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理論評論的文風問題，我的腦子里立刻蹦出兩位歐洲哲學家的名字：德國的阿多諾、法國的薩特。為什么是他倆？因為他們不僅自己文風獨特，而且還對文風問題多有思考。

阿多諾是有意把文章寫成論筆、又把論筆寫得異常難讀難懂的高手。他寫過《論筆即形式》，此文如同宣言書，力論哲學論筆化、論筆哲學化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要想寫好論筆，一定不能像笛卡兒強調的那樣，先從簡單起步，后再復雜運筆，而是要從最復雜的東西開始，“像事物本身那樣去復雜地思考問題”，把“‘可理解性’的陳詞濫調”拋到九霄云外。

他自然是說到做到，不放空炮。于是他把論筆寫成了天書，寫到讓人讀之膽寒、譯之肝顫的地步，寫到連他的哲學同事馬爾庫塞都說：“阿多諾的許多段落連我都讀不懂。”為什么他要如此操作？因為他深刻意識到，資本主義進入“晚期”，連語言都被文化工業“全面管理”，變成了標準的大眾文化。為了與之抗衡，阿多諾只好放大招，下猛藥，以毒攻毒，把論筆寫難，難得如同走蜀道、上刀山。用他的另一位同事洛文塔爾的話說，他這么做，是“對語言消費主義的機智拒絕”。

然而，就在阿多諾如此鼓吹之時，薩特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什么是文學？》中大談“通俗化”的好處，強調占領“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他還反復告誡他的同道，必須放下身段，“必須學會用形象來說話，學會用這些新的語言表達我們書中的思想”。

或曰，何謂“書中思想”？他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或許就是范本。此書風靡一時，洛陽紙貴，甚至家庭主婦也把它請回家來，想一睹真容。但打開瞧，發現艱深晦澀，根本讀不懂，只好把它放在廚房當秤砣（此書正好一公斤重），也算是物盡其用。

那么，何謂“新的語言”？應該是指報章語言，它清晰明白、通俗易懂，適合普通百姓閱聽。說得具體些，“新的語言”就是換成演講體，把《存在與虛無》表述為薄薄一冊《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語言。這樣一來，在文風和表達上，薩特也就不僅大聲疾呼，而且身體力行，把自己的寫作理念落實成了一種實際行動。

既然兩位哲學家各講其理、各行其道，我們究竟應該是向阿多諾學習，還是向薩特同志看齊？竊以為不能一概而論，要既考慮寫作語境，更琢磨讀者對象。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如果是面向普羅大眾，那么不妨通俗一些，平易一些，爭取做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如果是面對專業讀者，把文章寫得難于上青天也未嘗不可。但你要學阿多諾，一定要保證自己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否則，很可能就畫虎不成反類犬。

走筆至此，我想起前些年我與華東師大朱國華教授的一次私下交流。關于文章寫法，我起初癡迷朱光潛的深入淺出，后來讀薩特，見他也在那里鼓吹通俗易懂，便覺得寫文章，無論是高頭講章論文體，還是千字文、豆腐塊，“行文簡淺顯”都是硬道理。

但國華教授則認為，既然我們是搞理論的，就要體現出理論人的專業特色。具體言之，我們著書立說，理應寫得難一些，深一些，高不可攀一些，這樣就設置了門檻，想來文藝學混學位者就得自己掂量一番，琢磨一下自己是不是那塊料。驗之于他寫的《權力的文化邏輯：布迪厄的社會學詩學》，厚度和深度都直追《存在與虛無》，可能會嚇退許多人。當年我讀此書，甚至都覺得他是在學布迪厄，因為后者是一位華麗的文體家，寫出的句子冗長而復雜，會讓讀者感覺頭很大，沒文化。而朱國華則為布氏開脫道：“布迪厄的這種修辭策略是自覺的。因為他認為，復雜的東西只能用復雜的方式來表達，而現實就是復雜的，而且是具有結構性的、等級秩序的，你要表達它，就必須采用這樣的句式。”布迪厄如此行文，朱國華又如此辯護，我就覺得一切又回到了阿多諾的思路中。這就是說，確實有一種文風，不以“簡淺顯”為鵠的，它追求的是“推理高大上，行文繁深難”。

但即便如此，我覺得在理論文章的寫作中，把阿多諾的所思所想和薩特的所作所為糅到一起，或許不失為一種有益的選擇。就是說，在思考層面，我們需要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這樣才能想深想透，才不至于人云亦云。但在表達層面，我倒是覺得，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把高深的理論淺易化，把枯燥的論述趣味化，很有必要，因為這更符合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的基本原理。這就意味著，“深入深出”對于阿多諾、布迪厄這樣的理論大家來說，是有意為之，也是一種話語策略，但是對于諸多理論新兵來說，要么可能是他在犯懶，要么就是他還沒有練就“深入淺出”的本領。

記得以前我經常跟我的學生念叨：文章寫到最后，或許就只剩下兩樣東西：其一是思想，其二是表達。這個觀點我至今未變，但需要把它具體化。也因此，我現在更想說的是，搞理論的人，應該像阿多諾那樣思想，像薩特那樣表達，或許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