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繼續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瀾、陳薩日娜、孫孟媛、劉康、周于旸、陳小手、路魆、夏立楠、莊凌、馬林霄蘿、丁甲，敬請關注。

周于旸，1996年生，江蘇蘇州人，已出版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招搖過海》。有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十月》《北京文學》《小說界》等刊物，入選收獲文學榜、城市文學排行榜，曾獲“鐘山之星”文學獎，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入圍第五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

作為江蘇作家，周于旸的小說鮮少描摹江南的煙雨樓臺，他似乎有意繞開人們熟悉的“詩意江南”，而把筆觸聚焦于工業小鎮、都市邊緣等場域，作品弱化地域標識，充斥著科幻、物理、工業等“硬核”元素，更強調抽象空間和奇幻色彩。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我覺得許多地方越來越相近，城市自身開始‘去地域化’了。另一方面，留給我們的表達內容很多，不僅限于地域上。以前的作家能很清楚地認識到土地與人的關系，現在的作者也許對土地的感覺有所喪失，但在另一些方面變得敏銳，我們正在從現實走向虛擬。”周于旸在接受中國作家網記者采訪時說到。

早年與故鄉的疏離、城市化對地域的消磨、代際寫作的差異，讓他更習慣將現實拆解，再以想象力重新拼接。就像《招搖過海》中那片虛構的海，沒有什么人物原型，主人公曾傳裕是完全虛構出來的漁民，無根無緣，他的激情與夢想、微笑與眼淚、回望與出走又何嘗不是一則懸浮于現實之上的生存寓言。

如果說老一輩作家攥著泥土寫作，青年作家周于旸則拿起了焊接槍，在經驗的世界里另辟蹊徑，重新“焊接”出新的故事形態，那些被標準化敘述遮蔽或忽略的角落，或許才是他眼中更為鮮活的“地域”。

逃離也許是唯一的路徑

中國作家網：你的兩部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和《招搖過海》反復探討“逃離”主題，這凝聚著你對個人經歷或現代社會的哪些觀察和思考？

周于旸：我經常在寫到一半的時候就想起這些問題，它們常常打斷我的寫作。如果把寫作的過程比喻成烹飪，我或許不算一個合格的廚師，我關心食材和烹飪技巧，也在意火候和佐料，但我很少考慮味道。或者說，任何的烹飪方式都會造就一種味道，只要過程不出錯，一般不會做出太差的作品。種上兩排樹，道路自然就會形成。我相信它們藏在某個部分里，成為一條模糊的軌跡，起到某種限制的作用，像攀巖時的繩索，防止自己摔到場外，我很難精確地談論它們。唯一確定的是，我筆下的人物經常會遇到困難，無法解決，逃離也許是唯一的路徑。

中國作家網：你曾在一次專訪中談到“‘逃離’是一個很難逃離的主題”，在你看來，這種矛盾性是否反映了你對“自由”與“困境”關系的辯證思考？在你看來，當我們在談論“逃離”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

周于旸：之所以是一個很難逃離的主題，是因為它不僅限于物理意義上的逃離，也有對于某種環境或狀態的逃離，例如職場、家庭或婚姻之類。逃離是一種移動方式，帶著某種情緒跑到局外，也許能讓一些問題變得清晰起來。在文本中，人物需要移動，我覺得逃離是一種文學性較為豐沛的移動方式，因此寫了很多關于逃離的故事。

中國作家網：在你的小說中，人物的種種“逃離”終究指向了命運，或者說，人物與命運在進行著某種博弈。不管是小說《招搖過海》中的曾傳裕，還是《鸚鵡螺紋》中的王悲喜，人物在“逃離”某種“困境”后，似乎都走向了一種自我和解或必然的失敗？你如何看待“逃離”與“命運反抗”之間的關系？

周于旸：我覺得逃離本身不一定解決問題，也不夠成反抗姿態，它是無奈的選擇，是一種消極的對抗，它往往離失敗更近，無法讓人走出困境。我覺得命運是一個更宏大的概念，它包含了逃離，也包含了反抗。我在寫小說時是一個堅定的宿命論者，時時刻刻當上帝，給人物纏上看不見的繩線，如果人物能夠反抗命運，那也是命運造就的。

文學內部有它自己的運行邏輯

中國作家網：在你的小說創作中，有些情節設計極其離奇，比如《退化論》中人類重返動物園的“退化”路徑，《招搖過海》中舅舅拾到漂流瓶中的藏寶圖后離奇消失，《穿過一片玉米地》中羅曼諾夫6歲時看到從宇宙飛船中走出的那個外星人竟然是多年后的同事法捷耶夫。這些情節看似離奇，但仔細一想，又覺得“原來如此”“本該如此”，特別可信。能否談談如何將荒誕邏輯轉化為可信文本？

周于旸：有些現實中不符合邏輯的事情，到了文學的場域里會變得合理，我覺得文學內部有它自己的運行邏輯，它能通過技巧的方式實現，例如，對于氣味的描寫往往比視覺來得更有真實性。除此之外，如果小說構思足以打動讀者，哪怕是十分荒誕的情節，讀者也首先會覺得有趣，而不是懷疑。有趣很重要，它像一種契約一樣的東西，好的作品應當讓讀者注重表達，而非僅關注邏輯，這是我作為一個讀者的體驗，在創作中，我也希望達到這樣的效果。

中國作家網：特別有意思的是，人物與命運的博弈似乎都需要一個“中間物”，《招搖過海》中舅舅的漂流瓶、《命里有時》中鄭廣延的手表、《鸚鵡螺紋》中王悲喜的永動機、《穿過一片玉米地》中羅曼諾夫的宇宙飛船等，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這一設計？有什么特別用意？

周于旸：它是一種敘事道具，一個人物的情緒會外化成這樣的東西。我會在寫小說時挑選這樣的道具，需要一點文學性，符合人物形象，可以讓我的敘事集中在一個點上。我認為小說需要設計，需要規劃，永動機和手表都是在轉動的物體，如何把它們塑造成一個活物是一個問題。當它們停止轉動的時候，也暗示著人物的某種命運。

中國作家網：在另一篇小說《退化論》中，你敘述了人類重返動物園自愿退化為動物的荒誕過程，小說人物最終長出羽毛和翅膀，飛離大地，發現“人世間是更大的玻璃罩子”，“退化”的結局是無路可退。“退化”既是一種反向的敘事策略，似乎更是一個對現代生存寓言的巨大隱喻？

周于旸：《退化論》講的是一個不想上班的故事，我很早就有這種愿望，現在越來越普遍。我短暫地做過一份工作，很快辭職了。在很早之前，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作家，原因之一就是不想上班。時代是裹著人一塊前進的，像一列高鐵，沒有什么跳車的機會，它不考慮乘客的意見，只是自顧自地前進。在這種速度的裹挾下，越來越多的人害怕掉隊，害怕被拋棄，拼命地去適應這種速度。退化是一種跳車姿態，許多人不習慣這樣高速前進的狀態，而是希望停留在某一個舒適的位置，于是生發出一些異化的行為，其中之一便是不想上班。

中國作家網：從小說命名來看，《鸚鵡螺紋》來源于小說中的王悲喜發明的永動機上的“鸚鵡螺紋”，《穿過一片玉米地》來源于小說中羅曼諾夫去看宇宙飛船穿過的那片玉米地。小說題目是創作之初就確定的，還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浮現的？在你看來，小說題目與整個文本存在怎樣的關系？

周于旸：寫之前會有一個題目，寫完以后也許會有一個新題目，甚至也能為了一個題目而去寫一篇小說。我離題的時刻比較多，且熱衷于離題，因為離題意味著發生了更好玩的事。小說題目通常會變更多次，糾結是寫作的常態。小說題目需要能夠錨定一個文本，就像是掛畫的那一顆釘子，我總是會花許多時間去尋找這一顆釘子。

我們正在從現實走向虛擬

中國作家網：《招搖過海》甚至有一些奇幻色彩，這個故事的靈感是否與你對海洋文化或家族記憶的思考相關？例如舅舅曾傳裕這個角色是否有現實原型？如何平衡幻想與現實的批判性？

周于旸：這個小說是完全虛構出來的，雖然是一個較為現實的故事，實際上很考驗想象力，原因就在于沒有什么人物原型。我確定要寫一個關于大海的故事，大海會孕育一個漁民，于是我決定去寫一個漁民，幻想大海賦予他的性格和形象，漁民自然又要和魚發生故事，與船、島嶼和陸地發生故事，需要進一步的設計。諸如此類，這是我一步步構思它的過程，把它攤開在紙上，不免有些生硬無聊。而又因為是虛構的成分較多，所以背后的文學表達又顯得可疑。在寫作過程中，我會把自己當成一臺機器，過往所有的經驗和想法，關于審美的表達傾向，都是構成這臺機器的零件，它制作出什么樣的東西，也許可以看作是投喂的結果。每一句話都有內部對應的想法或經驗，我很難整理清楚。

中國作家網：你將科幻元素融入嚴肅文學，如《穿過一片玉米地》中的宇宙飛船、《鸚鵡螺紋》中的永動機、《宇宙中心原住民》中的電子波浪紋檢測。如何看待科幻元素與嚴肅文學的結合？科幻元素的加入對探索人性和哲學命題具有怎樣的優勢？

周于旸：我覺得文學從來不是世界的主角，物理和哲學可能站在更中心的位置。就像現在的AI工具威脅到作家的寫作，但發明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文學創作，只是恰巧能完成這樣的工作。文學作品需要反映某種現實，所以它經常滯后于時代，除非增加一些想象力，這是嚴肅科幻的優勢。身處這樣的時代，寫作者更需要想象力。

中國作家網：你多次提及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的影響，但當下青年一代的閱讀更加碎片化、跨媒介化。在短視頻與AI寫作的沖擊下，你覺得如何重建經典文學的當代性？

周于旸：我覺得會有一個回歸過程，在短視頻與AI沖擊過后，人類進入腦腐階段，精神貧瘠，過了這么一段時間，他們會重新拿起書本，回歸到一種原始的精神生活下，意識到那些才是珍貴的東西，它們依然生命力頑強。

中國作家網：在DeepSeek等技術浪潮沖擊下，你認為文學的獨特性是什么？寫作的意義是什么？

周于旸：在這些技術沖擊下，文學和科學的差別反而在變得具體，比如說，AI是否有無法創作的題材或無法表達的文學內容？這部分東西背后也許藏著文學的獨特性，可能是某種情緒情感，或是一種精神狀態。寫作最大的意義或許是對于寫作者自己的，它給逝去的時間留下一個交代，勞動成果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起碼沒有白干，要是還有人觀賞，那是寫作者的幸運。寫作是為了尋找一種積極的痛苦，也許感受到痛苦才有意義，好比針要扎進血管，藥物才能發揮作用，疼那一下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說，寫作的意義在于，可以通過寫作不斷地追問，寫作有什么意義。

中國作家網：作為95后作家，如何面對“青年作家”等代際標簽？這些標簽是否會影響你的寫作？

周于旸：青年作家很快就會變老了，人無法打理自己的標簽，但膠水有保質期，它會自己慢慢掉落，可能又被貼上新的標簽，只要是合理的標簽，我認為不會帶來什么影響，有時也許還會帶來一些寫作的斗志，因為你想撕掉它，你就要用新的作品與它抗爭。

中國作家網：有沒有特別清晰的文學觀？是否想過建立一個怎樣的文學世界？

周于旸：我習慣在現實與文學之間的曖昧地帶寫作，寫一些超脫于現實邏輯，卻又符合小說邏輯的故事。小說是虛構的藝術，虛構的權力行使得愈是徹底，寫起來就愈是暢快，假如我是荒島上的原始人，造出一輛汽車遠比雕刻出一尊石像更讓我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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