時裂出的細紋，允文什么也沒看到。

“都兩天兩夜了，你回去吧，好好休息一會兒。”允文站在窗邊，醫院停車場里的車成了醫院景觀的一部分。他繼續說道，“早上正好送博博去上學，老拜托你姐姐也不好。”

“我姐不會不樂意的，她喜歡博博。況且現在的情況，誰都能理解。”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回去休息一下的話，我們就能自己送了。”

妻子把手搭在允文肩上，說：“這種時候，我還是陪著你比較好。”

允文兀自在窗邊伸展開身體，說：“不是今晚，我比醫生清楚。真的有什么，我會打電話給你的。”隨后回身，提起椅子上的手提包遞給妻子，說，“回去之后好好洗個澡，睡一會兒。我還一點都不想睡。”

允文坐下了，面前是尚未疲倦的母親，一旁是沉默的釣友。母親和釣友中間放著一個探照燈，射出的燈光把黑漆漆的河面擦出一個橢圓形的光斑。

允文和釣友沒什么特別的目的。沒有精心打窩，反正是路亞釣，往河里甩兩把竿子，支著，余下的事情留到竿子動了再思考。這是允文現在第一件能想起來的事情，也是他現在最想去品味的事情。夜間野釣的第一個好處便在于，再狹小擁擠的河面，一旦蒙上了夜的遮羞布，都會變得深不可測，釣上來什么都是可能的。釣友曾說過，他在一個群里看人釣到過佛雕。允文覺得這沒什么了不起的，閉上眼睛，把手輕輕地扶在竿子上，沉思過一會兒，再睜開眼睛，讓漫天麻疹似的星星生長片刻，他甚至覺得自己可能釣上來一個飛碟。竿子在手上，線垂進河水里，在黑漆漆的分不清上下的地方，猛然拽出一個飛碟。

當然能釣上來魚最好，男人就是這樣，自古以來男人負責狩獵，能釣上獵物，就代表了他小山洞里的原始人家庭可以多存活幾天。所以即使在現代，不管釣上來的魚能否吃得上，男人也總是由衷地開心，所以女人鮮少對釣竿著魔，所以喜歡釣魚的都是基因里就顧家的男人。

那天晚上，兩個顧家的好男人沉默了大半夜。兩人先后有了孩子，釣魚的時間少了。先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一些近況，再是談及一兩年前的球賽，然后發現對球賽細節的記憶無法達成一致，允文正是在那時覺得礦泉水可能少帶了兩瓶。在釣魚的時候，不聊牙牙學語的小孩是基本的禮節。

而野釣對允文而言更重要的好處，是在沒事干的時候可以有什么東西釣著他，讓他不會起看電影的念頭。不拍電影之后，他盡量不再看電影，即使看，也是陪妻子孩子去影院看些科幻片或是喜劇片之類的商業類型片，這對他構不成威脅。

在二人的沉默中，一只巨大的外科醫生的手跨到水面亮斑的上方，它戴著藍色橡膠手套，把手術刀插進河面，不發出一絲聲響地、不停歇地劃開一道S形的傷口。手術刀在前方游弋，后頭的傷口在平整地閉合，在二者之間的，是一條細長的蛇，頭、身、尾巴都在向不同的方向擺動。黑白環紋，背部三角形隆起，尾部的環紋間隔忽然收短，標標準準的銀環蛇，沒有別的可能。釣友說，中國頭號毒蛇，我們回到車上，開到最近可能有血清的醫院得兩三個小時，也就是說它的一滴毒液，差不多能讓我們倆到西天釣魚去。允文看著那條蛇，黑白分明得毫無余地，他就明白了，同它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蛇越來越近，沒有加速也沒有減速，更沒有絲毫聲音。允文首次感受到，死亡就是這樣的一把手術刀，不疾不徐，連水都無從抵抗。

醫生踩著拖鞋拉開門進來了，他披了件大褂，里面穿著睡衣。他管護士借了聽診器，聽了半天，手腳略顯局促笨拙，在老人哀號的間隙聽著。是個年輕的醫生。妻子側頭到允文耳邊，臂彎里的挎包滑到手腕上。“他是付醫生的學生，實習醫生，問診的時候見過。如果是付醫生就好了。”

實習醫生把聽診器取下，捏在手里，說：“總體比較平穩，血氧比較低。付醫生怎么說的？”

妻子說：“情況不好。”

允文補充說：“是的，說可能是隨時了。昨晚說的。”

年輕醫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說：“情況確實差不多是這樣。如果是付醫生說的，那就不會有錯。但依我看，現在還沒到最危急的時候。”

他把聽診器還到護士手里，吩咐了些什么。或許是讓護士多關照，或許是讓護士不要再叫醒他，除非到了“最危急的時候”。

允文說：“事情就是這樣，你留在這兒也幫不到什么，我至少比他清楚，我覺得不會是今晚。”

允文看著妻子駛出停車場，還有十五分鐘就會到家。妻子回家以后多半會給他打電話。博博還在床上睡覺，不知道媽媽半夜回來了。

允文坐回椅子上。釣友說，就這樣，你別動，不動它看不到你，就走了。蛇把頭靠近了探照燈，允文終于看清楚了，小小的圓頭，離他腳不到二十厘米，像是一塊小小的黑色寶石。他從未見過如此密不透風的黑色，正是死亡那樣流光溢彩的黑。

釣友說：“終于走了。唉，現在想想，一口咬死我算了，不用去聽她一遍遍給我算首付了。”

允文沒有回答，他并不喜歡這個朋友。只是沒辦法一個人野釣。此刻，他什么有關死亡的深刻感悟都想不出，即使方才死亡如此具象化。左或者右，他都束手無策。但他相信曾經的自己一定能想出什么。

“你是誰啊？”老人開口了。

“允文，你兒子。”

“允武？”

“允文。”

“允武是我兒子。”

“允武是你的兒子，允文也是你兒子。”

“我知道，允武是兒子。”

“允武在美國，好久沒回來了。”

老人說話很慢，漏風似的漏出一個個字。允文有時候聽到一半，就忘了她一開始在說什么。

“美國？好的，好的。告訴他不要急著回來，過年空出幾天就好。”

“過年他也不回來。”

老人好像想要猛烈地咳嗽，雙腳一起顫抖著用力，卻連咳嗽的聲音都難以發出。

“這么忙啊。那你是誰？”

“我是允文。”

“允武叫你來的？”

“對，允武叫我來的。”

老人點點頭，躺踏實后，不再說話了。這時候付醫生進來，把檢查報告遞給允文，說：“腦轉移了，即使是很樂觀地說，約莫一個月的時間。”

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允文不知道倒數到了什么地步。允武說：“到時候會回來的。”至少現在看起來還不是時候。

允文看著老人一個月沒進食依舊圓圓隆起的肚子，想起當年妻子懷孕的時候。他曾經和很多女人臥在一起過。先是在半夜無人的公園里聊存在主義，聊拉康，聊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和小說，再把一些書本邊角注釋里沒人記得的話恰到好處地說出來，聲音在夜風里鏗鏘作響。從床上起來后，再一起去看一扇扇終于沉睡的窗戶，聊一聊卡爾維諾和愛倫·坡、應縣木塔和圣彼得大教堂，再到透納的海和德彪西旋律中柔美的光影。他認為那不是情愛，而是崇拜。那時候他沒日沒夜地坐在監視器后頭，作為一名自認為新銳的導演，和攝影爭論，和編劇爭論，和父母爭論，和這個尚未認識到自己才華的世界中的一切爭論。直到一個女人懷孕，成了他的妻子，成了喋喋不休計算生活開支的復讀機，成了他世界的終結點——博博，一個連自己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寫的小東西——的母親。

他現在極少回想這些事了，極少能想起來了。以至于現在想到，他寧愿把這些事情都忘了。他寧愿去釣一晚上的飛碟。

妻子果然打來電話，說：“我到家了，博博在睡覺。你也別太累著，有什么事第一時間打給我。”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他看到老人的手在微微顫抖，像在發送莫爾斯電碼。可惜他不懂這些。他大學的時候拍了一系列的照片，都是關于玻璃上的手印的，往玻璃上哈氣，貼上右手，再哈氣，抽開手的瞬間趕緊摁下快門。都是他一個人的右手。在學生攝影展上，他對別的學生說，水霧消散得很快，會迅速收縮，直到手印的里外融化在一起。西班牙那個最早的壁畫下，就有一個手印，五指張開的、暗淡的手印，作為作畫者曾經存在過的證明。那天在死亡從腳邊游走之后，他對釣友說了這件事，釣友說：“聽起來你在大學里也是個輕浮的浪蕩公子哥啊，現在倒是成熟穩重多了。”

允文不知道怎么樣算是成熟穩重，什么叫“倒是”。他只是沉默了許多，不再像以前一樣有許多許多想要說的了。此外，為了博博，都戒了煙。他知道每次野釣完，妻子會偷偷聞他衣服的袖子和領口。

床上的老人不再哀號，看樣子是睡著了，呼吸一口一口地疊著彼此，推著拉著。妻子又打來電話，說：“我剛洗好澡，我想，要不我睡一小會兒，三四點的時候換你回家吧。洗個熱水澡，真的，會感覺好很多。”

“不用，我現在也不累，也不困。”

“我覺得你還是洗個澡比較好。”

“不用。我自己清楚。”

“可是你也兩天沒合眼了，休息一小下吧，我之后到醫院換你的班。”

“我的身體我清楚，現在還用不著。”

“可是你兩天沒睡了呀。”

允文確實兩天沒睡了。他讓妻子好好休息，不要再說了。他現在很想把屁股底下的小圓凳砸到窗戶上，把窗玻璃砸成一地干干凈凈的碎碴子，讓妻子看看他現在有多清醒。要是等下妻子來醫院了，他就要這樣做。

——到第三天沒睡的時候，整個劇組已經混濁了，就像是三天沒洗的水杯。說是劇組，其實是由朋友、同學和愛慕者組成的電影拍攝同好會。他們在拍兩個逃學的少年于逃學路上遇到一個瘋癲的拾荒老人的故事。老人先是鼓勵他們，再是說他們讀的書百無一用，最后像是在罵他們，卻又像是在罵許多東西。老人離開的時候，轉身走進遠處的小樹林里，樹林里忽然吹出一陣陣風，掠過兩個少年的頭頂，吹到老人口中腐敗到無藥可救的城鎮上，把那些糾纏著的分不清的東西暫時分開一剎那。他們器材只租了四天，現在正在等那陣風，等那陣風從遠到近地把草一點點捋平，把樹影搖晃出震動的光斑，最后高高地掀起兩位少年的頭發。

攝影說，不會有風了，到明天都不會有了。允文說，會的，我能感覺到。錄音說，天很悶，明天可能還要下雨。允文說，不會的，就算要下雨，也會先起風。這是他作為導演的直覺。攝影說，可以問工程系的借個鼓風機。他說，不用，風很快就到。

允文那時候覺得，他和青年塔可夫斯基之間，只是差了這樣一陣恰到好處的風而已。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